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近20年的科技史研究:近代东西文明的遭遇与冲撞取向

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中,李约瑟进行中西科技发展的比较,不过那是一种缺乏实际接触的比较。事实上,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传入西学,使得两种文明中的自然知识传统遭遇,其间产生的竞争、冲突与比较,留下许多可进一步探究的议题。文章选择从明末清初近代东西文明的遭遇与冲撞,来分析近20年来台湾的科技史研究所处理的一些新议题。

西方近代早期物理学的源起:一个比较科学与文化的观点

中西对自然有不同取向,始自不同的质性自然哲学或物理见解。关于科学革命为何发生于西欧而不在中国,过去已有不少讨论。本文拟从比较中西科学与文化的观点,并通过陈方正和库恩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与科学革命的看法,来看人类是如何由古代从偏向质性的自然哲学讨论,通过其间大学与基督宗教产生的影响,使西方近代早期物理学数理化,在科学革命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

方孔炤“《崇祯历书》约”来源新证

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中,方孔炤(1591—1655年)记载他对《崇祯历书》"故约其概",使后人误认为"《崇祯历书》约"是《崇祯历书》的约略或概要。研究发现它大量引用或改写王英明《重刻历体略》内容,与《崇祯历书》无关。王英明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撰《历体略》,两年后病逝。崇祯十二年(1639年)次子王□初刊《历体略》。顺治三年(1646年)汲古阁重刻时,增订的补注中提到《崇祯历书》,因而误导方孔炤,误认他采用的《重刻历体略》内容来自《崇祯历书》的概要,而名为"《崇祯历书》约"。基于此一发现,我们得重新评估方孔炤对西学的认识。

科普经典:以伽利略《星际信使》为例

从今日后见之明来看,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被认为近代物理之父。如将他放在十七世纪前半的学术脉络之中,他至少完成了三本科学经典作品:《星际信使》(Starry Messenger,1610)、《两个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wo Chief World Systems,1632)与《两门新科学》(Two New Sciences,1638)。在这三本科学史著作中,《星际信使》是一本浅显易懂、适于今人阅读的科普经典。笔者曾将此书译为中文,本文拟从中文科学教育或科学传播方面,来介绍此本科普经典的一些要点。

西学对科举的冲激与回响——以李之藻主持福建乡试为例

明末利玛窦入华,学习儒学经典与注意科举考试,其引入西方自然知识对科举是否产生冲激,值得研究。利玛窦在世界地图中加入宇宙论、天文学、历法等自然知识,具有考据中国传统自然知识的蕴义,吸引李之藻求教并刊刻《坤舆万国全图》。之后,李之藻于万历三十一年福建乡试出一道"天文"试题。其中虽无一字提到西学,却吸引士人在揭榜后求教,激起郑怀魁兴趣,反映他从利玛窦那里学到了什么。三十三年京察,郑怀魁迁知处州,李之藻降职待补,有更充裕时间完成《浑盖通宪图说》,三十五年请郑怀魁帮忙出版。这段曲折的历史是西学与科举试题的首例,成为17世纪自然知识考据的一个案例,亦为中国士人间传播西学最早的案例之一。

明末清初西学对中国传统占星气的冲击与反应:以熊明遇《则草》与《格致草》为例

'星体对地(球)的影响学'(astrology)常被简略地翻译为星占学或占星学。自古以来,中西文化发展出不同的占星传统。中国传统占星有其气的根据,认为精气上升形成日月星与天汉,不过,悖气亦可上达天际,造成一些星气现象,可用来占测地表的人事活动的吉凶。相对地,根据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自然哲学,世界被二分为地球领域与天域。气只存在于地球领域,不能上及天域。只有天域中的星体才可以对地产生影响。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而引入古希腊的星学,使得中西两种文化中的星学发生遭遇。笔者发现:在西方自然哲学与其中气论思想的冲击下,中国士人熊明遇觉察到中西对星气看法的差异——主要在于自然哲学与其中气论思想的不同。因此,本文拟从西方星学传入,来探讨熊明遇在《则草》(1620)与《格致草》(1648)中,对传统占星气产生的省思,反映域外文化对传统占星气的冲击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