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卫生数字信息共享机制的行政法规制

公共卫生数字信息共享机制是指公共卫生数字信息共享主体,将其所持有信息的使用权和知情权与其他人共有,由此形成共享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结构关系。以行政参与主体和信息种类为标准,可将其分为各级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卫生数字信息共享机制、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为核心的数字信息共享机制等类型。其作用共同表现为助力政府部门公共卫生数字治理效能的实现、促进跨主体跨部门间的信息交流与业务协调等。当前,公共卫生数字信息共享机制面临共享环境交互式转变增加数字信息共享风险,以及共享机制不健全导致数字信息共享环节受阻等挑战。需要从构建分级分工的信息共享渠道、明晰各主体信息共享的范围、划定共享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标准,以及规定数字信息共享的监督机制等措施入手不断完善,进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卫生数字治理新格局。

物权登记错误行政赔偿裁判规则争议问题之再认识

需要受害人穷尽其他法律救济途径才能判令行政机关承担因登记错误致损赔偿责任的司法实践于法无据;物权登记错误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救济途径具有同等独立法律价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诉请依法裁判;司法实践和司法规范将以房屋登记为代表的物权登记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确立为过错归责原则缺少法律依据。确立结果归责原则理据在于:具有法律规范依据,更加符合《国家赔偿法》《民法典》立法宗旨;与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相匹配;结果归责原则并不要求物权登记机构承担绝对责任。将登记错误行政赔偿责任作为一种补充责任涉嫌违反《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规定,也会造成新的不公平。根据物权交易民事侵权人与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是否具有实施故意侵权意思联络为标准,登记错误行政赔偿责任可以分为份额责任和连带责任。

六国紧急状态法典之比较

俄、英、法、土、加5国的紧急状态法典的价值目标模式是以效率为主、民主为辅,而美国则是民主为主,兼顾效率。6国的法典除美国没有对调整对象直接界定外,其余5国都作了规定。这5国对实行紧急状态的实质要件的界定基本一致,差异性则表现在对紧急事件的分类上。美国和俄罗斯采用总统模式宣布紧急状态,其余4国则是行政模式,但6国的国会掌握着紧急状态是否能够最终生效的大权。6国的立法者在安排整部法典的体系结构时都遵循着两条基本主线,横向上依据紧急事态的类型,纵向上根据紧急事态的生命发展周期。

论欧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行政法治理

欧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科学顾问是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内部的科学委员会和科学小组。欧盟通过《统一食品安全法》以及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发布的各类指引,专门建立了确保科学委员会和科学小组成员能够提供卓越的食品风险评估科学建议的遴选制度、确保科学委员会和科学小组成员能够独立作出食品风险评估科学建议的制度以及确保其活动体现公开和透明的制度。借助于这些法律制度,欧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做出的科学建议以及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的科学绩效获得了欧盟社会公众、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成员国等主体的信任。欧盟的这些法律制度能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知识养料。

合作治理背景下行政机关法律角色之定位

与西方国家旨在寻求解决问题适当途径的治理进路迥异,我国合作治理机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是"救急的意义",行政机关在其中扮演着复杂角色并具有多面脸谱,亟需重新定位。从行政法规范层面而言,合作治理中的行政机关的角色应是:权力的驯服者、公众能力的建设者、敞开大门的倾听者和实现合意的推动者。权力的驯服者即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法规框架内行使权力;公众能力的建设者要求行政机关进行积极行政和给付行政以发挥其社会塑造和利益调控职能;敞开大门的倾听者则明确行政机关具有听取公众意见的义务;实现合意的推动者要求行政机关应从"众意"向"公意"转变以实现公共利益。

论竞争性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制度

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内的竞争性执法是指,通过国家法律规范授权,具备法定条件的公共组织与相应的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之间展开食品安全监管执法比赛;同时,不同的公共组织之间,以及同一公共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也展开执法资格角逐,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方式。与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行政委托、行政授权等执法形式相比,竞争性执法具有独立和明确内涵。设计竞争性执法的理据在于:现行有效的实定法为其提供了规范依据;它具有防止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关执法懈怠和腐败,促进食品安全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功能;它具有自我预防和纠正执法腐败和懈怠功能。为使该项执法形式得以实施,立法者需要为县级以上地方权力机关、公共组织、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关和社会公众配置相应的职权(权利)和职责(义务)。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既体现在"作为行为"中,也体现在"不作为行为"中,突出表现为社会对其作出的风险评估结论持不信任态度。原因在于:科学顾问缺乏科学上的卓越性和独立性及其活动缺乏透明性。需要设计公正和科学的科学顾问成员的遴选制度、广泛和有效地支撑其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的网络体系、精密和完整的利益声明规则、合理和全面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活动的公开等制度来有效克服科学顾问的合法性危机。

论衡量制约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信任度的基本变量-以32起公共事件为分析样本

现行公共风险监督法制面临公众的信任危机,亟需信任导向的制度重构。科学回答衡量制约公众对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信任度的基本变量的问题,是解决如何基于信任来设计或完善现行公共风险监管法制的前提。运用实证调查方法,通过对近年来被权威媒体深度报道和公众广泛参与的32起"公共事件"的分析,可以发现衡量制约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信任度的基本变量是:公平、胜任、效率和问责的可得性。这一研究结论不仅超越了国内外管理学等其他非法学学科的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为我国基于信任来改革公共风险监管法制提供了事实基础。

论风险行政法的人性预设

风险行政法的人性预设是"自主的-社会式"人,而不是"被动的-原子式"人。"自主的-社会式"人的基本含义是,风险行政法中的各方主体对于涉及风险行政的基本问题,有权依据自身的偏好、利益或见解来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他们之间处于互为主体的关系;作为风险共同体成员,他们又处于互依互存的状态,对风险共同体的前途都担负着相应的责任,对于矛盾和冲突,则通过平等协商、理性沟通等和平方式来解决。将风险行政法的人性预设确立为"自主的-社会式"人的理据在于:它既可以描述由风险行政的评价性、网络性和暂时性等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各方主体应当呈现的崭新的人性观,也可以通过缓解或克服风险治理中的"知识贫乏"和"价值冲突"难题来指引风险行政法的科学建构与有效实施。

论作为运动型治理机制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兼与陈海嵩教授商榷

从制度根源而言,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是由内嵌于国家治理基本矛盾中的环境治理危机所决定的,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用以矫正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失败的手段,是建立在稳定的组织基础之上的。从合法性基础类型分析,它的组织权威并不来源于国家法律,而是来源于最高层卡里斯玛权威——党中央。它自身也成为卡里斯玛权威常规化的组织设施;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方式来开展环境督察,行使一系列非常规权力来实现特定任务。陈文试图通过"人为"方式将该制度法治化,其实是对其本质的重大误解,而结果很可能迎来另一项名称虽然不同,但在功能上依然属于运动型环境治理机制的制度。

中国反恐认定法律制度之完善

反恐认定法律制度是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基础。中国反恐认定法律制度在认定主体、认定标准、认定程序、认定效力以及救济和监督方面均存不足,面临合法性危机。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结合中国实践,中国反恐认定制度的具体内容应该包括:在行政认定构造中发挥司法机关的结构性功能;以"恐怖行为"为基础完善认定标准;以启动认定、审查核实、公布名单等三个环节为核心内容规范认定程序;明确反恐认定的综合性法律效力及其有效期间;将行政认定纳入司法审查以拓展救济路径,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功能,完善监督体系。

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属性剖析

行政紧急权力具有超法规性、集中性、扩张性以及程序的简化性等四个属性。超法规性体现为它具有超越实定法和超越正常状态下的法律体系,而适用一种特别的法律体系的属性;集中的属性体现为水平方向的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集中到行政机关,垂直方向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国家行政机关;扩张的属性体现为行政紧急权力能够中止、限制或变通执行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程序简化的属性则是应急性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以及具体性的紧急行政行为特别强调程序的高效和简便。

非常规突发事件与我国行政应急管理体制之创新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还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具体措施。2010年国务院工作报告提出"要适应新形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宪法、行政法的支持,同时公法及其理论也应当及时回应实践提出的新挑战和要求。为此,本刊邀请了部分学者深入研讨,如何运用公法保障和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如何抓住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机遇推进我国公法及其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希望以此推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与公法及其理论的良性互动。

论我国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之信任危机——以过程论为分析视角

以衡量针对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信任的四个具体变量——公平、胜任、效率和问责的可得性——为参照系,以过程论为分析视角,可以发现现行公共风险监管法制的六个环节——公共风险议题之形成、公共风险监测、公共风险评估、公共风险交流、公共风险标准制定和公共风险管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特别在公平、胜任和问责的可得性纬度上,信任危机尤为突出。

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的特权研究

问题的缘起 基于现代国家职能与角色的转变及公众对行政民主化期望的要求而使得合同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方式已成为现代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普遍的、日趋增长的现象,这在行政法学界已达成共识。而行政合同的魅力无非是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的有效结合:一方面它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通过相互交流与沟通而达成的协议,因而留给相对人发挥积极性与主动性的余地;另一方面作为签约一方的行政主体仍保持其原有公权力的身份,因而又能保证实现其行政目的。但正如民主与效率的矛盾一样,使行政合同产生如此效能的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在这里恰恰形成“悖论”,贯穿在行政合同中的契约精神旨在通过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重新配置。

向权力说真相: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中的信息工具之运用

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机关必须依赖于对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具有优势的食品生产和经营者来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活动。然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食品生产和经营者通常不愿意向其提供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反而采取一种集体沉默策略。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机关需要发现并利用不对称的预期利益的策略和通过激励制造不对称的预期利益的策略来打破同行食品生产和经营企业之间的集体沉默,它也需要运用激励性的策略来打破食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内部职工的集体沉默。而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机关在运用这些策略时,必须通过行政法上的制度来加以具体化,从而为其行为获得合法性。举报人的奖励及其权利保护制度、正式互动制度和非正式互动制度,都是行政法可以提供的制度形式。

论我国行政法发展的分析模式

模式分析方法是推进我国行政法向纵深发展的新方法。构成分析中国行政法发展的模式主要有: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单向与双向、权力与关系、消极与积极、制约与激励。中国行政法发展趋势是:以公共行政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以双向作为行政权力作用方式、以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分析视角、以积极作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作用和以制约与激励机制的有机整合作为行政法机制。

我国危机处置法的立法模式探讨

我国危机处置法存在重特别的危机立法、轻统一的危机立法,重实体、轻程序,重分散型的应急机制、轻整合型的应急机制,重封闭性的应急机制、轻开放性的应急机制等缺陷。危机处置法的目标模式应兼顾效率和保障公民权利。法体模式应是统一立法与单行立法相结合。制度模式应以危机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和应对危机的机制为设计主线,主要包括危机状态的决定和宣布制度,实施制度,变更、撤销和终止制度,以及危机状态的信息预警制度,应急储备制度,协调制度和社会支持制度等。

论信任对公共风险监管法制之构成性意涵

从定义而言,"对公共风险监管法制的信任"是一种集体认知,即虽然存在不确定性——政府制定或实施的用以预防、控制、缓解或消除公共风险的各类法律制度与政策措施可能存在无效、低效,但公众却仍然相信这些制度和措施能够保障其健康、环境、福利和经济等方面的安全,它是基于制度导向的信任。而信任对于公共风险监管法制的构成性意涵则是:它是降低公共风险行政执法成本的润滑剂;它能够减轻公众对公共风险决策的交易成本;它主要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声誉来体现。它通过相应评价和承认机制来实现。

突发事件管理中的“分类”、“分级”与“分期”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管理学基础

与我国以往的法律和法规相比,《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一大特色是充分吸纳了当代国家突发事件管理的研究成果。这集中体现为突发事件的“分类”、“分级”和“分期”原则。“分类”原则主要是指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将其分为自然灾害类、事故灾难类、公共卫生事件类、社会安全事件类和经济危机类。“分级”原则是指根据政府的应对能力、突发事件的影响范围、紧急程度和损失后果等标准,将突发事件分为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四级。“分期”原则是指根据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将其分为预警期、应急期、缓解期和重建期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