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治理模型选择:由风险预测制迈向行为积分制

模型是对实践的抽象化表达,内含实践的认知理念和价值判断。不同信用模型内含不同的信用治理理念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风险预测制模型用于风险预测和秩序控制,在实际社会信用治理中产生过度收集数据、模型黑箱化、难以有效预测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技术设计过程未能有效反映治理需求,反而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社会信用治理需要从行为改变出发,迈向行为导向,转换治理范式。行为积分制模型以行为理论为支撑,通过将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日常事项转化为积分激励事项,推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建设中,以共建推动共同治理,将共治行为转化为积分,进而实现治理成果的共享,提供了民主治理的新范式。在推动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应更多考虑行为积分制模型的应用和推广。

国家出资公司集团治理法律规制范式的分类构建

国家出资公司几无例外地处于集团化营运中,且因市场经济、公共利益目标差异而产生治理结构分类设定的需求。但《公司法》并未直接设定针对公司集团的调整规则,也未回应国家出资公司的公共利益需求。鉴于此,结合旨在分离市场经济、公共利益目标作用场域的“分类改革”政策,在尊重《公司法》路径依赖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国有出资公司集团治理的法律规制范式作分类构建。公益类集团宜以“单个企业”范式肯定母公司高度控制权的合理性,对子公司权力进行正面列举以保障集团剩余控制权归属于母公司,并通过成本核算、收益补偿来修复子公司独立人格之损伤;商业一类宜遵守《公司法》下的“分离实体”范式,保障集团内成员公司独立意志,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事后救济成员公司被侵害的独立人格;商业二类应以“分离实体”范式为主,分离核算承担公共使命之特殊业务。

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现代化与合理化

资本之于公司犹如血液之于人体 ,公司资本制度居于公司法之核心。我国现行的法定资本制度实则是一只“纸老虎” ,其中诸多法律漏洞不仅致使守信用吃亏 ,不守信用反而获益 ,而且严重影响资金利用效率 ,妨碍“知本”的资本化。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

地方保护和行政壁垒严重阻碍了泛珠三角经济区市场一体化进程。增强该区域市场的统一性,客观上要求塑造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协调机关;通过双管齐下的法律审查机制,有效地消除为地方保护提供保护主义伞的不法之法;通过重新配置司法行政权,打破地方封锁,消除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

司法行政权配置探微

司法行政职能配置是否合理,不仅直接影响司法与行政的关系,而且与司法的公正性、独立性和效率息息相关。为革除现行司法体制中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的"毒瘤",当务之急就是重新配置司法行政权。横向上,应该把司法机关的具有公共性质的司法行政事务剥离出来,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让司法机关轻装上阵,专心司法。纵向上,先将其统一到中央和省两级司法行政机关较为现实。

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立法的一些思考

文章针对目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对社会危害极大的现状 ,分析了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探讨了对惩罚性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投资者权益保护与群体诉讼模式选择

证券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系统性偏袒,集团诉讼、团体诉讼、选定当事人模式等各不相同。在解决系统性偏袒、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集团诉讼与团体诉讼具有相对优势,我国证券民事诉讼制度改革应整合其优势以矫正系统性偏袒,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

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法律对策探索

房地产泡沫是房地产价格在人为因素的作用下严重脱离其实际价值而持续上涨的不正常状态。房地产泡沫与开发商的非法炒作、过度投机、人们的非理性价格预期以及结构性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其产生根源在于法律制度的缺失与不完善。本文通过借鉴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有关法律,在土地管理制度、房地产开发资金的使用方式、房地产金融体制、房地产市场交易、房地产税收改革以及住房结构性问题等方面,探讨我国防治房地产泡沫的法律完善问题。

经营者自定薪酬的控制机制探索

经营者因利益冲突而寻租,经营者自定薪酬大行其道,致使年薪制在实践中背离其设计目标。程序公正成为控制经营者自定薪酬的关键,这就要求提高经营者薪酬透明度;通过排除“灰色董事”和引入商事判断规则,超越董事会潜规则,增强利益冲突隔离机制的有效性;股东大会的事前控制应定位于薪酬政策和长期激励方案,并通过引入股东提案权和代表诉讼机制,强化股东对经营者薪酬的事后监督。

论高管“问题薪酬”的董事问责

如遇高管薪酬,董事就可能基于互惠和群体思维等情景以及单纯接触效应和框定效应下的生物本能,无意识地"董董相护",高管"寻租"如愿以偿,自应对董事问责。理性回路下的注意路径不能对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护"对症下药,实际上放纵了高管"问题薪酬"。以诚信路径予以涵摄,则可以不枉不纵。是否构成"董董相护",需借助于高管薪酬的合理性进行推论。基于高管薪酬合理性边界的模糊性,拿捏高管薪酬的合理性,需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指针,借助高管薪酬的标准、水平和结构的合理性,厘定相应的参照系。

市场失序的法律漏洞及其补救

市场秩序立法的结构性缺陷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大量的法律漏洞的存在,是弱化法的实效、最终导致市场失序的主要原因。建议及时清理法律废料,重塑市场秩序立法的体系,实行市场主体权利本位,优化监管权配置、强化市场监管的有效性。

中国式现代国有企业治理:理论证成与实践进路

国有企业治理应当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在国有企业治理中的体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在将党的领导落实于公司治理全过程,通过将党组织确立为法定治理主体,调整形成“党组织—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治理结构,更有利于实现国有企业治理双重目标。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国有企业政企关系不分、代理问题突出、激励约束不足等问题,制度设立上具备合理性、必要性。想要发挥应有的治理效能,则需要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与分类治理、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措施相结合,形成制度合力,同时考虑将其融入集团运行过程中,构建出具备普遍适用性的制度框架。

后安然时代的信息质量监控

2002年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确立的质量保障体系包括三道防线:即建立公司信息质量责任制,强化审计的独立性,确立全新的、独立的CPA行业监管体制。这不仅为我国反信息欺诈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且我国赴美上市融资的公司和从事与在美国发行证券有关的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受其管辖。

国家利益视阈下海外侨胞法律地位重构

海外侨胞关乎国际关系,自然关乎国家利益。为了凝聚海外侨胞,国籍制度为国家利益应转型重塑,从'为我所有'走向'为我所用'。相应地,国籍不再与公民专属权绑定,双重国籍不再等同于双重公民权。在人权和公民权之间,侨胞权赢得了独立的地位。海外侨胞的血缘与国家利益有机融合,成为争夺国际资金、技术及人才资源的法律利器。为引导海外侨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尽快推动海外侨胞国家层面立法,适时废止单一国籍规则,引入华裔证(海外公民)制度,强化海外侨胞权的法律保障。侨胞新型国籍意味着国籍与公民专属权不再自动挂钩,海外侨胞的国是参与机制与国内公民截然有别,海内外公民各得其所,相互促进,彼此鼓励。海外侨胞身份认定是绕不开的坎,外籍华人侨胞身份乃重中之重。外籍华人侨胞身份认定完全可行,亦与国家利益兼容。

经营者薪酬:正当性危机与程序控制

对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已是大势所趋,但经营者自定高薪,已引发了正当性危机,而程序公正对于经营者薪酬的正当性具有决定性意义。建立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价值取向,具有独立性、公平性和透明度的薪酬程序规范,以遏制经营者自定高薪,使其具有公信力。

论公司法构建经营者诚信义务的必要性

内部监管在公司治理中作用非凡。日前美国公司法经营者诚信义务的改革就是对加强公司内部监管呼声的回应。经营者诚信义务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正当性,更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而且从机能上看,它能够填补经营者信义义务结构漏洞,并提供经营者信义义务发展平台;因而在公司法中构建经营者诚信义务是十分必要的。

收入分配改革与高管薪酬税收调节机制探析

改革收入分配格局成为我国"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重要使命,高管薪酬日益成为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重要因子。市场机制愈发达,高管等高收入群体收入税收调节机制也愈完善,调节手段也愈丰富多样。我国高管薪酬税收调节则严重滞后于激励机制,难以优化税收结构,释放应有的"控高"和"提低"效应。要尽快树立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税收调节理念,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完善股权激励的税收机制,健全税收征管体系。

股份公司董事会管理创新探索

优化董事会人员结构,改善董事会知识结构,董事长与总经理职位适度分离,是提高董事会素质的客观要求。科学界定独立董事范围和职责,明确规定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和各个专门委员会的比例,是增强董事会独立判断力的重要内容。董事会会议频度合理化、董事会规模合理化、董事会自身控制会议议程、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以及建立决策支持体系,都是提升董事会战略决策水平的重要措施。改革董事的提名程序,强化董事任职辅导和培训,建立和健全董事业绩评估制度,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董事任用和评估制度,使董事不仅有职有责,而且能够考核和评估,也是切实增强董事会有效性的迫切要求。

欧盟公司法创新与“准法”

欧盟公司法的国际化协调在涉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领域遭遇立法僵局 ,绕道而行回避了一些敏感问题。90年代兴起的“准法”这种中间调节机制消融了这些坚冰 ,成为进一步走向融合与趋同的催化剂。

市场失序的法律漏洞补救

市场的有序运行需要相当数量的良法 ,充斥着大量漏洞的市场秩序立法非但不能实现其价值 ,反而产生负价值 ,为市场失序推波助澜。消除这些法律漏洞应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前提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