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蜀汉政权内三大集团的政治分野--以诸葛亮用人、谯周劝降与士族北迁为例

诸葛亮用人有明显的地域性倾向:即以荆州集团为中心,联合东州集团,他成功地协调与平衡了蜀汉内部两大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对益州集团则采用两手策略,即笼络与打击并用之。诸葛亮死后,荆州与东州集团相继掌权,益州集团继续被边缘化。蜀汉政权能于西南一隅延续近三十年,蒋琬、费祎二人功不可没。蜀汉末年,益州土著势力崛起,谯周反对蜀汉北伐,散布曹魏将统一天下,并力主刘禅降魏。司马昭灭蜀后,为了防止蜀地出现动乱和再次割据,遂将荆州与东州集团的士人全部迁徙出益州。晋武帝为了缓和同蜀地士族的紧张关系,重用一批益州本土贤士。如此一来,蜀汉政权中原来的两个政治集团也就不复存在了。

晋武帝立嗣问题辨析

晋武帝明知惠帝“不慧”,还要立他为嗣。这是因为一旦废长立幼,武帝当年和司马攸争夺储位并最终获胜就缺乏正当性,而且也失去强迫司马攸离京之藩的理论依据。为了弥补太子智力上的不足,所以择选太子妃就成了泰始年间的一件大事。围绕选太子妃西晋朝廷展开了激烈的党争。晋惠帝所行之事,以及语言、思维都十分正常,并无异于常人的智障行为,更不是一个智力有严重缺陷的白痴。但让他当一国之君,治理庞大的帝国就完全不合格了。晋武帝之所以不废太子,还因为他对皇孙司马遹寄予厚望,认为他能成为一代明君。

论三国时期交州的战略地位和攻守形势

三国时期的割据和战争使地处南陲的交州凸显出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殊战略意义。为此,吴、蜀以及魏、晋等围绕交州展开了数十年的较量。而交州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与各政权势力的此消彼长、整个国家的分裂聚合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国人口辨析

三国时期户口数量模糊不清,几乎成了中国古代人口史上的一个盲点。根据现存的、少量不完整的史料和不准确的户口数字,要确切地搞清三国时期的人口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三国时期人口数就完全无从考证,如果把三国时期的部曲、佃客、奴婢等世家豪族所控制的私家户口,由国家典农机构管辖下的屯田户,另立户籍的兵户、吏户以及仍保持其原有部落形式的少数民族的牧户与国家掌握的编户统统加在一起,仍然可以得出一个大体符合实际的三国人口数字。

九锡制度与易代鼎革

自新莽迄北宋,九百余年历史,大小十数个王朝之更迭,大都采用皇位禅让之形式。值得史家重视的是历朝禅代必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九锡成了中世纪权臣夺取皇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道程序。权臣移鼎前,必先晋爵建国,封公、封王,赐九锡,然后再登上九五之位,这几乎成了易代鼎革的惯例。

论先秦秦汉时期的两重君主观

《诗经·小雅·北山》中有一条学者经常引用的资料 ,即“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似乎一元化的君臣名分在西周就确立了 ,其实这与事实不符。稽考史籍 ,先秦社会士的君主观绝非如此 ,甚至到秦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已经建立 ,君主专制政体已相当完善 ,一部分士大夫还没有把皇帝奉为自己唯一的君主。他们的君主观具有两重性 ,不仅认为皇帝是君 ,举主、府主等人亦可作为“君”。君臣名分多元化乃是先秦秦汉社会的普遍现象。

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

诸葛亮秉政时,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为了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诸葛亮竭尽全力北伐,其目的不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并受近似天子规格的九锡之礼。一旦条件成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极有可能易代更祚,登上帝位。

九锡制度与汉魏禅代——兼论九锡在三国时期的特殊功能

“汉魏故事”是帝制社会中禅让的代名词。曹操加九锡,封公建国,曹丕因之而终于完成汉魏禅代,从此九锡成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时期权臣易代鼎革的工具。九锡殊礼的授予是禅让的前奏,由此形成了一套繁琐的禅代礼仪。三国时期,帝王还利用九锡来笼络羁縻敌国或地方割据势力,这是九锡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另一种特殊功能。

论复社与晚明科举

复社是明清之际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其成员在崇祯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巨大成功,考取进士及举人者达400余人,甚至还曾囊括甲科三鼎甲。正因为在科举上的成功,复社才得以吸引众多士子加入,从而成倍扩充了自身组织的规模,同时,复社成员通过科考进入官场,也增强了朝廷中的清流力量,影响了晚明政局的走向。复社科举成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复社把科举考试当作社事的重心,其领袖疏通科场,联系考官,善于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帮助成员中式。

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朱子彦从明代中叶开始，江南地区农业与手工业中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它在当时的整个封建经济中尚不占主导地位，但仍对封建的小农经济起了冲击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明代江南农业中的商品经济的显著发展，主要表现为江南地...

孙吴政权正统性观念的构建——兼论吴晋争夺天命

三国政权中,唯独孙吴建国面临合法性、正统性的巨大缺失,孙权把称帝与孙吴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与“东南有天子气”“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说法绑定在一起,以宣传孙吴是天命正统。这在盛行天人感应与谶语、童谣、民谣广为流布的时代中,是很起捕获人心和政治宣传作用的。孙皓即位不久,魏蜀皆灭,只剩下吴国与西晋对峙。故而符瑞又被孙皓重新用作二国争天下时的政治策略,因此孙吴这个正统性、合法性最差的政权,反倒成为三国中生存最长的国家,并且以一国之力与北方强大的晋国对峙十多年。

论明代铁券制度

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笼络功臣,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铁券制度。明太祖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根据勋臣爵位之高低,将铁券定为七个等级,把军功封爵与颁赐铁券完全结合于一体。同时又铸铁榜文,从法律上对铁券的免罪特权作出较为具体的限制。随着明代皇权的不断加强,胡蓝党案兴起,铁券制已遭破坏。永乐、景泰、天顺、正德时期,赐券对象,铁券免死功能已完全根据皇帝的意旨及政治需要来决定。其制的嬗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代的皇权政治。

论明代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笼络功臣,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铁券制度。明太祖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根据勋臣爵位之高低,将铁券定为七个等级,把军功封爵与颁赐铁券完全结合于一体。同时又铸铁榜文,从法律上对铁券的免罪特权作出较为具体的限制。随着明代皇权的不断加强,胡蓝党案兴起,铁券制已遭破坏。永乐、景泰、天顺至正德时期,赐券对象、铁券免死功能已完全根据皇帝的意旨及政治需要来决定。其制的嬗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代皇权政治的走向。

试论诸葛亮的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

面对曹、孙、刘三家争夺天下的政治局面 ,诸葛亮为何最终选择了刘备 ,这需要对他的从政心理作深层次的剖析。诸葛亮投奔刘备是根据自身条件作出的最明智的抉择。他看中的是刘备在军事和人力资源上的弱势 ,而不是为了拥刘反曹、中兴汉室。由于关羽成了诸葛亮丞相之路上的最大障碍 ,故其不惜假吴军之手翦除之。诸葛亮又运用权术分割了法正的部分权力。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经营 ,诸葛亮终于登上了丞相的宝座。

从文化重心南移看南方士大夫集团优势地位的确立

官僚集团以地域分野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南北官僚集团的对峙与抗衡。所谓南北士大夫集团,就是南方籍与北方籍的官僚(时以淮河为界,时以长江为界)各自凝聚在一起,形成党派势力。秦汉时期,南方地区尚未开发,朝廷中南方籍的官员较少,根本无法形成和北方籍官僚相抗衡的力量。南北朝以降,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始发展,随之而兴起的是寒门庶族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明朝建立后,南北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科举取士,南方和北方相比占有极大的优势。经过反复较量,南方士大夫集团处于支配地位的局面已完全确立,任何人也无法逆转了。

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

对诸葛亮“择主”的标准 ,传统观念认为是“兴汉续统”云云 ,从历史事实看 ,实非如此。诸葛亮出山 ,投奔刘备 ,看中的是刘备在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上的“一穷二白” ;而不是为了拥刘反曹 ,“兴复汉室”。由于关羽的骄横跋扈 ,成了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故诸葛亮不惜假吴人之手置关羽于死地。诸葛亮又运用巧妙的权术 ,分割了法正的部分权力。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 。

略论隋炀帝的历史功绩

隋炀帝虽为暴君 ,但仍作出不少影响当时及后代的重大功绩 ,因此可以说炀帝是个功过参半。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质疑

中国思想、哲学与文化史的众多论著皆谓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武帝即将其奉为统治思想。历代沿袭其说,已成定论。通过对汉武帝用人、崇儒的终始加以考察,发现汉武帝时期是儒、法、道并用。儒家定于一尊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存世曹氏族谱与曹操后裔无关——与复旦“曹操墓人类基因调查的历史学研究”课题组商榷

据陈寿所撰《三国志》载,曹操之父曹嵩乃中常侍曹腾之养子,其"生出本末"已不可考。春秋已降,就一直有"同姓不婚"的禁忌,夏侯与曹氏世为婚姻,故"曹氏源于夏侯氏"一说不能成立。目前国内所藏的家谱,宋代的极为罕见。大多数图书馆所藏的谱牒多为清代或民国时所修,明代族谱已不易见。存世曹氏族谱所录之远祖系唐末宋初人,与曹操时代相距近八百年。又由于历史上盛行冒姓、赐姓、改姓、认领养子、伪造谱牒之风,这就使今人寻求曹操后裔几无可能。

论观音变性与儒释文化的融合

众所周知 ,观音形相一般都以女性出现 ,但它的原型却是男性相。观音何时变性 ?为何能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信仰 ,顶礼膜拜 ?其怎样适应中国的儒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