数字游民:追求工作和休闲的全面自由

数字游民群体主要由年轻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从事线上工作并将旅行融入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居住和工作地点的限制,工作、休闲和旅行之间的界限也随之变得模糊。本文旨在界定“数字游民”这一概念,探讨该群体选择数字游牧的动机,以及如何将这些动机付诸实践。数字游民追求一种以全面自由为特征的整体性生活方式,力图实现职业自由、空间自由和个人自由。在理想状态下,他们将工作看作是一种源自内部动机的活动,它并不比休闲低等,更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不得不履行的责任。同时,尽管休闲(包括旅行)是这种生活方式给人以积极体验的重要来源,它也带来了不少挑战,因此本质上还是一种不同形态的工作。

自由陷阱:数字游民和管理“工作—休闲”边界的纪律实践

大多数数字游民追求一种普遍的自由、自主和自决,想象着“超移动自由”以及工作和休闲融合的生活方式与未来。不过本文发现,在实践中,数字游民的工作和生活需要高度的纪律约束,包括外部纪律和自我纪律。一方面,数字游民需要比其他依赖特定地点的劳动者更加自律,甚至要比以往的自我更加自律。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把自我纪律实践与外部规定的纪律相结合,后者由工作空间、基础设施、设备、时间规则、应用程序和流程规定和产生。由此可见,数字游民追求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依靠高效的时间利用建立起来的特定类型的自由,即一种“有纪律的自由”。如果他们想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或者在日常生活中体验自我决定的控制和自由感,那就必须接受各种形式的纪律。数字游民可能最初试图实现一种主观的自由形式,成功地将工作、休闲和旅行融合在一起,但最后这种自由还是必须受到纪律的控制。

数字游民:自由、责任与新自由主义秩序

数字游民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运用便携式计算技术和广泛的互联网接入,能在任何地方远程工作,并利用这种自由来探索世界。本文使用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概述了这一最新现象,将其置于生活方式流动性和个体化理论的视角中,通过关注个体化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责任和承诺,丰富了现有的研究。在研究参与者的解释中,脱离定居主义的生活使他们能够表达一种自由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中,极简主义、不确定性和风险取代了物质积累、稳定性和舒适性。不过,这种精神在哪些结构性约束中运作,也是必须予以关注的。本文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将数字游民的社会文化想象——流动性/非流动性,与他们为维持流动性所采取的特定经济策略(包括地理套利和网络资本商品化)进行对比;另一方面,它提供了新的民族志证据,阐明数字游民的自我实现计划如何与企业家精神的意识形态相吻合,使他们得以成为“特权一族”,畅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不平等中。由此可见,数字游牧主义是一种适应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而非是对既有制度的挑战。

在持续全球流动的背景下概念化“元工作”——以数字游牧主义为例

“元工作”(使工作得以进行的工作)是职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定性的方法分析在线内容,探索数字游牧主义背后的元工作,是一种由休闲驱动的生活方式,逻辑前提是“随处办公”。数字游民元工作的四个主要方面即资源调动、协调、转换和迁移,能够展示元工作活动的独特性。在持续全球流动的背景下将其概念化,辨析主流社会对数字游民的描绘具有积极的意义。

重构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在传播研究中,起源于20世纪后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PEC)的路径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专利。本文追溯了传播政治经济学(PEC)的"史前史",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介入之前,欧洲和北美学者所塑造的更古老的、跨大西洋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就已经开始关注传播问题了。本文进一步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提出制度主义与文化产业学派(Cultural Industries schools)(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法国学者重新阐释为复数意义的"文化产业"—译者注)中还存在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构想和重建我们今天所说的PEC传统。这些思想资源启示我们,媒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结构,研究者需要聚焦媒体的经济基础和基础设施的差异与变化,如当直接付费媒体开始超越广告支持的媒体时,受众商品理论就需要被修正了。此外,鉴于监管机构的增长和各国政府对宽带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国家"也需要被重新纳入分析的视野。因此,本文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做出改变,将其概念性工具建立在与时代相协调的经验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