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连区第一案”的司法解析及中国应对

毗连区是沿海国维护海洋权益、开展海上执法的重要海域,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八大海域中法律规范最简单、司法实践最稀缺的海域,长期以来存在规范性质不清、权限边界不明的顽疾。国际法院2022年4月21日对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加勒比海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案”作出的判决是有史以来国际裁判中的“毗连区第一案”。尽管该案推理存在一定的司法缺陷,但法院仍然在《公约》毗连区制度的习惯国际法性质、毗连区的设置与划界、毗连区管制目的方面作出了司法创新。这与法院追求《公约》普遍性、有效性和完整性的政策取向不无关系。中国支持《公约》的普遍性、有效性和完整性,可先暂时不删除安全管制目的,但需要防备其他缔约国对这一规定提起强制仲裁。

试论解决领土争端国际法的发展与问题——最新案例剖析

国际法院在2002年连续对两个有关领土争端的案件作出了判决。笔者认为,通过这两个判决,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的国际法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明确的处理规则,即首先考察的是有关的国际条约是否已经对相关问题作出了规定;在没有相关国际条约规定的情况下,国际法院将在综合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之后,直接依据“有效控制”原则进行判决。对此,笔者认为,国际法院有必要在以后的此类案件中进一步发展相关的法律原则,以便能够在法律原则的确定性和维护争端地区稳定的必要性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岛屿主权争议案评论

2002年12月17日,国际法院在分析了1891年英国和荷兰的有关条约和国家继承之后,依据有效统治理论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关于利吉丹岛和西巴坦岛的主权争议案作出了判决,将两个小岛的主权判给了马来西亚。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该判决的主要内容,随后对本案在国际法以及国际政治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简要的评论。本文认为,国际法院依据有效统治理论进行裁判是值得疑问的。这样的判决不利于保持有争议地区的稳定。

索马里海盗引发的若干国际法问题

肆虐的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劫船行为已经对当代国际法多个分支产生了挑战和冲击,带来了若干亟需解决的法律问题。国际社会必须在预防、制止和惩治方面完善对付海盗和武装劫船行为的国际法体系,包括推动武装劫船行为概念的普遍化、更多依赖1988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及其2005年议定书、澄清适用于武力打击海盗和武装劫船行为的国际人权和人道法的类型和内容、以及探索对海盗行为进行公正有效制裁的刑事审判模式。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权利挑战、规则重构和诉讼愿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未明确提及全球气候变化,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愈发紧密。这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海平面上升、海洋暖化或酸化等问题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和解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海平面上升是否会导致领海基线移动、岛礁法律地位变更,将对一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构成法律挑战。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造成潜在的威胁和破坏,如何通过规则重构的方式实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碳排放、海洋暖化或酸化、大气污染跨界损害的有效规制是国际社会亟须关注的重要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能为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但在诉讼主体资格、法律义务和可归因性的认定等方面,国际诉讼活动仍面临着诸多的法律障碍。

非洲人权法院:区域人权保护机制的重要进展

本文回顾了非洲人权法院出现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比较了非洲人权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 ,并分析了可能制约非洲人权法院有效运作的八个主要因素。本文认为 ,如果非洲联盟能够克服这八个主要因素 ,非洲人权法院将成为非洲大陆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有效监督机构 。

国际海洋法法庭释放渔船的司法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联合国海洋法法庭自成立以来审理的案件中有很大部分都涉及渔船立即释放的纠纷,本文在具体考量法庭审理的有关这方面的案件后,认为法庭的司法实践体现了“从速审判”的特点,加剧了国际法主体多元化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相关国内法提出了修改的建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普遍定期审议

作为联合国人权机制进入21世纪以来的最大创新,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在过去两轮实践取得成就的同时产生了不少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给这一崭新的国际人权机制蒙上了一层阴影。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国际人权领域缺乏深入人心的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原则和目标高度契合,同时又简明扼要,可以说是对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原则和目标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此外,它还可以为普遍定期审议带来附加值。因此,应当推动这一理念进入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文件和实践。

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垄断对自由的竞争秩序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反垄断法对打击垄断行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由于反垄断法的特殊性质,因反垄断而产生的争议是否可以通过交付仲裁解决是国际商事仲裁法中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有关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实践和法律中分析研究后认为,纵向的反垄断争议即在国家反垄断部门和实施垄断行为者之间产生的争议不可交付;但横向的反垄断争议即私人反垄断争议的趋势是逐渐由不可仲裁到可以仲裁发展,并且由国际性的反垄断争议可以交付仲裁到国内性的反垄断争议也可交付仲裁发展。我国现行仲裁法对此的态度是不明朗的,在以后制定反垄断法时对反垄断争议的解决程序方面应当允许仲裁的介入,特别是以后在中国出现国际性的反垄断争议时更是应该如此。

论联大设立叙利亚“国际公正独立机制”的不法性

联合国大会于2016年12月21日设立的叙利亚问题"国际公正独立机制"并非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意义上的国际调查机制,而是一个具有刑事侦查权的辅助机关。《联合国宪章》第22条和第29条不足以成为联大设立这一机制的依据。《联合国宪章》中也没有任何条款可以说明联大依据《联合国宪章》而拥有暗含权力来设立这一机制。因此,联大设立这一机制不具有合法性。由于刑事侦查权是一项国际刑法上的执法权力,因此只有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才能具有这样的权力。联大"平行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的嗣后实践也不支持这一机制的合法性。另外,"国际公正独立机制"的非法设立也是国际性机构扩权倾向的新体现。

国际仲裁协议的效力终止问题--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领土海域争端仲裁案评析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自1991年独立后一直存在领土和海域争端,2009年两国达成了《仲裁协议》,决定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解决。然后,在仲裁过程中,发生了斯洛文尼亚律师单方面接触仲裁员这一违反《仲裁协议》的行为,克罗地亚因此要求终止《仲裁协议》,并不再参加仲裁。2016年6月30日,仲裁庭裁定克罗地亚无权终止《仲裁协议》,仲裁将继续进行。这一裁定对解决领土和海域争端方面的国际仲裁,包括仲裁庭的管辖权、终止条约的重大违约以及仲裁协议的特殊性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韩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

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社会设立的第一个追究个人负有最严重的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韩国是最早成为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亚洲国家之一,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起草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韩国还积极在国内制定相关法律,实施《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的义务,并积极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对2010年"天安舰被击沉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审查,为亚洲国家处理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树立了一个榜样。

从国际法角度看《集束弹药公约》

2008年5月30日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通过的《集束弹药公约》是继1997年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之后在《常规武器公约》框架以外就某种常规武器通过的第二份国际公约,是所谓的"奥斯陆进程"的胜利。由于它在人道主义、人权的国际保护以及裁军和军控方面都作出了明显的贡献,因此它是一个具有混合性质的条约。然而,它将来可能遇到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即是否能够实现普遍性以及其中的例外条款是否会被滥用的问题。为了减轻集束弹药引起的人道问题,国际社会在现阶段仍然应当支持在《常规武器公约》下制定一项关于集束弹药的议定书。

试论各国议会参与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

各国议会是否应当参与以及如何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机制正在成为一个新话题。从议会在人权保护和促进方面固有的独特优势、人权条约机构的实践以及有关普遍定期审议的国际法文件来看,各国议会应当、而且可以参与这一机制。从实践来看,许多国家的议会已经在国家报告的准备、互动对话、审议建议的执行等各个阶段参与这一机制。我国的全国人大在国家报告的准备、互动对话和审议建议的执行等各个阶段已经参与这一机制,不过仍需要进一步提升参与的空间。

管辖权延伸回归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对争议案件的管辖权完全基于国家的同意。管辖权延伸理论为国家表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途径。经过常设国际法院采用后,管辖权延伸规则首先在其传统的扩展既存管辖权的意义上被加以适用。有时法院对当事国的属人管辖权以及对于某事件的对事管辖权,已经由先前的同意而确立。在程序开始后,当事方不是通过明示的声明就是通过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来承认延展他们的同意以覆盖额外的问题。另外,有时候一个国家会单方面提起申诉以在法院前启动程序,但依赖于有缺陷的管辖基础,或者就是明确不存在有效的管辖基础,有时候还会直接地声明该申诉不在现存的管辖权范围内且法院对被告国的管辖权有待建立。这个时候,法院已接到了申诉,但是它却对申诉的实体问题没有管辖权。被告国实际上被给予了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机会。有些时候,通过明示的声明或者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比如不经更多争执就论辩案件实体问题等,被告国在案件启动后会同意接受法院的管辖权。之后,法院会认为其管辖权已经确立并继续裁断争端。适用管辖权延伸概念的这一方面并非对案件提起之时既存管辖权的延展,而是确立了对该事件的"初始"管辖权。此理论的适用给刻意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家在别无他途的情况下最后的一条通往国际法院的通道。

用三菱A系列PLC实现高速曲轴磨床的控制

介绍一种用三菱A系列PLC对高速曲轴磨床上的曲轴工件实现拐位控制和磨削控制的方法。该方法新颖独特、精度稳定,有较高的抗干扰性和实用性。

冲板式固体流量计的设计

介绍一种固体流量计的设计方法.冲板式固体流量计的检测对象是粉末或者颗粒状的固体.在分析完它的具体功能后,给出其硬件结构和软件编制方案,最后给出结论.

论国际裁判中的司法政策

无论是规则定向的国际法思维还是政策定向的国际法思维,均承认国际裁判中存在体现国际裁判主体特定价值追求、哲学理念、道德倾向或利益偏好的司法政策。国际裁判主体凭借“国际法渊源”“国际法规范”“条约解释”“附带意见”“司法建议”五种司法技巧将司法政策巧妙地“溶解”在其裁判中。这种司法现象的产生与国际法的模糊性、国际争端的政治性、国际裁判权的独立性密切相关。目前,国际裁判主体在运用司法政策时存在“法治真空”的问题,容易产生不良社会效果,因此应从价值、规范和机制三个层面着手推动和构建国际裁判中司法政策的法治化。我国已对国际裁判主体表达正当期待,未来还可在国际裁判人员的选举、国际组织决议草案及条约修改草案的提交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国际海洋法法庭确认咨询管辖权中的条约解释问题

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并没有明确规定国际海洋法法庭是否具有咨询管辖权,导致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涉及该法庭职权的重要法律问题。在2015年第21号案咨询意见中,尽管有不少参加咨询程序的国家反对,国际海洋法法庭还是通过对《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第21条的解释,首次认定自己具有咨询管辖权。在2024年的第31号案咨询意见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延续了第21号案的咨询意见,再次认定自己具有咨询管辖权。然而,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这两个案件的咨询意见中得出自己具有咨询管辖权的条约解释过于简单,导致这一结论的说服力不足,这可以从欧洲人权法院在2021年的《在生物学和医学应用方面保护人权和人的尊严公约》案咨询意见的条约解释对比中得到明显体现。如果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将来的咨询意见中继续认定自己具有咨询管辖权,应补充和发展得出这一结论的条约解释,只有这样才能说服尽可能多的国家。

国际裁判中司法政策的法治化构建

无论是规则定向的国际法思维还是政策定向的国际法思维,均承认国际裁判中存在体现国际裁判主体特定价值追求、哲学理念、道德倾向或利益偏好的司法政策。国际裁判主体凭借“国际法渊源”“国际法规范”“条约解释”“附带意见”“司法建议”五种司法技巧将司法政策巧妙地“溶解”在其裁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