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与医学的两层关系

理解和把握哲学与医学的关系,必须还原到现实的人生问题当中。就关怀现实人生问题而言,哲学和医学是最亲近的两门学科。医学与哲学都着眼于解决人生问题。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人的有限性问题。医学从身体入手解决人的有限性,哲学从精神入手解决人的有限性,从这一层面来说,哲学是另一种医学,一种精神上的医学。然而从更深的层次,例如对待人的生死问题来看,哲学思考和处置人的生死问题的方式,与医学很不一样甚至恰恰相反,但其实是哲学在对医学的视角和做法提出哲学层面的质疑和诊断,以促进医学进一步向人性化方向发展,就此而论,哲学是一种医学的医学,是最高的医学。

找回德性的力量

在古希腊，物质生活算不上发达，更重要的是古希腊人也无意追逐物质生活。有人甚至说，和别的文明相比，古希腊文明是脱离尘世的文明，是最不功利的文明。古希腊人不为功利所动，但却渴望完美和幸福．向往美好的生活。而在古希腊人看来，一种好的生活不仅要靠政治学和法治，而且要靠伦理学和德性。根据研究者考证，伦理学的原始含义就是创建人可以安居其中的有意义的“家园”。

马克思美学的存在论解读

长期以来,学者们倾向于将美学问题的解读定位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端,似乎美学不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唯心主义的,并且独断地认定唯物主义一定高于唯心主义。由此出发,学者们对马克思美学的解读也就必然是使其唯物主义化。然而,这种解读模式恰恰遮蔽了马克思美学的人文立场。其实,马克思美学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即在于将美与人的存在或存在的人关联在一起。马克思战胜黑格尔进而战胜费尔巴哈正是通过对感性进行根本性的存在论改造与提升来实现的。而这种改造和提升最后又保证了马克思美学实现了对唯物主义美学和唯心主义美学传统解读模式的双双超越,完成了向感性学的回归。人类现实的感性生命活动就是马克思美学全新的基础。拥有全面丰富性的感性成为人类要完美存在必须努力的方向,这是马克思存在论美学的结论。这一结论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彻底超越了纯粹的理论思辨,一心一意关注人的生存实践和存在质量,彰显了最大的人文情怀,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品格。

“集体主义”的道德阐释

本文立足于伦理学的视角对于集体主义从肯定和否定,即"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样两个维度进行了阐述,提出集体主义其实是一种公德,即合乎公正的德性,而并不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个人的对立面,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西方伦理学对于集体主义的不同理解。

论《孟子》中的“乐”思想

《孟子》一书中包含着丰富的"乐"的思想,包括《尽心》篇中提出了"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命题和君子之乐,以及与君子之乐相对的王之乐等。孟子的乐思想有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诚之乐为统领,诚之乐贯穿于君子三乐和王之乐之中。君子之乐以事亲、守身为本,以家庭亲情之乐、道德修养之乐和社会教化之乐为要,从而实现仁义道德从亲亲为大的血缘亲情向以个人道德魅力化育天下英才的道德完善和升华。"与民同乐"的王之乐奠基于君子之乐,又高于君子之乐,是一种圣人之乐,其根基和要旨仍然是仁义。

伦理学史研究的情感之维

道德意识的确立以及道德行为的发生都离不开道德主体的情感参与,所以,不关切道德情感的伦理学是空洞的伦理学,不关切道德情感的伦理学史研究是空洞的伦理学史研究。今日学术界关于伦理学史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道德情感缺失。呼唤伦理学史研究的情感参与必须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确立道德的非科学性,道德的真正领域是意志的领域,而意志产生于情感而不是逻辑;二是确立情感的非自然性,道德情感凸现的是人的感性生命和自由创造,从非道德向道德的跨越要求我们对情感实现从自然性向自由性跨越。

“死”的三重哲学解读:从苏格拉底之死说起

历史上著名的苏格拉底之死在西方哲学中具有三重涵义:在人与神相比照的维面,西方哲学强调了"死"是必然的,死是内在于人生之中的;在人与物相比照的维面,西方哲学强调了"死"是幸福的,死亡就是灵魂从一处迁往另一处;在人与人相比照的维面,西方哲学强调了"死"是独立的,死亡使人自身个别化从而本真地作为他自己而存在。

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困境

现实生活的道德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的逻辑结局或结果。中国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突出地表现为本体论上的客观主义、认识论上的科学主义、方法论上的规范主义和目的论上的实用主义。本体论上的客观主义把道德的善与恶当成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势必否定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尊严,进而默默地取消行善或弃恶的必要性;克服本体论上的客观主义必须将唯有人才有的道德与唯有人才有的自由关联在一起,充分正视道德的自由基础。认识论上的科学主义选择以科学的模式去揭示作为事实的道德,热衷于去建构伦理学的所谓科学知识体系,势必走向对伦理学的科学定位;超越认识论上的科学主义就必须引入价值论的视野,反思伦理学的知识论倾向,确立道德的价值基础。方法论上的规范主义认定伦理学是作为规范的科学,道德是由道德原则和道德规则构成的规范体系,每个人如果遵循道德规范就必定能够达到善;超越方法论上的规范主义就必须建立起德性论的视野,通过对道德品质的研究揭示作为道德存在的人应该达到的美德境界。目的论上的实用主义认为伦理学作为"实践的科学"是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无所不能"的"好用又适用"的道德工具,势必把"应用"伦理学下降为伦理学"应用";超越目的论上的实用主义就在于指明伦理学的实践智慧在于展示和提炼思考生活问题的普遍原则,为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开辟道路。

法治德治协同的逻辑根据与价值取向

法治与德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政方式处于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之中,二者必须协同,不可偏废。法治与德治在都缘于人性的不完美及其导致的不正义上存在的关联性,使得二者的协同具有了逻辑上的可能;法治与德治在约束方式、约束强度、约束时间、约束空间上存在的差异性,使得二者协同具有了逻辑上的必然。基于法治在治国理政上具有工具价值与实用效能,而德治具有目的价值与引导功能,可以看出德治相比于法治明显享有价值优先性,故而法治与德治协同在价值取向上应该强化道德对于法律的支持作用,提倡由法治向德治协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并取得重要成果的30年,也是中国社会经历价值观念最大变迁的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是一次充满革新意义的现代转型。在价值观念的基点上,整体主义正在逐步转变为个人主义;在价值观念的目标上,禁欲主义正在逐步转变为幸福主义;在价值实现的正面手段上,德性主义正逐渐为科学主义所取代;在价值实现的负面手段上,人治主义正在逐渐为法治主义所取代。

西方伦理学史之解读方法

本文反时既往的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对抗来评价西方伦理学史的做法,从“西方”、“伦理学”、“史”三个层面讨论了解读西方伦理学史的方法问题,指出西方伦理学史的研究首先要有一种文化方面的比较视野;其次要注意考察伦理学与哲学、心理学、美学、宗教、法律、科学之间的关系;最后要特别注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思想史这一方法论原则。

论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

论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戴茂堂科技的巨大进步把社会发展引人尴尬境地：一面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化，一面是精神的严重空虚化。财富增多了，但主体失落了；经济发展了，但价值丧失了、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在人类以在技术方面取得成就引以为荣之后，现在人类正在技术的重压下...

试论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之背谬

本文针对“经济伦理学就是要对经济行为进行道德分析 ,对道德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流行观点从诸多层面揭示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之间的二律背反性 ,并且从人性结构的永恒矛盾说明了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产生背谬的人性论根源。文章指出 ,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的行为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至多只能是对经济行为的反道德性和道德行为的非经济性的研究。

人性诚信与考试

考试成就完美人生,诚信见证道德人格。考试作为一种对应试者的才智与学识进行评判的手段,只有在诚信的支撑下才能促进人的发展。为了维护考试信誉,为了推动诚信考试,湖北省诚信考试研究中心特别组织了部分专家分别从哲学、教育学、人性论、文化学和管理学等维面就“诚信考试”问题发表了一组笔谈,以期引起社会各界对诚信考试的关注。

论道德法律化之误

在道德与法律相关性问题的讨论中,流行一种法律优先理论。该理论主张法律是高于道德的更好的社会规范手段和制约机制,在当今道德滑坡日趋严重的情形下,应该走道德立法的道路,即将道德变成法律规则强制人们去遵守和执行,这就是所谓的"道德法律化"。文章通过分析道德法律化的困境,提出了法律道德化以及走向道德自律的相反主张。

美何以求——康德方案与马克思方案之比较

美何以求?康德的求美方案是通过超越自然主义来完成的,这体现在对客观主义美学和经验主义美学的双重扬弃中,并且,康德是依靠一套"准现象学方法"来实现这种超越,带来了对前康德美学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为我们寻求美提供了一种理论性很强的方案。马克思的求美方案是通过对感性进行根本性的存在论改造与提升来实现的,而这种改造和提升最后又保证马克思美学实现了对唯物主义美学和唯心主义美学传统解读模式的双双超越,完成了向感性学的回归,从而实践性地解答了美何以求这个重大的美学难题。康德的求美方案与马克思的求美方案虽说大相径庭,但是二者却有着某种共通的特质,那就是对于自由的追求与赞许。在处理"自由"这个问题上,康德与马克思的方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西价值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价值方法论研究是价值哲学研究的主要论域。在哲学的全部问题中,没有哪一个问题像价值问题那样与方法论紧紧地关联在一起。价值问题在西方首先被提出明显是出于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批判;中国当代价值哲学在兴盛之后一度陷于低迷明显是因为方法论的局限;未来价值哲学的深度发展只有寄希望于研究方法的重构。

人何以为人?——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

中国先秦儒家哲学发起的"人禽之辨"尽管与西方中世纪宗教哲学发起的"人神之辨"很不相同,但目的都在于认识人自己。在当今信息时代,机器人的出现使得认识人自己这一哲学的最高主题复杂起来,使得人的机器化问题转换成为机器的人化问题,从而深刻地凸显了人何以为人的问题。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自我意识,而不是道德。禽兽本没有自我意识,因此也就没有善恶观念,道德是衡量人的善与恶的区别所在。从自我意识出发,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禽之辨",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人机之辨"。

德治与法治:何以协同?谁更优先?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古代西方走的是法治的道路,而当代西方却开启了复兴德性伦理的运动;古代中国走的是德治的道路,而当代中国却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中西历史治理之道的反向运动表明,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协同共治。考量现实可以发现,治国理政面临着道德滑坡与违法乱纪的双重困扰,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协同,意义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需要强调的是,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与协同中,德治具有价值优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