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延迟控制的城市主干道交通流研究

提出一个交通灯控制下城市主干道交通流模型.模拟在开放性边界条件下主干道的车流运动,研究红绿灯时间延迟对主干道车流量的控制作用.计算机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交通灯对车流适当的延迟控制明显地优于交通灯对车流的同步控制.

试论南京政府时期我国农村金融的二元结构性特征及其成因

经济结构二元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主要特征。南京政府时期,二元结构性也是我国农村金融的重要特点。本文论述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农村金融二元结构性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基层控制危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农民协会重兴问题研究——以江西、福建两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农民协会作为大革命时期中共整合乡村社会,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组织,在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基本上被国民政府解散。为了发动土地革命和组织农民运动,中共中央提出,重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会政权,并把它作为乡村政权改造的重要途径。后来,中共发现利用农会政权改造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目的很难达到,于是提出了取消农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此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往往落后于中共中央的决议,从而使中共中央设计的组织农民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基层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所推行的组织形式之间产生较大的差距,从而带来了基层社会控制危机。

外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吗?——兼与任晓伟商榷

任晓伟先生认为外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毛泽东等提出利用外资只是一种策略;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毛泽东等对外资经济的考虑还不成熟,中共不可能给予外资经济一个明确的定位,很难说外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乡村社会的贫困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贷款

绝对贫困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经济的重要特征。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南京政府举办了农业贷款。在此过程中,政府发现有限的农业贷款被乡村中富裕的社会阶层所占有,为此,它强调农业贷款需要转向贫困农民。但是,由于农贷机构的嫌贫爱富和近代乡村权力结构却阻止了政府愿望的实现。

抗争与妥协:近代城乡关系的发展与乡村革命——以一九二八年的永定暴动为例

随着早期现代化因素由城市向乡村的深入,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城乡之间的联系性加强;另一方面它们的对抗性矛盾加剧。1928年的永定暴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在暴动中,农民要求攻打县城,并错误地提出了"杀尽城里人"的口号,中共永定县委对此强烈反对;在攻城失败后,县委把农民暴动引向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农民因敌我力量悬殊转而被迫向敌人妥协求和,遭到中共党组织的反对,并导致了部分求和代表被暗杀。1928年永定农民暴动反映了近代城乡关系发展和变化,也是中共推动革命发展的生动例证,它体现了中共和农民在革命方式选择上的不一致性及中共农村革命的复杂性。

寻乌调查与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

中共在苏区土地革命中,迫切需要了解和认识农村社会各阶级。地主、中农、贫农和雇农等农村阶级很容易界定,而对富农问题的认识就显得困难多了。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富农,毛泽东开展了寻乌调查。在调查中,毛泽东认为"半封建性的地主"和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都是富农,因为他们具有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和商业剥削的性质。由此,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富农并不是农村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不适合富农。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认识,对苏区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

废除债务运动:中共乡村政治动员的重要发动器——以中央苏区为例

关于中央苏区的政治动员或社会动员,学术界主要研究了政治动员的方式、特点、群众心理、农民性格与乡村社会动员、查田运动与社会动员、扩红运动与乡村社会动员等问题。而中央苏区的乡村借贷问题,

战略重点的转变:中共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的战略选择问题分析

在红四军主力退出井冈山、建立中央苏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从两湖和广东为中心到以江西为中心的转变;二是从农村游击战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转变;三是从"以赣南为退步"到建立"前进的根基"的转变。中共战略思想的变化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和理论依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解决乡村民生问题的路径选择

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近代乡村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危机,并由此产生了近代乡村民生问题,中共最初提出用土地改革的方式来解决。土地改革虽然解决了农民尤其是大多数贫雇农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问题,但却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中共提出发展生产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手段,并要求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位。在解决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后,广大贫苦农民还遇到了生产资本不足的困难,农业贷款成为中共解决生产资本和民生问题的重要选择。

从革命到建设:中央苏区指导思想转变分析

中共农村革命给中央苏区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各地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中共开始了由革命到建设的伟大转变;受制于革命和战争的影响,这种转变十分有限,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民国时期江西农村合作金融问题研究(1927-1949)

学术界非常重视农村合作金融问题。但从历史角度研究我国农村合作金融问题还略显薄弱。以近代江西省农村合作金融为个案,分析江西省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建立、农业贷款问题以及农村合作金融的特点及问题,得出近代江西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历史启示。

土地革命、反对富农与苏维埃政权改造——川陕苏区政权建设的思考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建立了川陕苏区,并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川陕苏区开展了土地革命,没收和分配了富农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损失,富农加入革命队伍,并想方设法取得苏维埃政权,以此来阻止土地革命的推进。中共为了清除土地革命的阻碍,必须改组苏维埃政府,把富农赶出去,因此,川陕苏区政权改造是土地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从分配生存资源的角度看,中共认为分配富农土地和其他财产具有革命的正当性,然而从富农土地及其他财产来源分析,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改造的合理性则明显不足。

争取贫雇农:中共在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与解决乡村民生问题探析

贫困是近代中国乡村的普遍状态,其根源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解决民生的关键就在于土地问题。中央苏区建立以后,中共为解决乡村贫困及民生问题进行了土地改革,但在推行的过程中,重点解决了贫雇农阶层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共在当时革命的形势下所做出的必然的选择。

揭开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第二届高校党史教育论坛综述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5周年,推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宣传教育,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2016年5月7-8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与赣南师范大学主办,教育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承办“第二届高校党史教育论坛”在赣南师范大学举行。

1910年官绅民在湖南反洋教活动的态度

1910 年湖南发生的反洋教活动中,木、泥匠和会党势力是反教主角;士绅表面上不再反教,却暗中支持普通民众的反教斗争;湖南官吏是护教和镇压反教的主力。这说明近代湖南尚未完全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完成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两难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农业贷款问题研究——以银行考察为中心

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农业贷款作为解决农业生产资本的重要手段,它强调生产贷款必须以农业为首位。但是,边区银行的双重性使它在农业贷款中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并由此偏离了中共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要求。这说明运用银行解决农业生产资本的选择是很难行得通的。

南京民国政府农村家畜保险问题研究:基于政府与农民的视角

家畜保险作为近代农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民家庭和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民国时期得到了优先推广。南京国民政府不仅颁布了家畜保险的法规和具体政策,而且还直接介入家畜保险事业的推进,形成了政府主导的推进模式。但家畜保险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制度,起初农民对其并不认同。然而,随着政府宣传和农民从家畜保险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也逐渐改变了态度,家畜保险的推行变得相对顺利。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家畜保险研究,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在民众还未充分认识到农业保险必要性的时候,充分利用政府组织来推进农业保险是当代中国政府可以借鉴的重要方式。

关于磁场力的功

本文通过对磁场力F(洛仑兹力的一部分)的两个分力f1、f2 做功的讨论 ,进一步认识总的磁场力永远不做功及其分力做功的特征 ,即其分力做功只在实现能量转化中起传递作用 ,而没有直接使磁场能量发生转化 。

权能错位与纠正:中共苏区革命用苏维埃代替农民协会历史必然性考察

中共在苏区革命中,最初是主张建立农会政权。然而,随着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中共中央最终主张用苏维埃政权代替农会政权。在这种替代过程中,反映中共中央当时对农民协会功能的认识和利用的变化,并由此决定农民协会与国家政权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