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评价:基于农业资本的关键指标构建与应用

农业现代化是“十四五”时期农业部门的主要发展目标和重要考核指标。然而,农业现代化概念的多元化增加了评价工作的主观性、复杂性和不可比性。本文基于农业资本构建了农业现代化评价的关键指标,从经济学视角加深了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首先,本文梳理与农业现代化相关的概念、经济学内涵和演变,其次提出利用单位面积资本环比构建动态评价农业现代化的指标,并做国别、区域间和省际比较,最后使用ARIMA模型对农业现代化进程进行预测。结果表明,与国际农业现代化先进水平相比,至2025年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有很大不确定性,至2035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同样艰巨,约有五分之一的省份农业发展较为滞后,需要通过大规模投资来加速这一进程。

退耕还林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2003年调查和2005年跟踪调查数据,对退耕还林工程在陕西、甘肃和四川三省促进非农就业的效果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每户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人数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该工程对非农就业的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该效果与工程增加了已外出务工人员的劳动时间有关。总体上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非农就业的效果并不乐观。

转基因标签的消费者维度思考

本文从消费者角度分析了现行转基因标签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成本转移、道德风险等等被忽视的问题,并以我国包装大豆色拉油市场为例,利用垂直差别化模型对加贴转基因标签前后消费者经济福利进行了比较。

劳动力价格上升与江、浙水稻播种面积相悖变化——基于替代弹性的解释

理论上提出替代弹性对劳动力价格与水稻播种面积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利用江、浙两省2004—2013年水稻播种面积表现出的相异生产轨迹对上述理论推断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江苏省劳动力与其它要素替代弹性显著高于浙江省,且每工日劳动力价格上升,江苏省水稻播种面积增加,而浙江省减少。结论证明农业劳动力价格普遍上升时并不意味着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相反,国家可以因地制宜地推广如农业机械小型化、劳动力替代技术示范与推广等相关政策以增加劳动力要素的可替代性,巩固粮食供给水平。

气候变化、农业科研投入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将气候变化与农业科研投入纳入理论分析框架,在分析气候变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基础上,探讨了农业科研投入在气候变化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的潜在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全年气温均值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全年降水总量、降水密度及高温、低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些气候因素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农业科研投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农业科研投入的作用在区域间也同样存在显著的差异。

中国农业增长:社会资本推动下的新旧动能转换

面对生产常规要素投入作用减弱、政策拉动效果逐渐衰退的农业发展新常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部门推动其增长已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选项之一。本文通过实证分析1987-2014期间社会资本对于农业增长的作用,考察了社会资本影响的阶段性差异。总体来说,社会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度不断增强。本研究判断社会资本已成为中国农业增长新阶段的主要推动力,未来巩固农业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果有赖于进一步加大社会资本投入。

ENSO信息在农业保险中的应用价值——以区域产量指数保险为例

本文以极端气候模式ENSO为例,探讨了在农业区域产量指数保险中应用气候信息的潜在价值。结果表明,ENSO确实改变了这些地区两种作物的单产分布。总体而言,在气候预报共享的情形下,ENSO信息的纳入提高了农户的福利水平。具体来说ENSO信息为种植玉米、水稻的农户分别增加了0.88%、1.73%的确定性等价收入。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主体掌握ENSO信息对农户福利的影响不同。仅有一方掌握ENSO信息时,由于信息的缺失,ENSO信息对农户福利的改变相对有限;当信息被农户和保险公司共享时,ENSO信息对农户福利的提升作用最大。

多层次农业保险目标下理论与实践协同的挑战——以天气指数保险创新为例

发展多层次农业保险须在理论可行与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开展保险产品创新。以天气指数保险为例,尽管传统观点认为其具备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问题这一理论优势,可满足地方特色经济作物多样化风险管理的需求。但受限于试点范围有限、时间短,现有论证缺乏有效现实依据支撑。本文将理论与现实情景相结合,采用单案例纵向分析的方式重点针对“天气指数保险可规避逆向选择”的主流理论观点进行实践检验,补充了观点成立的重要前提条件。研究发现:受限于未能根本性消除个体特征风险,天气指数保险本身仍面临逆向选择问题。同时,气象指标测量精度与产品设计精细化程度相匹配是天气指数保险缓解逆向选择问题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二者不匹配会进一步强化个体特征风险差异、放大不同农户个体特征风险与区域平均风险水平的关联差异,加剧逆向选择问题,进而引发天气指数保险不可持续危机。通过推进农业保险产品创新理论与实践效果的协同优化,本研究为发展多层次农业保险提供重要启示。

农村居民网络购物行为研究——对城镇化消费示范效应假说的检验

深入理解农村居民对网购这种新型消费模式的接纳过程和行为,对于开发农村网络消费市场和推进农村信息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农村居民网购行为的研究,提出并检验了城镇化的消费示范效应假说。研究表明,在农村居民接受和采纳网购的过程中,城镇居民通过城镇化对农村居民存在明显的直接和间接示范效应。直接示范效应取决于农村进城就业流动人口所从事职业的对外联系程度,城镇化的消费示范效应在那些工作频繁接触城镇居民的人群身上有显著体现,对那些工作与城镇居民接触极少的人群没有影响。城镇化还借助农村进城就业流动人口,通过农户家庭内部传播和农村社区扩散产生间接示范效应,但前者的示范效应显著,后者的示范效应相对较弱。

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数字技术能否促进中小银行生产率提升,认为信息技术无法产生明显生产率效应的“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于数字技术情境下的中小银行之中,本文以254家中小银行2011—2020年的经营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回答了上述问题。本文认为,“索洛悖论”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前期,难以实现数字技术对生产率的赋能作用,这与“索洛悖论”相一致;但当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跨越门槛值后,数字化转型将对中小银行产生明显的红利效应,突破了“索洛悖论”的束缚。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前期未构建完善的数字技术互补体系。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完善的治理与决策机制是激发数字技术红利效应的边界条件。从宏观角度来看,强化金融监管不仅可以加快数字化转型对中小银行生产率的赋能作用,而且会放大其影响效应。

转基因标签政策对抑制大豆进口的效果分析

本文以大豆为例,对转基因标签政策出台前后的大豆进口量、大豆进口影响因素的分析,指出转基因标识政策没有通过预期的机制达到限制转基因大豆进口的目标,相反贴标签程序的繁琐和增加的相应费用,降低了企业效率,徒增产品价格。本文认为,我国消费者目前对转基因产品尚处初识阶段,所以有必要加贴标签,但是必须通过各种渠道使消费者认识对转基因产品的消费趋于成熟理性。

长三角地区春季臭氧污染特征及其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

春季是长三角地区对流层O_3污染的高峰期之一,高浓度的O_3暴露会影响冬小麦生长导致减产.利用长三角地区各城市2014年春季逐时ρ(O_3)观测数据,研究了长三角地区春季O_3污染特征,并结合O_3暴露指数(M7指数和AOT40指数)和剂量-响应关系模型,详细评估了长三角地区O_3污染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春季ρ(O_3)空间上总体呈南低北高的分布,长三角地区北部江苏和上海的ρ(O_3)明显高于南部的浙江地区,在浙江北部、江苏和上海等地区,整个春季日最大8 hρ(O_3)平均值超过107μg/m^3,最高值出现在5月,超过128μg/m^3;一半以上的城市ρ(O_3)超标[超过GB 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8 h滑动平均ρ(O_3)的二级标准限值(160μg/m^3)]日数在10 d以上,其中南京和扬州超标日数最多,分别为27和20 d;相应地,O_3暴露指数也呈南低北高的分布,其中苏北地区O_3暴露指数最高,导致长三角地区平均冬小麦相对损失达5.7%(M7)~25.5%(AOT40),造成的产量损失为7.85×10~t(M7)~4.49×10~t(AOT40),其中,苏北地区为5.8%(M7)~25.9%(AOT40),造成的产量损失为6.77×10~t(M7)~3.86×10~t(AOT40),占长三角地区冬小麦产量损失的86%以上.研究显示,当前长三角地区O_3污染及其对冬小麦产量的影响已相当严重,特别是对苏北地区,而苏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冬小麦产地之一,因此,应当科学有效地治理O_3污染以缓解粮食安全问题.

结合轻量级麦穗检测模型和离线Android软件开发的田间小麦测产

单位面积麦穗数是重要的产量构成因素之一,通过该性状和不同品种历史数据在田间完成对小麦产量的预估,对育种栽培和农业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研究基于小麦田间栽培试验提出了一套结合轻量级深度学习技术和小麦测产算法在Android(安卓)智能手机上离线分析单位面积穗数和田间测产的技术方案。首先介绍了手机标准化俯拍小麦冠层和手机端图像预处理算法,再根据灌浆期小麦冠层图像构建了MobileNetV2-YOLOV4深度学习模型对单位面积中的麦穗进行识别,然后结合迁移学习和TensorFlow.lite转换器完成了模型轻量化,最后通过AndroidSDK和SQLite构建了不同小麦品种在手机端的产量数据库和人机交互图形界面。开发的安卓软件"YieldQuant-Mobile"(YQ-M)可离线识别手机拍摄的麦穗数量,并在田间完成产量预测和结果输出等功能。基于从中国各小麦主产区中选择的80个代表性品种(共240个1 m^(2)小区),使用YQ-M完成了这些品种的麦穗检测和小区测产研究。结果显示YQ-M的精确率、召回率、平均精确度和F1分数分别为84.43%,91.05%,91.96%和0.88。单位面积测产结果和实际产量的决定系数为0.839,均方根误差为17.641 g/m^(2)。研究表明YQ-M对麦穗识别精度高,在田间环境下测产结果和算法鲁棒性良好。此外,YQ-M还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可为其他作物的离线智能测产提供借鉴,并为小麦研究和生产实践提供低成本、便捷可靠的田间测产方法。

中国大豆进口市场势力综合分析

以Krugman提出的基于进口商行为"依市定价"(简称PTM)理论为基础,选取2000年1月—2012年12月的面板数据,分析当前中国大豆的进口市场结构,估计中国大豆进口价格受各国汇率变动的影响程度,阐释我国大豆进口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势力。结果显示,中国具有很强的潜在市场势力,但这种潜在市场势力并未完全转化为现实市场势力。建议我国今后应着重完善信息机制,建立属于自己的定价中心,增强市场话语权,积极与巴西、阿根廷合作,进一步打破美国在大豆出口市场中的垄断地位。

规模与稳定性:私人转移支付如何影响农村老人健康?

首次结合流动性约束原理和持久收入假说,从理论上剖析了子女转移支付规模和稳定性两个维度的特征对农村老人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三期数据对上述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子女转移支付规模和稳定性均可显著改善农村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且子女转移支付的规模越大、稳定性越高,对老人健康的改善作用越明显,子女转移支付的规模和稳定性对农村老人的消费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证实了子女转移支付通过促进老人消费,进而改善老人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

参与还是主导?——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农业经济领域学者贡献度

文章以1989-2018年中国农业经济领域学者的JCR期刊论文为分析样本,从发文规模、论文影响力、研究主题、在国际化研究中的贡献度等视角,对比分析中国学者国际化论文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全面了解中国学者在国际化研究中所发挥的角色作用。分析发现,中国学者的国际化论文在规模和影响力上有所提升,但与美国、英国等农业科技强国的差距明显;尽管涌现出多个国际化研究的中国机构,但国际合作是中国研究走向世界舞台的主要途径。不过,中国机构间初步形成国际化研究合作网络,中国学者在国际合作研究中的贡献度也有明显提升,未来需要进一步培育中国机构和学者的内生能力,为全球农业经济和政策发展贡献有影响的中国理论。

玉米临时收储改革的可能选项与影响分析

2016年秋后我国将推行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以替代从2008年以来实行的"临时收储政策",此次改革旨在降低玉米库存量、减少财政支出以及推动种植结构调整。在此背景下对中国玉米供需进行分析和预测,并评估此项改革的政策效果。结果表明,玉米生产者补贴对于维持农民种植意愿具有较显著的作用,价补分离的直接收入补贴会大幅减少玉米总供给。伴随着未来玉米深加工和饲用需求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玉米支持政策改革将导致供需缺口迅速扩大。因此,建议政府选择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每年根据上一年的情况微调补贴额,既能确保一定数量的种植面积以及大幅减少财政支出,又可以在降低玉米库存的前提下,有效防止供需缺口迅速扩大的危害。

乡村数字治理的幸福效应

提升农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要任务。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能否成为农民幸福感的新驱动力量?以2020—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具有幸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基层政治信任在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乡村数字治理有助于强化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发挥信息效应,将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可得性,该结论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赋能作用。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在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子样本中更显著,由此证明乡村数字治理确实具有丰富治理参与主体、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的作用。

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户垃圾分类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研究

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是构建和美乡村、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必然要求。普遍存在的意愿与行为背离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农户垃圾分类中。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能否成为农户参与垃圾分类的有效驱动力量?本文从农户垃圾分类意愿与分类行为视角出发,基于“知-信-行”理论与“态度-情境-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结合协同治理理论分析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乡村数字治理显著增强农户垃圾分类意愿,同时也促进农户践行垃圾分类行为;相比之下,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从而缓解当前农户在垃圾分类中“强意愿、弱行为”的现象。第二,乡村数字治理通过增强农户知识水平进而提高其垃圾分类意愿。从垃圾分类行为视角来看,乡村数字治理通过促进构建村民监督机制进而规范农户垃圾分类行为。第三,异质性检验表明乡村数字治理对无精英家庭背景受访者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