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遮蔽、文凭排斥和身份符号:“第一学历现象”的社会学审思

当前,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注重考察求职者首次获得的高等教育文凭,并据此给予区别对待,这被称为“第一学历现象”。这一现象屡见不鲜且难以根除,说明其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这就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现象的根源和危害进行深入剖析。在教育系统培养、分流与筛选过程中,高考作为重要的选拔机制,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将他们分配到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接受本科教育。于是,“第一学历”成为了评判学生能力的重要指标。用人单位偏好名校本科“第一学历”,并将其作为职业门槛,形成了基于名校本科学历的文凭排斥。这使得“第一学历”在社会互动中逐步演变为一种社会身份符号。“第一学历现象”不仅造成就业歧视,还加剧基础教育阶段升学竞争,加深高校间的等级分化,制约个体奋斗从而削弱教育公平,固化学历“出身”的符号标签进而形成社会排斥,等等。消除“第一学历现象”,需要通过立法反对“第一学历”就业歧视,构建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系统,营造社会公正用人环境。

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是如何形成的?——基于8省市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

家长教育焦虑已经成为当前的普遍现象,中产阶层家长尤为甚。本文基于2022年在全国8省市开展的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调查,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中产阶层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焦虑,整体呈现“高焦虑情绪,低教育参与”的特点。学业和身心健康是家长最为焦虑的内容,学业监管是家长最主要的教育参与行为;(2)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正向影响其教育焦虑;(3)教育期望在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与教育焦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且直接效应远高于间接效应;(4)家长对教育竞争的感知在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之间起调节作用。可见,在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中,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是逻辑起点,教育期望是直接原因,教育竞争感知是关键环节。要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应从降低社会分化、完善社会建设;建构低筛选、弱竞争的基础教育结构;弱化文凭的等级性和教育竞争性;引导家长建立合理的教育期望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

“双减”背景下初中生家长教育焦虑的现状、特征及纾解之道——基于我国8省市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的实证调查

近年来,教育焦虑已经成为家长的群体性心态。掌握家长教育焦虑的现状、成因并提出缓解对策,对优化基础教育生态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22年在全国8省市开展的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调查,回答“双减”后我国初中生家长焦虑什么、程度如何、谁更焦虑、为何焦虑、如何缓解等问题。研究发现,半数以上的家长存在教育焦虑且家长整体呈现高焦虑情绪、低教育参与的特征,子女学业和未来发展是家长教育焦虑的核心。“双减”减轻了学生学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但未有效缓解家长教育焦虑。家长焦虑情绪在家庭背景方面无显著差异,但城市、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业地位家长的教育参与行为更密集。家长的教育期望偏差,同辈群体与校外培训机构营造的竞争性教育氛围,高筛选、强竞争的基础教育生态以及教育的社会分层流动功能增强,是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因素。因此,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应从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校外培训市场监管与引导、建构低筛选弱竞争的基础教育生态、加强社会建设等方面进行,以转变家长教育观念、营造良好的校外教育生态、弱化文凭的等级性和教育的竞争性、缓解家长的生存焦虑。

教育的过程性质量如何影响结果性质量——小学生学习参与度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结果性质量和过程性质量是教育质量的两个重要方面,后者对于义务教育具有特别的意义,过程性质量评价也是急需发展的评价方向。学习参与度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程度,包括参与态度、参与策略、参与行为和参与时间,可以反映教育的过程性质量。为了分析教育过程性质量对结果性质量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以学习参与度表征过程性质量,以学生学业成绩表征结果性质量,编制小学生学习参与度测量量表实施测量,并建构学生学习参与度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学习参与度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参与态度是学生参与的起点并影响其他3个维度,参与行为对学业成绩产生直接影响,参与时间和参与策略以参与行为为中介影响学生学业成绩。既然以小学生学习参与度为代表的教育过程性质量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以学生学业成绩为代表的结果性质量,那么,小学教育就应该以全方位地提高学生学习参与度为核心任务,放弃对分数和成绩应试化的直接追求;同时,要重视过程性质量、强化对教育过程性质量的评价。

美国素养成绩单评价模式的发展、特征及启示

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对学生素质的全方位评价,具有为高校招生提供参考与引导高中教育的双重价值。美国近年兴起的素养成绩单评价模式使用电子交互平台,真实、全面、立体地记录学生的成长,展示学生进步过程和素养发展水平;它通过改变传统高中生成绩单做法,推动美国高中教育和大学招生方式变革。借鉴美国素养成绩单评价模式的经验,我国综合素质评价改革要明确其育人价值,将过程性评价作为主要评价方式,发挥高校在招生录取中的主体性作用,加强综合评价结果在高校招生中的应用。

农村初中生隐性辍学的文化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属于外延式发展,解决了办学条件和显性辍学问题,但无法解决大量存在的农村初中生隐性辍学问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农村初中生隐性辍学,发现其根源在于:学生和家长在"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主动放弃教育,现代城市文明的吸引使农村学生疏离农村向往城市,这导致了农村初中生隐性辍学的主动性;学校主流文化与农村学生携带的劳工文化、乡村文化之间的冲突从内部增加了农村学生取得良好学业成绩的难度和产生厌学情绪的可能性,这导致了农村初中生隐性辍学的被动性。消除农村学生隐性辍学需要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在全社会和学校教育过程中建立各阶层文化、城乡文化之间平等、共生的关系,基于农村学生原初的直接经验,重建学校文化结构。

德性的信仰基础与现代性困境

通过对德性内涵的解析可以得出结论:德性是道德的本位。通过对德性的认识前提和情感前提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信仰是德性形成的内部基础。在现代性中,规范伦理遮蔽了德性伦理,科学理性瓦解了信仰,工具理性侵蚀了意义关切。所以,作为德性形成之内部基础的信仰在现代性中难以生成,这也就造成了德性的现代性困境。

“教师专业发展”观批判

教师专业化运动已经从工会主义转向了专业主义范式下的教师专业发展 ,但教师专业发展也并没有使教师的专业地位有明显的提高。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从拔苗助长到建构主义

现行的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是一种表面繁荣、实质贫乏的学科体系 ,原因之一在于中国过去一直实行的是拔苗助长型的学科发展路径。中国后发追赶型学科发展既不能走自然成熟也不能走拔苗助长型的学科建设之路 ,而应当实施建构主义的学科建设取向 ,这种学科发展路径在当前尤其要解决院校研究与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

专业:教师生存状态与教育问题的一个分析视角——兼答教师职业为什么要专业化

教育问题与教师生存状态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而教师生存状态与教师职业专业性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而且专业化对于教师发展具有独特意义,专业是分析教师生存状态与教育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专业化是改善与解决教师生存状态与教育问题的突破口。

我国高中阶段普职规模大体相当政策的反思与变革

保持高中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是我国近40年来的一贯政策。该政策很难适应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需求,其对中职的扶持也受到高等教育普及的冲击。该政策目前阻碍了学制体系贯通,加剧了升学竞争和家长的教育焦虑,造成了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当前高中阶段普职分流的价值取向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主,普职关系变革的基本思路是普职融通、普职分流后延、由各地区自定职普比。各地区近期应基于实际需求和教育规律确定职普比例并逐步扩大普高招生规模;中期应逐步实现自然、自由的分流形态;远期应在中等教育阶段全部开展普通教育,将职业教育后移到高等教育阶段。

家庭资本与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基于江苏省B县初中后教育分流的分析

教育机会有质量高低之分,学生的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也有质量分化,这对于其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乃至未来的职业获得都具有关键性影响,因而是教育公平研究的主题之一。学生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本研究探讨学生家庭资本与其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质量之间的关系。对江苏省B县初中后分流情况的调查分析发现,对一般普高和优质普高(相较于职高)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方面,经济资本无显著作用,而社会资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资本有正向影响但弱于社会资本;对于优质普高(相较于一般普高)的教育机会获得,只有文化资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家庭资本的各因素中,主观性因素虽然有助于弱势阶层子女获得一般普高入学机会,但客观性因素会对其获得优质普高入学机会产生制约。因此,政府应推进“指标到校”政策,促进优质普高生源的均衡分配;弱势家庭应积极培养家庭文化资本,学校和社区也要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以弥补该群体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从而提升其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获得的质量。

谁从脱离直接经验的“教育病”中受益——基于经验结构与学校文化符应的视角

学校教育中的知识学习,需要以学生在劳动与实践中积累的深度直接经验为基础去活化、消化教材中的间接经验,进而将其应用于实践,重构与生存一体化的知识结构。但是在应试教育中,学业挤压实践,学生缺乏丰富的深度直接经验,其知识学习既与直接经验脱节,也不应用于实践,学生对知识与意义缺乏深度理解,这是一种脱离直接经验的“教育病”。虽然城乡教育中普遍存在这种教育病,但是从升学结果来看,城市中、上阶层子女从中受益最大。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学生经验结构与学校文化之间符应关系的角度分析,虽然城乡学生都缺乏充分的直接经验,但来自城市中、上阶层的学生拥有更多的结构化间接经验,这与偏好学术性知识的学校文化相符应,进而能够形成学业优势。这种符应与优势在应试教育和激烈的升学竞争中被强化。为了矫治上述教育病并弱化升学结果上的阶层差距,学校文化应充分吸收劳动与实践内涵,家庭与学校应引导学生深度参与劳动与实践以积累深度直接经验,学校还要基于深度直接经验进行教学、评价和招生,从而扩大对实用型知识的开放与符应。

后现代大学组织模式:松散联合与非线性管理

组织理论正在由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并且,大学组织的松散联合特征与后现代组织理论之间具有契合性。所以,当前的大学组织模式应当在后现代组织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变革:大学组织结构应当走向松散联合;大学的管理应当走向非线性管理,在大学组织文化的平台上促进成员对大学的共同理解。

中国的新公共管理与高校教师聘任制

中国新公共管理取向的社会治理范式变革是高校教师聘任制的社会背景。教师聘任制是高校应对经费短缺、教育资源竞争的压力和提高教师产出而做出的制度选择。它一方面迎合了高校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加剧了高校教师的"临时工化"、高校的企业化。这就需要对新公共管理与高等教育理念、聘任制与高校教师的职业特点之间的契合性进行反思。面对市场化的社会现实,中国高等教育应当反思式而不是镜式反映现实,应当超越性而不是跟踪性地适应现实,应当以符合高等教育自身逻辑的方式而不是以异化的方式应对外部冲击。

论社会文化心理对高校定位的影响

高校的定位关系着高校的生存与发展 ,而高校的定位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对高校定位的影响是内隐而又深远的 ,它主要是通过学生及其家长填报高考志愿和用人部门选择毕业生两个方面来影响高校在科类和层次上定位的。当前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被一种浮躁的功利性倾向所支配 ,这使得高校难以科学、合理地定位 ,我们在管理。

素质教育“步履维艰”的社会结构根源

社会结构的协调平衡是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基础 ,社会结构的“断裂”则会对社会改革产生制约作用。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以及我们采取的不均衡发展策略 ,当前的社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堕距”和“断裂”。这种状况是素质教育困境的社会根源 。

教育变革的现代困境

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物质繁荣,也消解着人的超越性,使人的生存陷入了沉沦,使教育呈现异化状态;异化的教育所造就的人走向沉沦,并巩固着现代性。这个由现代性带来的恶性循环造成了许多教育改革在实践中变形和低效,最为典型的就是导致素质教育改革步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