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文学在祖国统一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朱双一教授访谈

一、结缘台湾文学研究陈美霞:朱老师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先后出版了十来部著作,发表了三百多篇论文。在我印象里,您在研究生时期是从事鲁迅研究的,后来您又是如何与台湾文学研究“结缘”呢?朱双一:研究生阶段,我师从许怀中、应锦襄两位老师学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向是“鲁迅研究”。这在当时(20世纪80年代前期)有点不合潮流,甚至有人投来诧异的眼光。让我十分庆幸的是,这对我后来数十年的学术生涯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帮助。

日本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日据后期在台日本作家长篇小说析论

西川满的《台湾纵贯铁道》、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和庄司总一的《陈夫人》 被视为日据末期在台日人作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纵贯铁》宣扬北白川官率军征服台的“功 绩”,史载台湾军民的殊死抵抗被写成“土匪”式骚扰,而日军的屠城式大规模烧杀行径则被 淡化或合理化。《移民村》宣扬日本人的毅力、信念、真诚品行和科学精神,赋予日本对台湾 的“移民”(殖民)以正当性。《陈夫人》具有人性的深度开掘和对台湾庶民生活细节的细腻描 写,甚至写出了现代性、本土性和殖民性的复杂纠葛,但仍带有殖民文学的明显印痕:对中国 (台湾)文化的“误读”以及宣扬日本人带给台湾“现代化”的理念。它们不同程度地都是日 本对台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

文学视野中的郑成功——“遗民忠义精神”及其在日据时代台湾的传衍

明郑时期郑成功等的诗文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的“遗民忠义精神” ,植根于儒家观念和闽台历史文化的悠远传统中 ,并超越了对某一特定朝代和皇帝的“愚忠” ,升华为广泛意义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在日据时代的台湾民众中传衍不息 ,成为大多数台湾民众保持其汉民族精神和祖国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 ,无论在传统诗文中 ,或是新文学创作中 ,都有明显的体现。

从政治抗争到文化扎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创作演变

台湾原住民文学最初集中于政治抗争的层面 ,与本民族母文化有所隔阂。经过自我省思 ,许多原住民作家不再拘囿于此 ,而将主要的笔触用于挖掘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所累积的族群生活经验和智慧 ,肯定其特有的“自然世界观”和传统价值观念。他们以此重建族人的自尊和自信 ,并处理了现代文明和传统价值的两难困境、少数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小我”和“大我”的辩证关系 。

日据前期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以连雅堂、洪弃生、丘逢甲等为例

日据时期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 ,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环 ,它与祖国大陆的文化民族主义 ,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题、表现形态和话语形式。如对西方人种优良和中国人种低劣的论调加以批驳 ,树立自强保种的思想 ;通过大陆纪游诗文作品表达对祖国山川地理的无比热爱和自豪感 ;探究中国语言文字优于西方语言文字之所在 ;强调历史对于凝聚民气、宏扬民族精神之重要性 ;探寻西方科技、思想、制度等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证据 ,以说明东西方文明各有所长 ,国人不必妄自菲薄 ;揭露殖民者挟“文明”之名 ,以殖民宗主国为模式对其“属地”实行改造等行径的殖民主义实质。

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中国形象”的书写和传译——闽籍近现代中国三大家比较论

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等三位闽籍文人接续近百年致力于直接用外语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呈现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陈季同瞩目于中国的社会构成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但对封建陋习有些溢美之辞。辜鸿铭试图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向西方传译儒家学说等中国经典文化,为文颇具哲理深度。他在西方的宗教和法律逐渐失去其维系社会的固有效能而导致战争几率上升的背景下,论证了以"荣誉感"和"责任感"为内核的儒家伦理道德在世界文明中的特点和特殊价值。林语堂对于国民性的优点和弱点都加以审视,既有赞誉也有省思,在"儒""道"二者中更偏爱后者,为当时中国开出的救世药方为闲适幽默、归隐田园,但此乃脱离现实的"幻想"。面对日寇肆虐,林语堂的观点有所转变。文学写人生的提倡和实践,乃其重要贡献之一。

精神世界的呈示和心理病症的诊察——黄春明小说创作的重要视角和特征

精神世界的呈示和心理病症的诊察是黄春明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重要视角和特征。早期黄春明受存在主义影响,致力于刻画在压抑政治氛围和刻板教育制度下孤独和苦闷的精神状态。《文学季刊》时期,时代、社会变迁进入作家的视野,他着笔于都市文明侵入农村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和心理病变,并通过开掘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揭示其深层原因,塑造了阿Q式典型形象憨钦仔,却比阿Q更多了一点生活的笃定、坚强和善良的本性。1970年代,面对美日殖民经济、文化入侵的"新殖民主义",黄春明刻画部分台湾人洋奴化的思想扭曲以及普遍的物质受益而精神受虐的遭遇,说明在接受西方资本和技术走向现代化时,如何克服崇洋媚外等思想,保持本民族的尊严和精神,是广大第三世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酒、海洋、战争与和平--郑愁予金门诗作的三个要素

"酒"所代表的豪爽、侠义、友情,"海洋"所代表的自由、开放精神,由战乱经历和和平追求所铸就的人道主义情怀,可说是郑愁予创作乃至其生命的三大支柱,而这三者却在金门这一地方奇迹般地汇合在一起。这是我们理解郑愁予金门诗作的落脚点。

台湾文学文化发展的四大内驱动力——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官方、地方与中原的张力

台湾文学文化的四大张力结构中,"本土"与"外来"特别彰显于殖民时代。殖民者要求被殖民者改造以接近"文明",却又因统治的需要,以种族劣等概念抵制这种接近;发现被殖民者的"模拟"其实暗藏抵抗,便加以打压。当代文坛"现代"与"传统"张力凸显,"现代"经历了从高潮到被"传统"取而代之到再度复苏的过程,最终二者犬牙交错,融汇整合。它们在同一作家作品中的共时并存则有助于提升其艺术性。在台湾,"民间""草根"历来代表正面价值,"官方"则反之;但"官方"拥有权力,二者处于动态平衡中。"中原"与"地方"可化约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前者代表核心价值观念即共性,后者代表地域文化即个性。全国各地域文化的汇聚,使台湾文学文化显得格外丰富多彩。四种张力并非阻力,反倒是台湾文学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内在动力。

从新殖民主义的批判到后殖民论述的崛起──197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一条脉络

１９７０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展开对于“新殖民主义”的批判，陈映真借助拉美“依附理论”，对战后台湾依附以美帝为代表的跨国资本世界体系所建立的畸形政经结构的分析，是深刻的。１９９０年前后，后殖民理论引入台湾，对台湾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都产生一定的影响。施叔青等作家受其启发，将之运用于文学形象的塑造中，使作品更具思想的深度。与祖国大陆相比，台湾对于后殖民理论少见系统的介绍，多见具体的运用。但部分作者受错误史观影响，产生了断章取义、扭曲变形、生搬硬套、偷换概念等弊病。

从祖国接受和反思现代性——以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祖国之旅为中心的考察

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祖国之旅不仅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具有扩大视野,从祖国接受现代文明成分的意义。赖和兄弟从其厦门经验中认知医治国人精神病症的重要性;谢春木对于"现代化"兼具"接受"和"反思"两端,发现中国大陆作为半殖民地,与台湾一样存在着殖民性与现代性的纠葛与悖论。大陆经验使台湾作家更多从五四新文学中吸取营养,促进了台湾新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如周定山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大主题和鲁迅风格有相当的契合;王白渊在"艺术"和"革命"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而这是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共同"宿命"。

梁启超台湾之行对殖民现代性的观察和认知——兼及对台湾文学的影响

梁启超抱持着借鉴现代化经验用于祖国的初衷前往台湾,结果大失所望,发现了日本殖民者所谓为台湾带来现代文明的论调之不实;而台湾文人向他讲述的殖民者的种种恶政弊端却多确有其事,由此识破了殖民地所谓"现代化"的真相,写下《斗六吏》等诗篇加以揭露。他提出"刘铭传"诗题,寄托民族情感和反殖民的现代化追求,对台湾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迅作品中的后殖民文化批判

后殖民主义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才风行全球,但鲁迅却因其宽阔的文化视野和敏锐目光,对其有着先行于理论的、独特的感受、认知和批判。文章从“面子和看客”、“辫子和异国情调”以及“中国的脊梁”等三个方面对鲁迅作品中的后殖民文化批判进行论述,期望能给当前的鲁迅研究提供一丝裨益。

论“台湾学”的建立及其研究方法

由于"当代"与"历史"的密切关联,"台湾学"应是包含着有关台湾"当代"与"历史"的所有知识的总和。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脉络的一环,台湾要摆脱被殖民、被支配命运,有待于中国、中华民族整体走上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海峡两岸由于历史际遇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所累积的所有经验和教训,都可归入中华民族的整体经验宝库中。仅追求一般意义的统一,只要"台湾研究"即可;如要总结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作为民族今后发展路向的提示,并供两岸取长补短,以造福人民,就需要"台湾学"的长久、系统的研究。"台湾学"必然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具有科际整合特点和强烈"政治"旨趣的"文化研究",可作为"台湾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

中国海洋文化视野中的台湾海洋文学

当前"台独"派鼓吹台湾是一个与中国无关的"海洋国家",使得其"海洋文化"的提倡,带有"去中国化"的明显企图。然而当代台湾的"海洋文学"却说明:台湾的"海洋文化"仍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一种地方表现形态,无论是汪启疆海洋诗中的"以海为田"理念,吕则之塑造的融合海洋性格和陆地性格的人物形象,东年透过海洋对民族历史和精神特征的省思,或是夏曼·蓝波安和廖鸿基表达与海洋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的创作,都不离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丰厚的中华文化传统根柢,是以其海洋特色为中华文化、中国文学整体做出的一种丰富。

《台湾民报》对五四新文学作品的介绍及其影响和作用

1923年至1933年间,《台湾民报》转载了胡适、鲁迅、郭沫若等数十位祖国大陆新文学作家的上百篇作品,对台湾新文学创作产生了示范和推动的作用。海峡两岸新文学创作在"救亡"、"启蒙"、"革命"等三大主题上的契合,在深层次上证明了这种影响关系。

台湾新文学中的“陈三五娘”

20世纪20年代,作为闽台地方文化载体的“陈三五娘”故事开始成为新文学作家的素材。佐藤春夫的《星》虽然重在人性描写,却难免流露身为日本作家的殖民者意绪。后续的台湾新文学创作,有的针对佐藤的舛误,强调了人物的忠烈民族精神(如章君穀的小说);有的借以显露台湾民性特征及特殊政治环境下的民众心态(如张深切的电影剧本)。吕诉上《现代陈三五娘》以方言俗语增添乡土色彩,并以人物的强烈抗争性体现封建束缚较为薄弱的边缘地区的地域特色。施叔青《行过洛津》重在表现粗砺生动、充满活力的移民社会与僵化的道德教条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揭示封建士大夫对于鲜活灵动的民间文学的窒息和扭曲。这些作品提示了闽、台之间的文化联系,以及闽台地方文化以其个性特征和活力对于中华文化整体的丰富。

辩证法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在姚一苇戏剧理论创作中的作用

辩证法思想和精神分析心理学投影于姚一苇戏剧理论和创作中,形成他不仅从正面和表面,也从反面和内里观察思考问题的习惯,由此增强了作品的哲理意蕴和对人性真相的了解与揭示。辩证法使姚一苇充分把握戏剧冲突的要理,构思跌宕起伏的情节,呈现"人"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剧中出现大量幻梦、失忆、痴呆等情景,但未必与"性"相关,而是以真、善、美追求作为解决心理障碍的方式,显示所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及对它的超越。

光复初期台湾文坛的胡风影响

胡风在光复初期台湾文坛产生较大影响,与一批胡风的友人聚集于此有关,但产生于国统区左翼文艺运动中、吸取了鲁迅精髓的胡风文艺思想与当时台湾文坛实际语境、目标和需求的深深契合,是更重要的原因。官僚统治的弊政需加以揭露和批判,黑暗、沉重的社会环境需有坚强的主观精神力量和激情加以对抗和突破,这使得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论能在台湾文坛获得广泛共鸣和实践。胡风文艺思想当时已引起左翼文学内部的争论,这其实只是国统区和解放区不同语境所致,其留下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加反省。

“郑经是台独分子”说质疑——以《东壁楼集》为佐证

某些"台独"学者为了替自己寻找历史根据而称郑经在台湾"独立建国";中国大陆也有人"以古鉴今"而说郑经是分裂国家的"台独分子"。对此,不断有学者依据史料加以质疑和辩驳。近年新发现的郑经《东壁楼集》中的近五百首诗,呈现一位继承其父郑成功遗志和"遗民忠义精神",始终奉明正朔,矢志抗清复土,时而孤独消沉,时而慷慨激昂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郑经并非"台独分子"的佐证。对历史人物的判断要慎重,与某些"台独"学者针锋相对地争夺对历史、文化的阐释权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