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和朱富强博士提出——首先要加快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

加入全球化进程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大家都不加入而联合起来制订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固然可以得到更多的益处。但是如果一部分加入,另一部分不加入的话,则加入者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在排除了一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后,它们将具有更大的筹码,而不加入者将受到更大的损失。因此,纳什均衡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想加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嘴上说的是另外一套。

共享经济的现代发展及其潜在问题:以共享单车为例的分析

共享经济减少了物品的闲置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物品的功效,不仅可以增进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而且也有利于打造新型的低碳环保的经济形态。但同时,共享经济的无序发展也带来了两大严重问题:(1)准公共品性质滋生出大量的搭便车行为,进而使得运营商受损;(2)准公共品性质还滋生出强烈的负外部性,进而使得运营商获利。进而,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有效的治理机制,其中最佳机制是"强互惠"机制,而这依赖于社会网络的建设和文化伦理的培育;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明确的责任界定,其中可行的措施是设立"维安基金",而这有赖于新的制度安排和立法思考。一般地,只有解决上述两大问题,才能全面衡量新兴共享经济的真实经济价值,进而才能更好地引导共享经济的有序发展。很大程度上,共享泡沫的产生和破灭都体现出市场创新的盲目性,从而就需要政府的积极规划和引导。

发达市场下企业低效率探源:协调的视角

X低效率是当前学术界分析组织效率差异的主要理论。X低效率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劳动低效率和协调低效率。传统上所指的X低效率仅仅是劳动低效率。在一个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在劳动支出方面的差异是微小的,在协调水平方面的差异却是巨大的。协调低效率才是X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和更重要的方面。在比较企业效率时,更重要的是关注劳动之间的协调,这包括经营者管理行为的显性协调,以及基于企业文化、组织结构的隐性协调。

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悖论”及其阐释

传统理解的劳动价值理论实际上有两个：劳动价值理论Ａ，是指价值量的大小由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劳动价值理论Ｂ，是指价值量的大小由商品生产所费时间决定。这两个理论在同质劳动下实际上是一致的，但社会劳动复杂和异质化时就不和谐相容的，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第一，两种劳动价值理论中包含着一个主观和客观的悖论；第二，按照劳动价值理论Ａ，商品的价值量并不必然与生产率（或生产力）成反比；第三、劳动价值理论Ｂ发展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价值的理论难以用来衡量不同时代的劳动复杂程度差异对价值量创造的影响。为了弥补劳动异质时出现的这一悖论，本文作了一涵盖简单同质劳动和复杂异质劳动的整体系统的研究分析，发展了有效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最后，本文引入了“负价值”的概念，发展和充实了有效劳动价值理论。

重新理解合作博弈概念:内涵和理性基础

主流博弈论根据是否存在强制性协议来定义一个博弈是否属于合作博弈,但这种定义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理解往往存在很大的反差。其实,合作博弈更应该从博弈结果来进行界定,实现最优的合作结果的博弈就是合作博弈。同时,基于这一定义,就需要探究人类的行为机理,基于这一行为机理将过程理性和结果理性统一起来。

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效率与公平的互促性分析

共同富裕建立在效率和公平互促的基础之上,否则,要么会出现社会分化,要么会陷入共同贫困。一般地,收入结构影响社会效率的内在机制体现在两方面:在微观层面上,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助于激励人们的劳动支出和提高劳动效率;在宏观层面上,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并推动社会合作。因此,即使效率和公平在短期内呈现某种替代性,但在长期内也具有越来越强的互补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补性和互促性会不断增强。政府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收入再分配来提升社会公平,进而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补和共进。显然,公平和效率间的互补和互促关系也为共同富裕的理念夯实了理论基础,尤其为当前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确立了社会基础。

产业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变: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拓展的战略模式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从封闭到开放以及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初期,存在与生产和交易相关的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政府的赶超战略选择也导致众多产业中的生产要素配置扭曲,进而严重制约在国际竞争中的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为此,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但从动态演进的角度看,除了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之外,目前影响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的重要因素还应包括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这两大因素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因此,通过对比较优势构成因素的进一步拓展进而剖析三大因素在比较优势中的构成权重及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变动,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拓展视角为一国竞争优势的提升和产业升级构建一个更完整而动态的发展战略模式与分析框架。

分工效率:演进主义的观点

根据历史上的有关文献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演进,本文梳理出了分工效率演化的历史进程: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协调经济,特别是强调了协调经济是分工效率的源泉。由于目前学术界一致强调专业化经济是基于内生优势的经济,它本质上是比较优势的一种,并且仅仅是早期分工并不深化的效率来源;而本文对分工作了进一步深化研究,并将对分工效率的挖掘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最后,本文还运用协调概念将两类分工形式——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外部分工统一起来。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 理论目标、研究思维和引导假定的设定——兼评两类不同的参照系:马克思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抽象假设”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都为其理论研究预设了一个参照系,以作为更好地分析和解释现实的标尺。但是,这两类参照系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参照系是一种理想状态,体现了事物的本质应该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预设的抽象假设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不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正因如此,两者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蜕变为一种解释性的学科;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显然,从解决问题这一科学的根本目的来看,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路线比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全面,所设立的理想状态也更有意义。

企业家精神能否带来有效市场——基于奥地利学派企业家才能观的考察

奥地利学派将有目的的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强调要集中分析行为的动机而非行动的结果,同时将对市场环境中的利润机会保持警觉的特性视为企业家精神,而将充分利用这些信息的能力视为企业家才能,认为正是由于企业家的作用,使市场经济中的分散信息得以发现和利用,从而实现市场协调和市场秩序的扩展,因此高度推崇企业家的作用。然而,由于正统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才能理论根基于"套利"说,无法界分企业家行为和非企业家行为、垄断行为和非垄断行为,也无法认识销售成本和产品差异、甄别企业家的欺诈和强制,所以无法区分不同企业利润的性质和不同市场行为的作用,进而不能理解市场的非效率存在。

中国经济学范式思考:两个层次的契合

自改革开放始,实践问题逐渐促发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并出现了占主流地位的"修补"改革观;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实意识开始上升到了理论意识层面,主张全面采用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替代"改革观逐渐占了主流,但进入21世纪后,这一观点又开始受到质疑。文章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需要面临两个层次的契合:一是把探究事物本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实证事物现状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契合起来,这主要涉及到探究当前经济学界两大分支的互补性和差异性问题;二是把西方学术界的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社会文化契合起来,这涉及到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本土性问题。

经济学的科学性意味着什么——经济学的双重属性及其研究思维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这两个关系层面,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两大领域,因此,经济学本身具有人文性和科学性的双重特性,它们也典型地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个相应阶段上。但是,不管在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上存在何等的不同,经济学都不能直接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因为无论是在科学的内涵、研究的目的还是研究的方法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学注重思辨性,其理论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规范性。因此,尽管我们强调经济学要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其科学性的麦加并非就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策略

收入提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存在二律背反,一些采取赶超战略的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源于政策失误,因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落后国家往往采取收入分化政策提升资本积累率,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获得需求支撑。但是,随着财富积累和收入提升,海外市场的拓展逐渐接近上限甚至开始萎缩,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以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在政策上需要做好两大战略转化:提振国内需求以实现经济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这与收入分配有关;提升竞争能力以实现产业竞争由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的转换,这与技术创新投入有关。事实上,一些国家对外转向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内则转向了科斯的产权定理而实行自由交换政策,导致经济模式和需求结构无法根据形势发展做出相应转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应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维也应做好两方面转换:在发展战略上,重视生产力而非交换价值;在分析思维上,引入权力与结构主义的分析思维。

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审视——经济学的人文性反思

目前,国内经济学家大多热衷于使用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思维来解释、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使用它来完善和设计中国的社会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思维应用于中国实践的同时,必须考虑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1)我们探究的是私人领域的问题还是公共领域的问题;(2)当前公共领域的问题主要是要素投入还是制度完善的问题;(3)社会制度的完善或设计主要是基于力量的博弈均衡还是渗入了有关社会正义的伦理因素。显然,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在公共领域,其核心是社会制度的完善问题,而任何社会制度的设立都不能纯粹由个体之间的力量决定。但新古典经济学侧重的却是私人领域,是在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况下通过个体博弈来探究个体行为和解释社会制度,并基于伦理实证主义将现实制度合理化,因而以这种经济学来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企业规模边界的系统审视——基于马克思主义协作系统观的视角

新制度主义从交换关系出发,认为企业规模扩展的界限是企业的边际组织成本与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之点;而古典主义则从企业核心的生产功能出发,认为企业规模扩展的界限也就在于企业的边际协调收益与市场的边际协调收益相等之点。文章借鉴马克思的协作观对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进行了修补,并进而探究了体现协作系统这一企业本质的社会合理规模界限:企业的净边际协调收益与企业的净边际组织成本相等之点;同时,又借鉴马克思的异化观考察了企业组织发生异化后所衍生出来的收益转移效应以及相应企业规模。在此基础上,文章得出了两个基本结论:企业的现实规模通常要大于企业的社会合理规模;并且,随着企业形态偏离协作系统这一本质的程度不同,企业规模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自然主义思维、经济人假设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庸俗化——基于社会文化比较的人性认知之审视

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着眼于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科学,但在经济人假设分析框架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却逐渐退化成了个人发财致富的"实用科学"。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如此坚持既不现实也缺实践性的经济人假设,在很大程度上与追求所谓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有关,而这种"科学化"取向又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特质和伦理特点有关,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有关。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的制度隐患——兼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转变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明显的无序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从而导致资源成本不断上升;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种无序式增长也是制约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任何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需要经历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有序、从高速但震荡到低速但平稳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以及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过程。

“公地悲剧”如何转化为“公共福祉”——基于现实的行为机理之思考

"公地悲剧"论认为,公共资源一定会遭到滥用,从而必然是无效的。现实生活中却存在大量反"公地悲剧"现象,人们往往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之所以出现这种相悖的现象,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抽象掉了人类的社会性,而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个体行为都具有亲社会的倾向,这种亲社会性将会导向社会的合作。其实,如果在社会性的基础上引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沟通"公地悲剧"和"无形的手"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促使"公地悲剧"向"公共福祉"的现实转化。

扩展秩序是如何生生不息的?——兼评自发秩序的内在缺陷

西方社会传统上推崇两个自发秩序的机理:市场和法制,并认为这两种机制是社会扩展秩序的根本基础。实际上,这两种机制却同样也具有内在的缺陷:市场在推动人类社会秩序变迁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内卷化”;而纯粹的法制秩序则隐含了人为因素和形式主义的二律背反。事实上,秩序的扩展具有自发和自觉两方面的动力,每一方面的合理谨慎运用都可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而这两种动力的共同基础是伦理的认同。那些长期看是自发演进的东西,在短期内实际上都打上了当代人的“人为”因素,因而在一定程度都是理性设计而成的。

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起源于"Oikonomikos"一词,意味着"家政管理",随着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扩展到城邦和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学"出现,它集中研究国家组织中大众之事的治理。政治经济学根本关注的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议题,其中,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革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四位一体基本结构。经济学的根本目标在于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从而也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合理名称。随着"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以及社会思潮对国家干预的反动,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从组织转向了个人,集中关注个体行为而非组织运行,关注资源配置而非财富创造,关注市场交换而非劳动分工,并在既定制度下进行均衡分析,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一词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