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明史重塑文明观——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一、中国方案:重塑世界新文明观。刘诗诗:曹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此次访谈。此次访谈主要想请您再深入谈谈“重写文明史”。2023年初,您提出“重写文明史”这一号召,迅速受到了国内外包括欧洲科学院院士西奥·德汉(Theo D’haen)教授、哈佛大学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托马斯·比比(Thomas Beebee)教授、达拉斯得州大学顾明栋教授、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洪涛教授、浙江大学李思屈教授以及四川大学张法、金惠敏教授等学者的高度关注。您为何提出“重写文明史”?您怎么看待陈晓明教授在评论中提到的“‘重写文明史’是倡导一种价值理念,还难以作为一个写史工程来投入运作”a这句话?

变异学与他国化——曹顺庆先生学术访谈录

曹顺庆（1954-），湖北荆州人，满族，198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3年获四川大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博士学位。现任四川大学杰出教授（享受院士待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文学科副主任委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外文化与文论》主编、英文刊物ComparativeLiterature：East＆West主编；出版了《中西比较诗学》《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比较文学教程》等著作3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进展与话语创新——曹顺庆教授访谈

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的原创性理论,奠定在比较文学固有学科理论的缺憾之上,它弥补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中只关注同源性和类同性而忽略异质性和变异性的缺憾,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同时也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拓展了国际比较文学新的空间。变异学研究具体关注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和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变异学打造了一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话语,提炼了一个标识性概念。它不仅是比较文学学科话语的凝练总结,更是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创新呈现。变异学提出变异性、异质性首次成为比较文学可比性基础;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由共同性与差异性共同构成的。比较文学变异学从提出至今不过10余年,还有很大的值得进一步实践和检验的空间,这是任何一门创新性理论的必经之路。我们坚信,比较文学变异学必将迎来更辉煌的明天!

从“海外汉学”到“中国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从晚清民初开始,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逐渐确立,学术范式也随之形成,而范式的形成迎来了汉学学科的建立。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进程中有了巨大的改变,其变化影响着学术范式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嬗变意味着海外汉学学科的革命性进步。访谈中,曹顺庆教授就学术范式转变中关于学科称谓、学科建设、学术自律、学术前沿以及在该学术共同体中中国学者所承担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大致勾勒出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起承转合的发展路径。

立德树人,培养拔尖人才——曹顺庆谈治学与育人

身为在高校工作40年的一线教师,曹顺庆教授将自己治学与育人的经验简要总结为三点:一是中西贯通,通过在课上课下带领学生背诵古文经典、研读外文原典,打好中西学问根底;二是转益多师,鼓励学生志存高远,探访名家,开拓眼界,继承大师学术风范;三是积极探索,启发学生问题意识,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同时锤炼严谨务实的学风。实践证明,这些治学与育人的方法,有助于培养研究生拔尖人才,实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国家社会进步与文化自信。

曹顺庆:翻译的变异与世界文学的形成

1.引言 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转换的过程,变异在其中如影随形。由于文化间的异质性、译者的主体性、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等的存在,原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之间是不可能达到完全对等的,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有些文本是不可译的。一个文本可以生发出多种意义阐释,任何一个合乎情理的阐释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

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趋向--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曹顺庆访谈录

李泉、孙婧：尊敬的曹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空闲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对此我们感到非常地荣幸!三年前学生有幸接触到您的《中西比较诗学》一著，并为其中学贯中西的高屋建瓴之见所深深折服。从那时开始，学生就一直关注着您的学术发表与出版的最新进展情况。

变异学的中国文化语境与世界差异诗学图景: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的原创性理论,奠定在比较文学固有学科理论的缺憾之上,契合了中国的现实文化语境,呼应了世界差异诗学的理论追求。变异学的提出,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自然延伸和合理开拓,同时也对世界比较文学做出了贡献。

文明互鉴: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意识

自晚清民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以来,基于西方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建构的文科知识体系近乎主导了中国文科百年以来的构建进程。在这百余年间,如何重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重建中国理论话语一直都是世纪之题,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孜孜以求力图解决的目标,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命题的提出引发了又一轮激烈的研讨。文章指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立足中国实际、中国经验,更需要将中国文化放置于“文明互鉴”的视野下审视西方经验、西方实践以及西方理论。通过史实的梳证可知,包括“浪漫主义”“意象派”“新批评”“生态伦理批评”等诸多英美文论的形成明显汲取了来自中国文化哲学的元素。以此延展,文章提出了中外文论互鉴史研究、文论他国化变异研究、比较诗学变异研究等以中国为视角、以中国理论为建构方法的新领域,提出属于自身的标志性概念、创新性问题。做到知识自主,更要做到阐释自主,才能解决话语问题,解决人文社会科学“说不出”“不想说”“不敢说”的“卡嗓子”难题。

重写文明史: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

中国自古便有完整的哲学体系、文论体系、史学体系、艺术体系、教育体系、医学体系、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然而,中国原有的自主知识体系在现当代基本上不被承认。这一问题的根源在文明观,文明观是基础,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近现代以来支撑各学科知识生产的标准、内涵、体系都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底座上。文明底座是西方的,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也就必然唯西是从,直接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贬低,对中国知识体系的全盘否定,形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整体性的垮塌,走上了自毁长城之歧途。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重塑文明观”,重塑文明观则必须“重写文明史”,再从文明底座上建构哲学、史学、医学、科学技术等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重获各学科知识体系本来的“话语权”,向世界呈现“理论中的中国”“创新中的中国”“文明中的中国”,建构自立自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重写文明史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建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3、46)这一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使命任务。

从重写文明史到重写文学史

在当今国际格局下,如何建立中国话语与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界面临的一大难题。长久以来,文明话语中都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文明观输出的话语权长期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文明史对中国的叙述常常存在歪曲、偏离史实的问题。西方话语霸权具体体现在各学科内部,使许多人文社会学科都面临“失语”的窘境。针对这一现象,提出“重写文明史”与“重写文学史”的号召。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史实出发,尊重文明多元化与异质性,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写文明史,重塑文明观,进而重写学科史,重写文学史。通过反思学科话语问题,发掘传统文化中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重新建构学科话语。用中国话语发出中国声音,共同建设文明新话语是重写文明史、重写学科史的要旨所在。

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阐释:向死而生之路

古代文论在当代学术语境与文化环境中的失效问题由来已久,“古代文论在当代已死”的论断甚至成为学界心照不宣的某种共识。20世纪90年代,学界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并未能挽救古代文论,反而进一步将其扫入了“故纸堆”。学科化、体系化、科学化的“转换阐释”路径正是导致自主自为的古代文论逐渐丧失生命力的症结所在。因而,需在对此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古代文论在当代的阐释路径,从古代文论古今通变之“通”——古代文论的当代阐释有效性、古代文论古今通变之“变”——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审古代文论的现代性意义——走向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三方面出发,重新焕发古代文论在当代的生命力,探寻古代文论向死而生之路。

文明互鉴视野下的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建构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的完整建构,一直是当代文艺建设的难题,在大量西方话语资源的充斥下,很难看清中国文艺理论的原本面貌,中国文艺评论在国际舞台上也几近失声。归根结底,是中华文化自信力的丧失,导致中国学人往往与传统文化疏离和隔膜,没有能力打破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歧视。本文对历史遗留的话语困境进行了反思,指出文明互鉴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重建中国文艺评论知识体系的另一个角度,是认识到西方文明常常借鉴自东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积淀足以支撑起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与范畴术语。我们想要获得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权利,可以从“重写文明史”入手,用客观史实还原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文明互鉴的脉络,解构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从而摆脱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歪曲与蔑视,完善中国文艺评论与中华现代文明的建设,强化文明互鉴,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面构建。

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2010年7月13日上午,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王鹏飞、刘波、唐均老师代表本刊在四川大学文科楼,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进行了访谈。以下为本次访谈实录:问:曹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我刊的访谈。《华西语文学刊》是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一份学术集刊。刊物对于中西语言文化的迻译、传播、比较以及教学等领域内的问题极为关注。

中国文化“走出去”实践探索——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嘉宾介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比较文学),国家级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霍英东教师基金获得者,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带头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美国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淡江大学客座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文学科副主任委员。

翻译变异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仅需要“走出去”传播得广,更需要“走进去”传播得深。然而学术界尚未重视“翻译变异”在“走出去”传播得广、“走进去”传播得深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变异学理论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和文明互鉴的交流。文化的固有差异与文明的异质性决定了翻译过程中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翻译变异就没有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经典的形成。通过对“龙”这一中国符号的英译变异现象、《赵氏孤儿》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变异过程、《红楼梦》与《西游记》在异域语境中的多元变异,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在英美意象派诗歌中变异,实现“文学他国化”等实例的考察,可以证实民族文学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翻译的忠实度并非衡量其成效的唯一标尺,尊重文明异质性产生的变异反而能有效地拓展其国际传播的覆盖范围与影响力和传播深度。中华文化基因中的变异智慧,恰恰可以在翻译变异中得以释放,助力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的丰富与创新。

再说“失语症”

自笔者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话题以来①，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学者指出：“三年前，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同一时期，他又提出医治此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是借助于古文论的‘话语转换’。对文学理论界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的愿望。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