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九板桥玉戈玉圭和夏遗民奔越

2009年在绍兴九板桥发现的玉戈和玉圭是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作品,是夏王朝遗物,说明夏王朝确实是制作并使用玉圭的。它们是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从中原地区来到古越国核心区域,显示古越国的开发与夏遗民奔越有关,印证司马迁所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的说法确实是有史实背景依据的。

中国龙起源的考古学再探索

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中国龙的原型是扬子鳄,起源于距今6000多年前。中国龙起源阶段的社会意义主要是象征着“力量”“能力”以及“威信”与“权威”,这一阶段产生了崇敬龙的意识。由陶寺龙,经石峁龙,至新砦龙和二里头龙,龙的形象是连续发展演化的。陶寺龙成为陶寺文明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石峁龙形态开始走向成熟,与夏王朝甚至是夏王室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砦龙是二里头龙的直接前身;二里头绿松石龙的出现,标志着具有神形兼备的中国龙的形态和特质在距今3700年前后达到了成熟,从而奠定了中国龙形态在伴随着王朝国家的发展而演化至今的基础。

炎帝时代和文明起源

炎帝时代处于文明起源的重要时期。依据先秦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研究成果,推定炎帝时代的年代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之间,与炎帝部族集团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是分布在陇原东部、关中、晋西南及豫西地区的“典型仰韶文化”。其发展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体现了文明起源的过程。第一个阶段为平等社会,第二个阶段社会逐步发生分化,第三个阶段社会发生剧变,第四个阶段产生“王室文化遗存”进入古国时代。整个发展过程呈现出稳定和连续发展演变的特点,具有包容性特征、创新性内涵,属于文明起源的一种原生态发展模式。通过对炎帝时代典型仰韶文化文明起源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距今5000年前后呈现出一个文明化浪潮。

光泽与夏文化向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传播有关问题的探索

夏文化向福建省东南沿海地区的传播,是最近十年来提出的课题。[1]福建光泽县的新发现为进一步探索这个课题提供了新的线索。笔者曾对此问题做过简略的探索[2],这里结合出土的有关文献和绍兴等地新发现的线索,再做探索。

论牙璋的年代及反映的夏史痕迹

牙璋是夏代、夏王朝、夏部族使用的一种特殊的玉器。目前在近40个地点发现的牙璋,埋藏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850~前476年之间。其中,制作年代最早、形制最为原始的牙璋是中原地区的新砦期牙璋。中原以外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制作的牙璋,大多是在公元前1600~前1530年前后从中原地区传播出去的,这可能与夏王朝灭亡前后以及与"夏社"被铲除前后的历史有关。三星堆文化继承了中原地区夏部族使用牙璋的传统,并发展成为古蜀国国家层面的祭器。

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苏秉琦在1992年9月以后,对燕山南北地区文明发展较早而衰败亦较早的原因、传说的五帝时代事迹的地域与中原地区的古国、对"五胡乱华"的历史意义等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结合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的国家起源的三种模式的思考,于1993年11月形成了中国国家发展模式的三种类型(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的认识,于1994年1月写成《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标志着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其中,红山文化后期进入古国阶段、是否确认良渚文化已进入方国这两个问题尚待研究证实。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以及围绕这些学术弘论的产生而展开的各种探索与研究过程本身,是1986年以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和新思考

本文依据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提出稻作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稻作农业大约在公元前１００００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７０００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

炎黄时代的图腾与龙及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与形成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我国传统史学中将龙视作神,而在我国近代史学中又将这种神认作与图腾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有关。图腾是1903年我国从西方学术界引进的概念,之后对古代文献记载的炎黄时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如感生始祖的传说、始祖的动物名号或族名与徽号以及龙等作图腾解释。这种解释是否得当,尚待进一步研究。目前考古发现确认的最早的龙遗存,是河南濮阳西水坡一件模仿鳄鱼形象的随葬品,这种鳄鱼形象因墓主人的特殊身份而增添了文化上的含义,由此可以确认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已经产生了龙文化意识。而作为延续至现今的中华龙文化是在陶寺文化早期(公元前2400~公元前2150年)形成的。陶寺文化早期的龙升华为王室文化元素,龙的形象脱离了动物实体的形态,逐渐向威严、神秘且神圣的象征性形象演化,这一现象的产生与陶寺文化早期文明诞生有关。这表明中华龙文化的形成与中国文明的诞生同时产生。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

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28-1976年的准备期(资料积累期),1977-1985年的初步探索期,1986-2000年的全面开展期。2001年以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开展为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本文分析了近90年来160多种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创办与发展情况,提出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与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发展一样,经历了初创与早期发展、全面发展、复苏时期、成熟发展等四个阶段。现在的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格局,是1979年以来形成的。目前主要刊物的栏目形式有所变化,但研究论文与田野资料并重的办刊方针总体上没有变化。近10年来一些刊物新增加了文化遗产保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的内容,这应是中国考古学在21世纪发展的三项新的内容。

福建光泽走马岭玉器的形制特征、文化属性、年代及相关问题

本文分析近年在福建省光泽县走马岭遗址出土的牙璋等8件玉器,指出它们分属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晚期后段、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制作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530年之间,是中原地区及甘青地区与辽西地区的作品。其中牙璋的制作年代最晚,在公元前1560~前1530年。它们可能是从以牙璋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中原核心地区传播出来的,在走马岭遗址的埋藏年代在公元前1530年之后至商末之前的商时期。走马岭牙璋等玉器的发现,显示福建沿海地区与二里头文化相同的遗存应是通过福建西北部到达福建东南沿海一带,并且可能是商汤灭夏之后的夏遗民的文化遗存。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研究

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鸟类图案是各种艺术作品的主题之一。尤其是在商周及其之前,各种高档次的礼仪仪式活动的用具上,如青铜礼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等,鸟类图案装饰于十分醒目的位置,并且胜过龙类图案的地位。

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作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五帝时代所处的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并可划分为三个时期:黄帝时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结合先秦文献与考古研究,以上三个时期可以与中华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相对应。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首先是在小的地理区域内形成缺乏“王权”特征的“古国文明”;之后产生初具“王权”特征的“古王国文明”,但此时仍缺乏有序的国家管理机构且具有小区域特色;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且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完备的“王国文明”。目前考古学所揭示的可与三个“文明”阶段相对应,并能列举一系列特征表明其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状态的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分别是“红山文明”“良渚文明”和“陶寺文明”。其中“红山文明”是否代表着黄帝时期的古国文明,“良渚文明”是否代表着颛顼与帝喾时期的古王国文明,尚需要进一步地探索与认证。但是“陶寺文明”所代表的应是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即“最初的中国”。

炎黄时代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炎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发展形成的共识。中国古代文献记述中的炎黄时代的各种事物与事件,大都属人文肇始至中国国家形成时期。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结合文献记载,神农氏与炎帝分属两个历史时期。炎帝时期(狭义的炎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时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黄帝时代(五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时期,可以分为黄帝时期、颛顼帝喾时期、唐尧虞舜时期早中晚三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形成时期中的三个阶段。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先是小区域内没有"王权"的"古国文明",而后是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国文明",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以及具有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红山文明""良渚文明""陶寺文明"分别是中国文明形成三个过程的代表。

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原始稻作农业起源初探

太湖与杭州湾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稻作遗存距今在7000年左右,钱塘江流域有距今9000～8000年的稻作文化遗存,是探讨稻作起源的重要区域。

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和机制

三星堆文明形成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三星堆文明是在三星堆遗址二期受到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形成时期包含了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以及宝墩文化的继承者等三种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影响,促使当地的本土文化发生巨变,导致三星堆文明的形成。由于三星堆文明形成过程中继承了一些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文明因素以及齐家文化因素,所以在三星堆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中原商文明的影响,但其所呈现出的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即表明三星堆文明特质的文明因素,却迥异于商文明。

金沙良渚玉琮的年代和来源

金沙出土的良渚玉琮最初是在距今4800年前在良渚文化分布区的环太湖地区由良渚人制造,在距今4600—4400年间又由良渚人加刻了符号,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随良渚人由太湖地区进入中原地区,后于殷墟二期至殷墟三期时,随在中原活动的一支人群由中原进入四川成都平原,最后于西周早中期埋藏在成都金沙遗址内。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高层次文化遗存所有者应是华夏族的一支,是早期蜀的统治者。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高层次文化遗存所有者可能与良渚文化后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