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政府行政模式转型

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传统行政模式的落后、陈旧、无能与低效日益凸现 ,直接阻碍了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及社会的发展 ,因此 ,我们必须跳出政府行政调适性改革的窠臼 ,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发势向和民主政治的价值追求 。

合法反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独特机制

合法反对是西方民主政治历程中发展出来的政治原则,是民主权利的另一基本方面。就其功效而言,它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伟大职能,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独特机制。

行政审批制度透视

行政审批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藉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一种主要制度安排 ,是管制行政的制度典型。它被人寄以厚望的制度意义并不具有现实性 ,而其负面的影响倒显突出。目前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虽已取得一些成绩 ,但还存在不少问题 。

在两个转变中革新政府行政观念

在两个转变中革新政府行政观念徐邦友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跨世纪战略任务。在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政府承担着体制和政策创新的特殊使命。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个行政观念陈旧落后的政府是不可能有效承担这一繁重历...

浙江经验:服务型政府建设25年

浙江的崛起有多方面的原因,从政府角度看,以服务为旨归的有效政府管理是浙江崛起的深层秘密。改革开放25年,也是浙江服务型政府建设的25年,浙江的政府创新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回思过去,总结浙江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经验,是浙江对全国的又一重大贡献。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基于制度理性的视角

近代以来,人类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实践,从制度理性视角看,就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理性化过程。制度理性化在不同国家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实践和制度表现。自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创造出制度理性化的全新实践形式,它具体表现为权威化、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系统化、特色化和效能化七个方面;而我们独具的历史——社会——文化逻辑决定了我国制度理性化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路径,它们构成了颇具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国方案。

我国政府行政范式危机及变革应取方向

我国的政府行政管理虽几经改革,但总体而论仍属于传统行政范畴,政府行政存在深层次的范式危机。因此,政府行政改革必须致力于探索行政管理的新范式。

比较与选择:东西方规范公共权力的思想路径分析

规范公共权力是渴求权力保护的人类对事实上充满野性的权力提出的一项强烈要求。但东西方对公共权力的规范却步入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东方主张德治、仁政和道义制约 ,西方强调法治、宪政和权力制衡。之所以有此分野 ,缘于其对人性和权力的不同认识。极言之 ,规范公共权力的这两条路径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 ,但相形之下 ,还是以西方的“法治、宪政、权力制衡”路径为安全可靠。当然 ,在法治之下对掌权者还必须有“德性”要求 。

新型政商关系的重构--基于政商关系的历史分析

我国历史上政商关系是一种"控制——依附型"政商关系,具体表现在政对商的限制排斥、胁迫利用、与商争利、勾结合谋和打击迫害五个方面。此种类型政商关系对市场秩序的扩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宗法制社会结构和国家类型的瓦解以及中华古典文明的停滞与僵化都产生了深层次的消极影响。因此,正确处理政商关系实为重要。现代社会应在坚持政商之间角色功能分开、尊重保护与管理规范并重、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等原则基础上建立以"亲""清"为特点的新型政商关系。

从功利到权利:参政党民主监督之存在基础的转换

在我国参政党民主监督何以存在、何以必要问题上,我们长期以来只是单纯从政治功利的角度来认识和定位,即认为参政党民主监督对共产党正确执政、国家机关有效运行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有所益处,因而需要给予存在的空间和发挥职能作用的机会。但这种功利主义民主监督观有其局限性,会从根本上影响参政党民主监督的正常开展。因而本文主张从政治权利的视角来看待参政党民主监督,视民主监督为参政党固有的政治权利,是维护参政党所代表和联系的那些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合法形式,其对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正面积极建设性作用是参政党民主监督行为的外溢效应,而不是参政党存身和得以开展民主监督的逻辑依据。此种思想认识即为权利主义的民主监督观。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出了参政党民主监督得以有效开展的权利体系。

秩序生成模式与国家治理体系重构

人类秩序是如何生成的?国家治理在秩序生成中又起到什么作用?目前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存在哪些结构性问题,又应如何调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转型?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作出思考和回答。故而,就秩序生成模式与国家治理体系重构之关系,首先分析描述了人类秩序的两种生成模式,指出国家治理就是一个社会有效形成秩序的过程,并揭示了国家治理在有效形成秩序过程中的作用;然后,再转而分析我国目前现有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重构的基本场域。

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习近平法治建设的心路历程

习近平对法治建设的系统思考始于浙江,在其担任总书记以后达到理论成熟的高度。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习近平关于法治建设有一段完整的心路历程。如果说,"法治浙江"是习近平法治建设心路历程的实践起始,那么,"法治中国"则是习近平法治建设心路历程的逻辑归宿和华美乐章。而当我们深入到这种心路历程的深层之处,就可以发现习近平关于法治建设之系统思考中的变与不变。

浅析邓小平的治国方略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中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贡献.本文试从战略角度对邓小平的治国思想作一粗浅分析.

论官员非自主行为的责任界定

官员非自主行为是等级性权力结构中的普遍现象,但非自主行为的责任界定在理论上却几乎是空白。本文认为,官员对其非自主行为虽毋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不能免于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而人民的批评抨击和政治信任度的降低、道德良心的谴责以及引咎辞职是一个官员为自己的非自主行为承担责任的三种方式。

习近平法治建设重要论述纲要

习近平法治建设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法治道路、建设法治国家之创造性实践的理论结晶。习近平法治建设重要论述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它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基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基于中华民族持久发展繁荣而具体展开的。它内容丰富、观点深邃、逻辑严谨、智慧卓越、意蕴深远,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习近平法治建设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实践认识的逻辑集成,是人类法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它成功开辟了人类法治文明的新境界。

法治社会化:概念、内容与路径——基于“法治浙江”建设的经验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然而法治的有效运作需要民情的支持,为此,特提出"法治社会化"的概念,这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法治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学习、传播、塑造与传承的过程。法治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强化法律意识或法治观念、树立法治信仰和唤醒人们心中公平正义的信念。而普法宣传教育、党政机关等国家公共组织依法办事的榜样示范和公民亲身参与法治实践、以法治量化评估促进法治社会化,是法治社会化的主要路径。

责任伦理:政府问责制的道德基础

责任伦理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意指关注行为及其结果之善的价值取向。本文分析了责任伦理的内涵,并根据我国当下责任政治的实践,概括了责任伦理的基本精神;同时指证责任伦理是政府问责制的道德基础。最后,阐述了加强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基本路径。

自由与发展:浙江现象的新解读

浙江的快速发展是众目关注的现象,对此现象的学理解读却因视角的不同而有全然不同的释义。本文拟从自由角度解读浙江现象,发现浙江发展的深层秘密在自由。在此基础上,文章梳理出浙江社会自由空间扩展的基本路径:市场体系发育、审批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法治浙江"建设。同时指出,浙江目前已处于由追逐性发展向探索性发展的转型阶段,未来的探索性发展需要有更大的社会自由空间。

国家治理体系:概念、结构、方式与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科学概念;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则是今后改革的总目标,是中国版的"治道变革"。本文在博采众长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新理解,分析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状态,论证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选择,指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