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华夏文明的起源——晁福林先生访谈

：您长期从事先秦史的研究工作,从您的著作来看,您的研究范围相当广阔,涉及先秦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并对先秦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

从“氏族之人”到“编户齐民”——试论先秦时期社会成员身份的变迁

夏商西周时期,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于“族”之中。这些族,夏商时期称为“氏族”,西周时期则多称为“宗族”。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人”“民”多混用无别,但两者的使用却出现了有所侧重的情况。“民”能够以地域为称,但并不以族为称,它所表现的是社会成员的地域特征,而“人”则可以表现其作为某族的血缘关系特征。社会成员间血缘关系的影响在削弱,而国家地域关系的影响在增强。社会成员身份的巨大变化是由氏族(宗族)之人,变成了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编户齐民”肇端于战国时期诸国授田制度的实施,到秦代则成为国家控制天下民众的最主要的制度。这种居民身份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1950年代民族问题大讨论再审视

1950年代关于民族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中国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民族问题的热潮。当时学习的重点是斯大林关于形成民族的四个要素。斯大林强调依照这四个要素衡量,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不可能出现民族,民族只能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范文澜注意到斯大林论断的适用性问题,著文指出中、欧历史情况不同。欧洲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才有了民族国家,而古代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持久的相当巩固的整体”的王朝国家,“汉民族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并不因为有了资本主义才开始形成民族”。围绕汉民族形成时间问题所展开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成规模地研讨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嚆矢。这场大讨论的丰富成果是一份珍贵的学术遗产。

孔子的“天子观”及其与“大一统”理念的关系

在王朝国家的时代,“天子”是国家的最高领袖(先是称为王,后来又称为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其权威就是国家的权威,其形象亦是国家的形象。王朝国家稳固和发展必须维护天子的形象与权威。所以“天子”观作为古代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内容,历来为社会所重视。孔子的“天子观”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天下礼乐征伐的权力应当一统于天子,而不能让诸侯、卿大夫各行其政。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强调权力的一统。汉代出现的“天子僭天”的提法,虽然与孔子一贯反对僭越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但实与孔子思想无涉。所谓孔子作《春秋》意在“贬天子”的说法,既不符合《春秋》及三传的主旨,也不符合孔子思想。这些都是应当予以辨析的学术公案。

试论宗法制的几个问题

宗法制是对我国上古社会 (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制度。本文认为 ,宗族是氏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它与氏族既有密切联系 ,又有区别 ,它并不与氏族制同生共长。在我国上古时代 ,宗法制与分封制有着不解之缘 ,甚至可以说 ,如果没有分封制 ,也就没有宗法制。宗法制有着自己特定的社会政治内容 ,这方面的内容与氏族制所固有的血缘关系构成了宗法制的两弦 ,并使这把上古社会结构的胡琴奏出永恒而美妙的乐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 (如西周、春秋、战国 )

说商代的“天”和“帝”

商代的"天"观念,在甲骨卜辞里是由"帝"来表现的。甲骨文的"帝"能够表示"天"的大部分意蕴,但无有"处所"之意。《尚书·商书》部分所载的"天"观念,与甲骨卜辞基本一致,但杂有周人述古之语,有一些是周人的观念。所以应当予以缕析和区分。从甲骨卜辞和相关文献的记载里,可以较为清楚地认识商代的"天"、"帝"观念,这对于研究我国上古时代思想文化的起源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周太史儋谶语考

谶语之兴,盖在西周时期,至春秋战国而愈益增多,延及秦汉遂蔚为大观。过去对于谶语一类含有显而易见的迷信内容的东西研究得很少,往往只以荒诞无稽为理由而简单地摈弃之。其实谶语的产生多与那个时代的社会观念有密切关系,研究谶语的内容、性质及其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关联,应当是思想史、社会史乃至政治史的一项重要课题。不同时期的谶语,其特点亦各不相同。两周之谶与周朝史官很有关系,《国语·周语》所载周朝史官伯阳父、内史过皆为宣言谶语的嚆矢式的人物。此外,周烈王时期的太史儋见秦献公时所说谶语也颇为引人注目。

观念史研究的一个标本——清华简《保训》补释

上古时代社会观念的形成和演变多经历较长的时段,分析不同时段的社会观念的特色,对于认识那个时段的社会思想有重要意义。清华简《保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这一观念从舜到周文王时期的简要演变情况,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标本式的宝贵材料。《保训》简文的"中"皆文王述舜及上甲微之事时所提到,文王自己并没有直接讲到"中"。文王所述舜时顺民欲、测阴阳为"中",上甲微时得族众为"中",不仅与上古史实颇相符合,也与商周之际正处在由作为实体形态的"中"向作为观念形态的"中"转化的阶段相符合。周文王之时,尚没有"中正"、"中和"之辞,但其发展方向则是要开掘出"中"所蕴含的这些意义。《保训》简文正是有了这种意识而尚未出现"中正"、"中和"词语情况的反映。我们若谓周文王已经有了《礼记·中庸》"致中和"那样的思想,则似失于过早。直到周公的时候,作为意识形态的"中"的观念方正式形成。从观念史演变的角度来审视《保训》释读的难点问题,可能会有较为满意的理解。

论“初税亩”

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与当时该国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它不出自三桓，而是出自东门氏。“初税亩”只是谋划之中的事，并未能付诸实践。鲁国土地赋役制度的真正变革，是春秋晚期的“用田赋”。

试论春秋时期的祖先崇拜

随着宗法制的发展，春秋时期的祖先崇拜逐渐纳入了宗法系统，各族普遍建立了宗庙，成为维系族人关系的重要纽带，各个诸侯国也往往利用由祖先神所表现出来的宗法关系以加强相互间的关系，人们认为祖先神是最主要的保护神。春秋时期一年四次祭祖，春秋晚期墓葬丘陇出现后，墓祭成为祖先崇拜的一项重要形式。

从清华简《程寤》篇看“文王受命”问题

"文王受命"是周王朝立国的终极依据和王朝命脉之所在,也是周王朝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有周一代的社会观念。关于"文王受命"说的起源,比较流行的司马迁所述的"虞芮质成"说实不如《程寤》的"大姒之梦"说更近乎历史的本真。这个观念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在大姒之梦以前,文王受命是指接受商王之命,其后,则是取商王朝之命而代之,只是到了周公时期其内涵才扩而大之,成为文王接受天赐予的统治天下的大命。清华简《程寤》篇对于说明"文王受命"问题十分重要,此篇以述史为主的写法和一些用辞之例,都表明它当成书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时期的史官之手。这对于研究《逸周书》的成书时代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刑不如一耻”——先秦时期刑法观念的一个特色

上古时代"刑"起源于对于罪过的处罚,这种处罚最初不是《尚书·尧典》等所说的"五刑",而是作为道德惩诫的"象刑",它只是氏族内部的一种教化方式。《尚书·吕刑》篇所讲周代的"刑"是周初"义刑义杀"的体现,其所说明的是古代社会初期并不规范的刑罚。浸润着传统的道德精神与伦理规范的周礼支撑着周代社会的稳固,而刑罚只是其末节,而非主体。和"象刑"一样,将刑纳于其中的周礼,以激发人的耻感与社会责任感为宗旨,它是弱化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先秦时期"刑"的这种以教化为主线的情况,完全适应了以氏族为主体的古代社会需要。

孟尝君考

孟尝君在战国历史中很有影响，在后世名气也很大，但其史事却不大清楚，前辈专家的考证也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本文就孟尝君初相魏、任齐相的时间等问题大胆提出一些见解。

“山海经图”与《山海经》成书问题补释

西汉刘歆说《山海经》一书"出于唐虞之际",当"禹别九州,任土作贡"之时,从上古先民的石刻和后来的绘画资料看,这个说法当属可信。这些资料是先民传说的形像记载。在没有文字记录出现的传说时代,关于神灵精怪的历史记忆,或保存于口耳相续的传说中,或存留在其绘画(或雕塑)的作品里。这些震撼心灵的传说和绘画,就是在进入文明时代很久,也有存留。《山海经》一书结晶于这些传说与绘画,只是在汇集过程中加以文字说明及条理化而已。《山海经》的叙事系统是上古时代不断丰富补充的,商周时期是其资料丰富和补充的主要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观念表明,《山海经》的具体撰写与成书当在这个时间。关于"山海经图"的推测,为讨论《山海经》成书问题提供了比较重要的参考。

先秦儒家“诗言志”理论的再探讨

在古代诗歌理论中声名显赫的"诗言志"之说历来被视为儒家诗歌理论之圭臬。但它既不是出自遥远的虞舜,也不是出自春秋末年的孔子,而是战国中后期儒家整编古史时所提出的观点。"诗言志"的说法简明扼要,非常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所以广为流传。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诗歌理论中,情、志并重。将"情"逐出而只讲"诗言志",那是后儒的事情。从郭店简和上博简的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及其弟子诗歌理论的内容,其要点是既重视诗言志,亦强调诗须言情。这与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孔子诗歌理论是吻合的。

中华民族一体化过程中若干重要认识问题

春秋时期的“王道”与“王化”理念表现了周人的文化自信。“王道”即周人所强调的圣王之道。“王化”即以王道来教化和治理天下。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大势,即《逸周书》所言“王化虽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蛮,攸尊王政”。作为爵称的“子”与《春秋》的褒贬无关,而是“王化”普及的结果,称蛮夷诸国君主为“子”爵,乃是春秋大一统观念的一个表现。董仲舒所言“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强调的是诸国“王化”先后的问题,与“夷夏大防”说无涉,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就是“王化”要“自近者始”。

试论战国相权的若干问题

战国相权是那个历史时期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它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的不同于传统的君权的补充。这种权力对于君权不造成威胁，不像西周春秋时期的卿权那样可以使君主易位，战国时期的相，多出自士阶层，他们平步青云，靠君主的赏识而升迁，由于他们没有旧贵族那样的基础和影响，所以对于君主而言，他们多是一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他们本人也不会觊觎君主之位，所以对于君主来说，相实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可谓有益于国而无害于君。在实际政治的运作中，相与将之间的矛盾在朝廷中有重要影响，而相则处于主动地位。战国时期的相权（包括相的影响及其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相权对于君权的补充等）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统治奠定了基本格局，在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值得重视。

论图腾

图腾是原始宗教与文化的一大奥秘。本文对图腾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定;认为图腾观念起源并形成于旧石器时代后期,到了新石器时代它已经趋于衰落。图腾观念是原始人类的思想火花,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善于联想、幻觉和拼接的模糊逻辑思维与图腾观念的形成有密切关系。文章还强调必须用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图腾的萌生、发展以至衰落与衍变的历史。

春秋时期的“诅”及其社会影响

春秋时期的“诅”及其社会影响晁福林在我国上古时代社会史的研究中，＂诅＂是很引人注目的一项。这是因为它与人们的社会信仰与鬼神观念很有关系，并且对于某些社会历史事件也有一定的影响。不揣浅陋，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求专家指教。祷告于神灵，要某人...

商鞅变法史事考

商鞅变法史事考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里的一个重大事件。学者们对变法的内容和意义多有研讨，然而对其史事则所论甚稀。商鞅变法的不少史事，尚在若明若暗间。本文拟对《史记·商君列传》所载主要史事试作考析，进而探讨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