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序的建构与清代词坛的经典化进程

浙西、常州两派都以宋代典范词人为核心来建构统序,这些典范词人在支撑清人流派之正统性与理论渊源之深厚性的同时,自身也实现了在清代词坛上的经典化建构。而在流派博弈和理论交锋中,这些经典词人又会随着统序的调整发生变更,显示出流派的选择与排斥在经典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两派后人还都以本派的优秀词人来续接宋词统序或者新建本朝词统,以此来显示流派的延续性与生命力。这是在尝试性地进行清词经典化的建构。可见,统序的建构与典范词人的经典化进程之间存在着互为表里、同步进行的密切关系。通过历代经典词人来建构统序,清人不仅继承了唐宋词的艺术传统,还发掘了本朝词的高妙与创新,并用这些经典来为学词者指示门径,从而有效推动了清词艺术的发展与清词中兴的进程。

纳兰词在清代的接受及其经典化要素

纳兰词在康熙词坛经历了一个由平至显的接受过程,到康熙朝后期逐步被推至与朱彝尊、陈维崧并举的高度。但雍乾词坛对其反应冷淡,纳兰词的接受由显转晦,这主要是纳兰的论词宗旨、创作风格均与浙派风尚异趣所致,亦与缺少群体性的标榜相关。纳兰词在嘉道词坛经性灵词人群的鼓吹而重现于世,又因纳兰词论与常派理论间的相似性而使其在晚清词坛风生水起。清末况周颐、王国维均以纳兰词的极情特质与自然真切而将其尊为清词第一。从清人的接受过程可以看出,纳兰词言情时的易感性、普适性与耐读性等特质以及纳兰自身的人格魅力,是其能够成为经典的内部要素。这些内部要素经谭献、王国维等人的阐发与推荐,与晚清的词坛风会、理论更迭、词派兴嬗等外部因素发生契合性关联,得以顺利进入读者的期待视野。在清末读者的认同性阅读与再创造活动中,纳兰词完成了经典化的建构。

论浙西、常州词学的南北宋之争

清代词学,以浙西、常州两派为大宗。而两派论词,均以宋词为指归,只是南宋姜、张雅词符合朱彝尊、厉鹗“醇雅清空”的审美规范,因而被浙西词派所推崇;北宋浑涵自然的令词则给张惠言、周济的“比兴寄托说”留下了更为宽广的阐释空间,因而为常州词派所瓣香。所以说,南、北宋之争的实质乃是两派词学理论论争的表现。今日治宋词者在借鉴两派理论时,应还原其历史语境,跳出其门户之见,以还宋词本来面目。

宋代歌妓与宋词之创作及传播

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三大类。歌 妓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在宋人社交、娱乐活动中唱词侑酒。歌妓唱词与文人填词共同构成了词 文学的原生状态。在此过程中，歌妓向文人提供新声，乞要新词，并以自身的特质参与建构 了宋词的审美特征。

词派统序与郭麐的词史沉浮

清词流派的发展多以建构统序为依托,浙西、常州两派尤谙此道。然而向来被视为浙派三宗之一的郭麐,无论理论与创作,还是生平与师承,都无强烈的浙派印记,本质上只是一位力图以"性灵"思想来扭转风尚的布衣词人。是后来亲近常派的蒋敦复出于批判的需要才将郭麐归入了浙西词统,再经谭献等人强化。这种以郭麐续接朱、厉而构成的浙派统序得以确立,并成为一种较为强势的词学话语,其后果之一是导致郭麐的词史地位在常州词派占据上风的晚清词坛一落千丈。今人又将郭麐列为后期浙派的代表词人加以表彰,并以"改革者"的头衔来消弭因他对浙派的批判所产生的矛盾。这种研究思路实质上是对这一统序的延伸。

清人对宋词的体认与清代词学的建构

清人正式将词确立为赵宋之代表文学。他们认为两宋词坛词人济济、名家辈出 ,篇什繁富、佳制林立 ;宋人填词按宫制谱、审音协律 ,风格竞出、流派纷呈 ;而且宋人理论成熟、词话渐出。这些认识不仅影响了清代词学中词史之学、评点之学、校勘之学、图谱之学和词韵之学的形成与发展 ,而且影响到清代词学流派的形成。

清:清代前期词学风格论的核心范畴

在清初词坛矫治鄙俗淫艳之风的过程中,词学风格论的核心范畴从"艳"向"清"发生转变。这既是词学批评内部因革损益的结果,也是受到了统治者对社会文化生活进行匡饬的影响。"清"范畴在构成态势上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它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概念,涵盖了清初词学中有关创作主体、表达方式与审美特质等多个层面,构成了一套以"清"为核心的风格理论体系,并在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的词风转变和流派构成。但是,词人们会因过度追求"清空"的艺术效果而忽视词体的抒情特性;同时,意境过"清"会导致词体气格上的"薄"与"弱"。为矫"清"之流弊,清代中后期的词学中又兴起了"厚"范畴与"寄托"说。

古代文学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

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是受到专业教育人才观的影响,一些高校存在古代文学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相脱离的状况。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更新教育观念,让古代文学的教学与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机结合。在具体教学中,可以在背景知识中植入传统文化,在作品串讲时融入传统文化,在多篇对比中展现传统文化,在艺术审美中传递传统文化,在课后延展中加入传统文化。要想实现古代文学教学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完美结合,必须把握好文学艺术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比例,必须注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间的关系,必须要立足当下,立足生活,立足社会。古代文学的教学与传统文化的传承相结合,还可以有效推进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有利于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进而为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清代词学中的破体、辨体与推尊词体

清代前期,在词体教化、言志功能的支撑下,破体论试图通过让词向诗教回归的方式来提升其地位,但面临着使词沦为“句读不葺之诗"的危险。由词体娱乐功能支撑下的辨体论则想通过对词这种音乐文艺样式自身特质的强调来推尊词体,却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无法真正实现尊体目的。嘉、道以后,词体娱乐功能褪失,常州词派在使词体诗化的同时保留了词体特有的形式特质,并使其为儒家诗教所用,从而使破体论和辨体论实现了理想的结合。词体至此真正获尊,词文学却因此与近代革命思想、白话文学相脱节,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微。

论清人的宋词史研究

清人的宋词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辑考来支撑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史料辑考以整理宋代词话,考订词人史迹,编选、校勘宋词为主要内容,其深层用意是要以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的形式来反映宋代词史风貌,通过保存、整理作品来达到"以词存史"之目的。清人在建构词史时,或以词人为基点,或以正变为骨力,或以风格为中心,基本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清人的宋词史研究淡化了对宋词原生状态的考察,缺失了宋词中数量庞大的俗词的身影。其根本原因在于词文学在宋、清两代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改变,其直接后果就是使词这一在宋代原本非主流的、雅俗并存的文体被清人人为地抬作了宋代的代表文体与雅文学之典范。所以当下的宋词史研究与书写,不仅要深化、扩展和纠正清人的话语,更要弥补那些为清人所缺失、淡化的部分,最大程度地恢复宋代词史的本来面貌。

词律的编订与清人对词体特性认知的深化

由于对词体特性尤其是对宋词与宋以后词的音乐特性存在不同的认知,清人展开过作词要不要协律的争论,最终以协律论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清人通常取唐宋旧词中词名相同者相比勘,以得每一调之规范。其中以《词律》与《钦定词谱》的成就最高。这些格律谱不仅被用来指导创作,而且成为清人廓清词之体制、维护词体特性的有效工具。

宋代歌妓略论

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三大类。她们对当时社会的宴乐风俗、士人生活、文学创作特别是音乐文艺的传播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宋代的正史、笔记、诗词与小说中大致勾勒出宋代歌妓的本来面貌,对其组织制度、活动情况作一个全面而真实的考察,以期给人们提供一个正确评价宋代歌妓的历史平台。

清代宋词学初探

历代词学均以对宋词的研究为核心,这在事实上已形成了“宋词学”这一专学。清代宋词学为整个宋词学史上的集大成期。清人对宋词的研究从考证版本、校勘词集、编选词选等基础文献的整理,到阐发词史、评述风格、归纳流派等上层理论的建构,不仅研究深入、自成体系,并且在客观上构成了整个清代词学研究的基石。同时,清代宋词学与清词发展之间呈一种紧密互动关系。清人出于创体构派、转变词风的需要而对宋词展开侧重不一的研究,这些研究又在实践中很好地推动了清词的发展。

清人评点宋词探微

清人以指点学词门径、阐述词学主张为目的而展开对宋词的评点。清人对宋词的评点在外部形态上兼采小说、戏曲评点之众体,同时又有区别于其他文学评点的形式特性;在批评体系上则以结构章法论、修辞论、风格承继论和主旨论为其主干;理论来源方面主要以时文、经学、诗学思想为其依据。清人的评点理论经历了一个由多元到单一的过程,这正是清代词学由雅俗并存到以雅为尚、由词体不尊到诗词同尊的过程,也是宋词在文学史上雅文学地位得以最终确立的过程。

清人词体发生诸说检讨

清人根据各自对词体特性的认识展开对词体发生问题的探究与解说。从“学”而言,清人大体上将词体发生时间定在盛唐至五代,并认为词体由诗与乐府衍变而来。关于词体生成方式,清人主要有“文体代嬗”与“音律递变”两种观点,其中以“音律递变论”为主流观点。从“术”而言,清人探究词体发生问题的着眼点主要在文体和音乐两个向度。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清人注重文献实证,同时又能对不同视角的观点博观约取、汲异补正,显示出崇尚实证的学术路径与包容通变的学术思想。

清人对宋词离合之法的总结与体认

清人从宋词中总结出的离合之法可分两类:一类是指写景抒情词中景语明离而情脉暗合的创作技巧;另一类概指宋人咏物词中一笔两到、物离神合的表现手法。其他所谓“层层脱换、笔笔往复”、“不犯本位”等技法与离合手法之间实为异名同实之关系。清人借鉴时文理论,以“离合”这对范畴将宋词中不自觉的创作现象总结、提升为一种自觉的创作理论,这样不仅有效推进了清词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宋人在清代的传播情况。此类法则的提出也表明清人对词体特性与主体性情间关系的把握已达到一种辩证的深刻。

钱大昕词学资料辑存

钱大昕作为乾嘉时期的一代通儒,不仅在经学、史学方面成就斐然,而且兼擅诗、词方面的创作与评论。《嘉定钱大昕全集》收其《潜研堂诗集》与续集,但未见词作与词论。现从汪棣《春华阁词》所附诸家同作、题辞以及《昭代词选》《国朝词综》等选本中辑得钱氏词作四首,存目两首;另从邵玘《花韵馆词》的卷首题辞以及《練川五家词》所附的评点中,辑得钱氏词论若干条。钱大昕填词清朗疏快,不堆砌典实;论词则持平两宋,兼收众美,体现出通达开放的思想特点。

清人对宋词用韵研究的得失与意义

经过清初关于宋词是否统一叶韵的争论以后,清人普遍认为宋词有韵可循。在宋代词乐消亡以后,词韵更是成了保持词体音乐特性的重要质素,所以清人纷纷选取宋词名家之作来归纳韵部,撰写韵书,以此表达自己的词体观念与词学思想。尽管他们都标榜以宋词为据,却都未穷尽,故而不免又有宽、严之争。清人对宋词用韵的研究虽未完全探得宋代词韵之本,却在客观上普及了词韵观念,规范了清词用韵,完善了清代词学的研究体系。

“花间鼻祖”成因补谈

世人论及温庭筠为“花间鼻祖”之原因时 ,多从其数量、题材、风格等角度着眼。但如果就《花间集》的编选目的和文人雅词传统确立这两个向度而言 ,温词的音乐性与典雅化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两个原因。也正是这两个重要因素 ,给《花间集》烙上了雅俗二维复合的历史印记 。

苏轼与“词风转变”

苏轼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等士大夫词人的疏隽之风 ,用“以诗为词”的方法对当时词坛香艳俚俗之风进行反拨。苏轼有意扩大词的题材 ,弱化词的音乐性 ,改变词的语言特色 ,并将诗中才有的小序引入词中。这些在客观上抬尊了词体 ,打开了宋词创作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