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早期开发与有关问题(一)——《尧典》中“三危”“三苗”的考古学观察

讨论敦煌早期开发,绕不开《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从孔子编《尧典》与性质可知,“三危”出自神话传说,与“帝尧”所控疆域无关。近年陶寺古城、石家河文化分别被学界公认为可与“尧都”和“三苗”对应。从考古学角度观察,“帝尧”数百年间始终偏居于晋西南一隅,据《尧典》而索三危必然无解。而“三苗”在与中原地区王湾三期交流的过程中被后者融合、替代。《尧典》所言“窜三苗于三危”本就虚妄,依此索骥,无异于缘木求鱼。

某市常见食品中二氧化硫残留现状调查

二氧化硫作为一种常用食品添加剂,已被广泛运用于食品加工过程中,超标使用可能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潜在危害。为了解某市辖区内常见食品中二氧化硫残留情况,使用二氧化硫快速检测试剂盒对辖区内常见食品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专项监测活动。结果发现,所检测的23 688份常见食品样品中阳性样本有1 798份,二氧化硫残留阳性检出率为7.59%。其中玫瑰花制品(23.53%)、水果干制品(20.93%)、腐竹类制品(16.67%)、竹笋制品(16.26%)的阳性检出率较大;全年按月份调查统计,发现该市下半年阳性检出率明显降低,推测与下半年进行了高频率检测和普法宣传有关。

2023年江苏省某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分析

食品安全关系产业发展、社会稳定,为了解和掌握江苏省食品安全水平,本文对2023年江苏省某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23年江苏省某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共计2 820批次,覆盖辖区内所有街道,包括生产、流通和餐饮环节中的多个业态,涉及食品30大类。不合格样品39批次,涉及蔬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餐饮具和食用农产品4大食品类别,主要问题集中在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污染、农药残留污染等方面,监管部门可进一步加强监管、精准抽检,充分发挥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作用。

2021—2023年江苏省某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分析

对2021—2023年江苏省某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数据进行统计,按照不同的维度分析监督抽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不合格项目及类型,识别主要的食品安全风险。结果显示,2021—2023年该市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0029批次,检测合格样品共9621批次,整体合格率为95.93%;不合格项目包括农药残留、化学污染物、微生物污染、兽药残留、质量控制因素以及食品添加剂超限使用等6大类。

地铁运营条件与线路参数对曲线钢轨磨耗的影响

运用Simpack数值模拟虚拟样机技术软件,建立地铁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模型;针对车辆行驶于不同运营条件下和不同曲线参数线路时对钢轨磨耗的影响,进行仿真模拟计算分析。基于模型和计算工况,在抑制和减缓钢轨磨耗方面,采取比最高运营速度略低的行车速度为宜,一定量的踏面涂油措施有助于减缓钢轨波磨的程度,曲线半径越大越好,超高比平衡超高略低为宜,轨底坡在小半径曲线地段应适当增加。

祁连、焉支山在新疆辨疑(上)

近年地名搬家成为学界时尚,有学者提出祁连山为新疆东天山,还有学者通过语言比较学的方法提出祁连山为巴里坤山、焉支山即哈尔里克山。本文首先对其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认为上述观点与史实不符,并以霍去病两次出击匈奴战于祁连、焉支山为线索,从由此引发的浑邪王降汉、汉开河西四郡和经营西域等一系列汉匈战略格局改变的雪球效应的角度,阐释了文献和相关简牍记载的祁连、焉支山的地望是明确、可信的。

敦煌石窟覆斗顶的考古学观察(下)——覆斗顶渊源管窥

石窟覆斗顶作为一种建筑形式,从建筑本身去寻访渊源应更可靠。覆斗造型不利溜水的平顶结构,限制了其在房屋建筑中的普及和应用;覆斗造型在墓葬建筑中却独擅胜场,尤其横穴墓室确立后,覆斗顶所特有的高敞通透的空间造型优势使之成为最主要的墓顶造型。河西地区两晋十六国墓葬继承了这一墓葬文化传统并积累了砂砾岩层墓室的工程施工技术储备;石窟营造直接借鉴墓葬构筑经验势属必然。故可确信,石窟覆斗顶直接取法于本地区墓葬。

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一)——墓葬举要与年代

1995年敦煌佛爷庙湾墓群发掘了6座唐代模印塑像砖墓。其中M123模印塑像砖上的骑士着幞头、袍服等服饰以及墓葬所出镇墓兽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参照典籍、相关墓葬和文物资料,本文认为M123年代约在开元年间,M125、134、141应不晚于德宗建中初,M121约当玄宗时期或以后。

乌孙故地及相关问题考略

《汉书》较《史记》衍出秦汉时乌孙与大月氏"共在"敦煌之说,然"俱在祁连、敦煌间"仍本于"始张骞言",乃张骞被羁匈奴时所"闻",故其可靠性值得研究。中亚地区伊犁河流域(新疆及原苏联)大量乌孙考古遗存的考古学及人类体质学研究表明:乌孙系欧洲人种,自公元前3世纪至4世纪基本稳定地活动于伊犁河流域。难兜靡为西迁夺地的月氏所杀后其部东逸,后乌孙借助匈奴力量击败月氏复居"故地"。

敦煌石窟覆斗顶的考古学观察(上)——覆斗顶非模仿斗帐

敦煌石窟中覆斗顶窟是唯一贯穿敦煌石窟营建始终且数量最多的石窟形制。有学者据《释名》"形如覆斗"的相关记载及有关考古资料提出"覆斗顶窟模仿斗帐"说。本文认为以现代考古学中"覆斗"一词定义对应《释名》中"覆斗"释读有误。首先,该词"覆"乃覆盖而非倒置;其次汉代没有口大底小之斗。各类文物资料表明古代不惟斗帐,凡帷帐均无"覆斗顶",因而"覆斗顶窟模仿斗帐"说不能成立。此外,本文对该说所涉具体问题亦作解析。

敦煌西晋画像砖中白象内涵辨析

关于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中的"白象"画像砖,笔者曾提出其"带有佛教文化色彩"。郑岩先生以商周、汉代常见"象"这一艺术题材为据,认为象是"传统题材"。笔者从解析不同时期所谓"传统题材"的不同文化内涵入手,认为白象并不属于传统题材。同时其时史籍中白象的阙如及在佛典中的重要地位,表明白象这一艺术题材的文化渊源具有唯一性,因而白象只能源自佛典,其所承载的佛教文化信息是毋庸置疑的。

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五)--模印龙首犬身怪兽砖与有关问题

敦煌佛爷庙湾M121墓室、甬道铺设了龙首犬身呈犬坐的怪兽模印砖,其造型怪异,为前所未见,其性质、名称均令人生疑。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北方地区陆续发现一批呈坐姿的以"龙"为主题的文物——"坐龙"。这些坐龙或出土于遗址或出土于墓葬,质料则有铜、陶之别。时代自唐代以降,下迄元代。经与史籍核稽,这类"坐龙"可分为两类:一是金代皇帝辂、辇之上的"坐龙"饰物;一是唐、元代墓葬所出为敦煌卷子所载之辟除凶邪的"伏龙"。

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三)——模印塑像砖相关问题考论

由模印塑造出浮雕图像的古砖,学界一般称之为"画像砖";而上世纪中期不断发现的在砖面泼墨作画的小砖画,亦被称为"画像砖"。这种名称混淆了两者性质的不同和艺术特点的差异,从而为研究带来混乱和不便。后者名实相符,前者据其本身的性质看,应为"模印塑像砖"。文章还梳理了模印塑像砖在河西地区的使用轨迹、敦煌模印塑像砖墓的墓葬习俗和特点、敦煌地区的厚葬之风以及敦煌模印塑像砖的艺术特点和美学风格。

沙州刺史李庭光相关问题稽考

S.1523+上博40抄录了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李庭光莫高灵岩佛窟之碑并序》,然有学者将李庭光释作李光庭;其年代则主要有"武周后期"和天宝年间的不同认识。本文从碑文校释入手,据碑文本身所蕴涵的年代背景信息和相关文献、文物资料,就碑文本身所书、时代、身份和籍贯四个方面论证了碑主为李庭光。豆卢军长官豆卢军经略使更名为豆卢军使不晚于景龙四年(710)五月;其任沙州刺史时间当为长安四年(704)至景龙四年;碑文撰写于景龙四年。

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四)——从模印胡商牵驼砖看丝路交通中的有关问题

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中胡商牵驼,是唐代北方地区非常流行的题材,而敦煌模印砖不仅展现了造型特征鲜明的胡商形象,还匠心独运地以不同形式的驮囊表现了胡商于丝路东进西出过程中所携的不同商品。本文梳理了文献中“胡”“胡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变化、粟特早期历史概况和牵驼胡商的民族属性,以及粟特胡服对唐代中原地区服饰文化的影响。在与敦煌壁画胡商相关图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敦煌唐墓模印胡商牵驼砖更贴近丝路胡商的真实生活场景。两者的差异,应是敦煌地区居民生活中的世俗化与前者佛光氤氲的宗教使命的本质区别使然。

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二)——阴氏家族墓考

敦煌佛爷庙湾墓群发掘的6座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中,其中弧方形的墓葬形制参照长安地区唐墓可知属高等级墓葬。文章分析了墓葬年代、墓葬等级及P.2523《敦煌名族志》的编撰年代,认为两者均为开元年间,因而认为M123、124、125等墓为外任归葬的敦煌望族——阴氏家族墓葬,其中阴稠或阴仁协以及阴仁希可能与M123具有对应关系。

祁连、焉支山在新疆辩疑(下)

本文在《祁连、焉支山在新疆辩疑(上)》篇的基础上,从分析祁连、焉支山所在河西走廊生态经济特征、战略地位的角度及反证法论证了巴里坤山、哈尔里克山/东天山与汉代史籍中祁连、焉支山无关。

对公立医院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与探讨

结合医院工作实际,对公立医院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其意义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制约公立医院发展的主客观因素,从规划、定位和内涵等方面提出了公立医院科学发展的基本途径。

敦煌学研究动态与《敦煌研究》发展相关问题漫议

获邀参加“敦煌学研究动态与〈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得亲聆诸位专家就敦煌学研究及《敦煌研究》发展所发真知灼见,不胜荣幸。本拟借此良机唯洗耳恭听,以得真谛;赵院长嘱余亦作一发言,愧才疏学浅,群贤面前妄言,必当贻笑。然恭敬不如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