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圣杜甫:超凡入圣的原因与历程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不同于飘逸的“诗仙”李白,也不同于如同静寺古刹的“诗佛”王维。他在诗歌领域里,俨然如同哲学伦理界之孔丘、孟子。杜甫经历了漫长岁月的人生磨砺,由其个人的苦难磨砺,到盛唐帝国的国家民族苦难磨砺,再到安史之乱的战争磨砺,从而使得原本淹没在盛唐时代多如满天繁星的诗人行列之中的一员,脱颖而出,成为了盛唐时代最为杰出的代言人。杜甫接受和融化原本枯燥的儒家思想,将原本消解个人的集体主义国家哲学,通过水乳交融的人生经历,从而实现了物我无间、大我与小我一体、道学与文学一体的诗歌表达。

略论词产生于盛唐宫廷--关于词的起源、界说和发生

词的起源不明,主要源于对词的界说混乱。词应是发生于盛唐宫廷,由李白首先创制,后来者依照词牌创作的以近体诗格律化定型的声乐歌词。词体的形成,既是历史某个瞬间(天宝初年)飞跃突变的结果,又有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包括词乐的演变形成史,近体诗、乐府与声诗的演变史,以及词体在由个人创制之后被词本体接纳并定型的发生史。从诗歌演变的角度来说,是建安以来乐府诗和近体诗整合的果实;从词乐的角度来说,是宫廷音乐和音乐消费形式变革的产物。

论秦嘉五言诗《赠妇诗》三首为伪作

秦嘉五言诗《赠妇诗》三首,是从秦嘉夫妇的四封书信中改写来的,其中特别是把徐淑责备秦嘉的话语改编成诗句,并且连续使用对偶的句式,而五言诗中连续使用对偶,最早要到建安时代。秦嘉三首五言诗应为伪作。

论清商乐始于曹魏建安时期——以曹丕《燕歌行》为中心

清商乐发端于曹魏建安时期,而非一向所说的北魏时代。曹魏建安时期,曹丕的《燕歌行》已是清商乐,而不再是两汉的相和歌辞。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燕歌行》可能与较早的燕乐有关;从乐府歌诗的角度来说,《燕歌行》本与燕地无关,也本与战争行役无关。由于乐府诗的写作习惯是后人模仿写作,所以,才分别模仿了"群燕辞归"的"燕"和"从役于燕"的"燕"两种不同之"燕",高适的《燕歌行》,从后者逐渐发展而为"行役于燕"的燕地战争题材。

论江南清乐及乐府诗的属性及与曲词发生的起源关系

清乐和六朝乐府具有声乐属性、江南文化属性、精练属性、宫廷贵族属性和宫廷艳歌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清乐和六朝乐府诗成为了盛唐之际曲词发生的直接源头。

论早期应制应歌词的词史意义

应制、应歌体现了词的接受者对于词体产生和发展的刺激作用和推动作用。应制词首先是从应制诗中蜕变出来的。早期应制词是词体产生的中心环节。早期应制词即席演唱,到太白体方具词体意义,太白体应制词奠定了早期文人词的女性化特征,词本体对其有个漫长的接纳过程,直到白乐天体、温飞卿体才实现对太白体的呼应和回归。

中国文学起源问题重议——从甲骨文与中国文字起源发生说起

中国文学就文学体裁而言,最早起源于甲骨文记载的应用性散文,随后才是诗歌的产生。诗歌的产生和两大文学艺术文化类型密切相关,即与音乐和散文有关。两者之间,应该是先与散文有关,诗的因素是从甲骨文的反复记录和书写中萌生的,以后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音乐的音律节奏引导了这种原本从散文文体中孕育出来的诗歌雏形,从而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无论是甲骨文还是礼乐制度,皆为帝王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与所谓下层民众并无关系。因此,无论是最早由甲骨文记载的应用体散文,随后一些的政令性散文、记载历史的散文《尚书》,还是与西周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诗经》,都同样是贵族政治制度的产物。

论唐宋词的诗体借鉴历程——以温韦、张先、晏欧、少游、美成体为中心线索的探讨

词体作为诗体伟大河流的分支,在从诗体母河主流分支之后,一方面,不断地强化着自己作为分支的独立性,日益健全着别是一家的独特审美特质,另一方面,又从未间歇地从母河中汲取营养。词体的诗体借鉴历程,贯穿于整个唐五代北宋词的发展历程之中:早期文人词借用诗的题材,飞卿体借鉴近体诗精神,但飞卿体多是对词体特质的建树,韦体则潜伏着词体回归诗体的因素;张先体、晏欧体等开始借鉴宋诗入词,主要是题材的士大夫化和宋诗的议论手法,少游体成功实现前两个阶段的整合,进一步将宋诗手法融入词本体,美成体更进一步以近体诗精神重新熔铸词体的艺术形式。一部唐宋词史,就是一部与诗体借鉴与分合的“以诗为词”史,只不过借鉴与分合的角度、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论陆机《拟古诗》、《赴洛道中作》等五言诗的写作时间

陆机应是南人中写作新兴五言诗的第一人,其五言诗风格和成就,是陆机入洛学习和仿效曹魏文化的结果;陆机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应是陆机多次赴洛中的晚年之作;陆机对曹植代表的建安诗风的模拟仿作,正是陆机对曹魏文化学习和模拟的结果,其中对十九首的拟作,也应该是陆机在北方生活了相当长时间之后的作品,而非陆机赴洛之前所作。

论建安二十二年:曹植的人生转折——兼析《美女篇》、《蝉赋》、《节游赋》

从建安十九年到二十一年,是曹植一生的顶峰,也是曹植一生最为快乐的时光,在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事业和情爱人生的两个领域,都达到了一生的顶点。但建安二十二年,对于曹植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十月被确立为太子,兄弟之间的太子之争,以曹植失败而告终。但与此同时,曹植却焕发出了巨大的写作才华,写作了大量涉及甄氏的诗文作品,主要有《节游赋》、《西北有高楼》,以及后来回忆所作的《妾薄命》等。按照时间次序依次辨析,从而考证出(一)《美女篇》与《陌上桑》:曹植的欢乐;(二)《蝉赋》:曹植的反省;(三)《节游赋》:曹植的节制。即从文本出发,再次论证了曹植一生重要的转折——建安二十二年发生的重要原因。

论曹操诗歌在五言诗形成中的地位

曹操诗歌是"魏响"的第一阶段。五言诗是在清商乐中成熟的,清商乐是由建安之后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曹操诗作显示了由四言、杂言诗向五言诗作转型的渐变轨迹。曹丕等人诗"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特质正是从曹操"悲壮"诗风的"悲"演化而来。五言诗成熟在曹操诗歌之后,《古诗十九首》是曹操之后的作品。

论苏轼诗歌创作与佛禅关系的三次转折

苏轼接受的是中国禅宗,而摈弃的是印度佛教的外形。他对禅宗的接受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分别是倅杭时期、黄州时期和惠儋时期。苏轼人生经历的这些变化,恰恰与中国佛教禅宗史以及中国文化史的历史沿革,有着某种内在的吻合和联系。这些吻合与联系,从宏观背景上促进了苏轼对佛禅的基本态度的形成。苏轼凤翔时期主要接受佛教艺术史,倅杭之后开始渐次深入到中国禅宗的哲学思想体系之中。这种转变既有苏轼个人人生经历的必然性,也有与苏轼贬谪所在地域佛禅情况的吻合,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苏轼由佛向禅的发展演变。

论“士”之起源发生及与西周教育的关系--以诗三百《雅》《颂》之“士”为突破点

士的本源意义并非如同此前学者所说的为男人、为官员、为农民耕作、为武士等;"士"的早期含义是文士,是中国早期儒家教育的重要组成,主要是周公制礼作乐制度形成之后的产物,其主要含义类似于当下所说的士子。诗三百中的《雅》《颂》部分共计出现士21次,清晰显示了由学而士、由士而为俊杰髦士、由学者人才而为六卿之首之卿士、由学子而为一般官员总称的内涵演变历程。

论花间体及温韦之异同

花间体确立了“词为艳科”、小词小境、应制应歌、香软华贵等词体体制,是对早期民间词的一次文人雅化运动。花间体主要由温韦两大词体构成,韦庄体与飞卿体具有趋同性与变异性两大属性,是同中之异、异中有同的关系。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

就文学史的宏观演变而言,中国文学大体发生过三次自觉——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盛唐文学的自觉、盛宋文学的自觉,它们都是针对一个漫长时代的不自觉而发生的文学飞跃。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自觉,其重要标志是一变两汉空泛言志而形成以穷情写物为诗歌美学风范的五言诗体制,它标志了中国文学从两汉时代的政治附庸走向了自由的、缘情的、审美的文学。其中又经历了三个阶段:曹操孤明先发的探索;曹丕率领建安六子等诗人的群体自觉写作;曹植和甄氏五言诗传达出的深邃恋情及其所具有的人性觉醒的意义。"魏晋文学自觉"的提法,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建安曹魏文学自觉",这次文学自觉的内涵,也应该是以文学本体为中心的系统的自觉,而非仅仅是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自觉。

《陌上桑》创作时间、作者考辨

《陌上桑》一直被视为两汉乐府民歌最优秀的代表。实际小《陌上桑》是从左延年的《秦女休行》脱化而来,应为建安曹魏时代到西晋期间之作,曹植与傅玄是与《陌上桑》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位诗人。

《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反思

我的《古诗十九首》研究,缘起于《中国诗歌演变史》的整体写作,其中汉魏五言诗演变历程的研究和写作,既为十九首研究的缘起,也为其写作的主要方法。审美学术观,对文本与史料的思考在先、现有结论在后,实践第一等诸多方面的统一,为本研究学术观和方法论的本质。十九首中的部分作品应为曹植所作,其余作品、苏李诗和《孔雀东南飞》等,皆应与曹植、曹彪、甄氏有关,需要进一步研究。

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的关系——兼论《涉江采芙蓉》为曹植建安十七年作

《古诗十九首》是曹睿于景初中对曹植文集"撰录"的结果。曹、甄之爱,发生于建安十六年(211)暑期,写于建安十七年七月的《离思赋》,为曹植之思甄之作;《涉江采芙蓉》为曹植于建安十七年十月随父出征孙权时于长江北岸所作,与曹植《离友.其二》为同一主题的不同体裁之作。翌年正月从江边归程中写作的《朔风诗》,再次证明了《涉江采芙蓉》为曹植思甄之作。

论王粲与五言诗的成熟——兼证《七哀诗》、《杂诗》的写作时间

王粲《七哀诗》三首和《杂诗》都是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作品。他在建安十四年之前的现存诗作,都是杂 言诗和四言诗;而其现存的五言诗作,全部是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作品。王粲建安十四年之前的四言诗作尚属汉音, 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五言诗作则纯乎魏响。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大体上来说,从建安十四年至十六年是"汉音"与"魏 响"的分水岭。

论韦庄入蜀前后的词体写作

对韦庄入蜀之前的四首《菩萨蛮》、两首《归国谣》,以及入蜀之后的《本事词》进行分析,勾勒出韦庄词的写作历程。从而得出结论:韦庄并非入蜀之后才开始写词,而是在壮岁游江南时期开始写作曲词,换言之,韦庄与其说是五代词人,更应该说是晚唐至五代时期的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