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产业发展:经济特性与中美路径差异

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可追溯性两大核心特征和不可篡改、去信任化、信息透明、可匿名性四大衍生特征,并进一步引致出能够作用于经济领域的五大经济特性: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组织的集中度、提供可置信的承诺、生成新的价值标的、减少交易成本。区块链是否能与产业良好融合是其能否有效发挥上述重要经济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中美区块链行业的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对于区块链的应用领域态度更为审慎,同时也具有更强的政策导向,主要应用领域为实体经济;而美国虽然对区块链的政策导向不如中国明显,但其在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区块链应用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总的来看,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面临审慎的金融政策与区块链特征不匹配、结合区块链与实体经济的配套设施相对缺失、区块链适用领域有待细化、区块链技术有待提升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需要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发展、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针对性推动区块链行业发展、加强区块链技术基础研究。

数据价值释放:现状、问题和建议

数据要素作为一种新兴生产要素,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当前面临数据价值释放不充分的问题,有必要从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的视角拓展至促进数据价值释放的更一般的理论体系。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总是经历供给、需求、供需匹配三个基本环节,并依赖政策法律形成全面健康的价值释放生态。提高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效率,需正视并解决当前我国数据价值释放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如数据供给成本高且开发激励不足、数据利用能力不够、供需匹配机制与相关制度法规尚不完善等。针对这些问题所反映出的市场失灵与政策失灵,政府应把握数据要素在价值创造与释放过程中的核心规律,兼顾交易交互两大主线,保障市场有效运行,健全定价与收益分配体系,推动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

以耐心资本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征意义、现状问题与培育路径

科技创新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而耐心资本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其发展壮大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动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释了耐心资本的定义及其与传统资本的差异,并深入探讨了耐心资本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的耐心资本由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共同构成,面临着资本市场整体呈现出短期化倾向、各类资本的长期投资意愿不足、现有的“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体系中存在多个堵点,以及耐心资本的退出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等问题与挑战。围绕耐心资本的培育路径,本文提出三条针对性政策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强化长期导向,以政策定力激发耐心资本活力;分类精准施策,培育类型多元的耐心资本;构建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精准赋能关键技术领域科技企业。

提高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效率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兼具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并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作为一种新兴生产要素,数据要素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尽管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在政策推动下迅速发展,但当前仍面临数据价值释放不充分的问题。如数据供给成本高且开发激励不足,需求侧数据利用能力与有效需求动能缺乏,供需匹配的实现机制尚待完善,相应制度与法规仍不健全等。

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与推进路径

从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演变过程,以及数据要素非竞争性、强协同性、衍生性与隐私负外部性等学理性质出发,提炼出高质量数据要素市场的四维内涵,即统一大市场、数据共享开放、专业市场主体、有序市场生态。当前数据要素市场价值层、政策层、支撑层分别面临绩效欠佳、监管混乱、基础设施及技术支撑不足的问题,需通过完善规制与确权、优化数据要素供需结构、引入多层次交易模式、打造数据市场“新基建”以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高效融合,激发内驱力。

数字经济的信息摩擦:信息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数字技术的重要经济功能之一就是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摩擦。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视角,讨论数字技术影响信息摩擦的机制和渠道、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以及监管的逻辑。数字技术影响信息摩擦的机制可以统一用"活动数据化,数据信息化"的框架来分析。在这个框架中,经济主体的各种活动和互动都通过数字技术被数据化,并再通过各种算法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以个性化推荐、在线声誉等形式反馈给经济主体并影响他们的活动。如此反复,形成一个数据与信息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了市场运作效率。在此过程中,隐私泄露、信息垄断和信息滥用等问题也日益突出,为数字时代构建良好数字生态带来挑战。如何驾驭数字技术,对数字经济进行有效的治理,使其造福于社会,是值得学者深入思考研究的问题。

中国平台经济反垄断:进展与展望

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模式,具有不同于传统行业的经济特征,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也应当采用与传统行业不同的处理方法。在总结中国平台经济反垄断进展的同时,要注意到当前平台经济反垄断的潜在问题,包括大量依赖静态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指标、反垄断执法存在短视倾向、反垄断执法的后续影响缺乏妥善处置等。对此,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秉持发展与监管并重的原则,通过构建动态分析工具、重视长期福利、推进反垄断执法“类型化”、建立平台协同治理格局等举措稳步建立平台经济反垄断的科学体系。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经济逻辑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准确理解和把握资本的二重属性及其行为规律,为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资本的二重属性决定了其行为规律始终遵循价值增值逻辑,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对剩余价值的无尽追求,二是具有无序扩张的内在冲动,三是存在脱实向虚的发展倾向。近年来,有关部门积极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但在探索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包括在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遭遇瓶颈、社会就业出现结构性矛盾以及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给社会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等。为此,建议充分发挥我国独具特色的政治经济模式优势,激发资本的正向效应,进一步优化监管体系,审慎应对各类风险与冲击。

经济工程学派的开创者——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B.Wilson的贡献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家颁发给了Paul R.Milgrom和Robert B.Wilson,以表彰他们“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发明了新的拍卖形式”。但著名微观经济学家Kreps指出,Wilson更是“经济工程学派”的创始人,足以与Arrow以及Samuelson等大师相提并论,如果说本届诺奖有什么缺憾的话,那就是晚了二十年。“经济工程学”是微观经济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通过对资源分配机制进行人为的设计,克服现实中广泛存在的资源错配、激励扭曲与协调冲突等问题,以作为市场的有益补充,最终达到既让经济主体满意,又保障社会效率的目标。

如何规制垄断者?——谈谈2014诺奖得主梯若尔的招

即使是思想最自由的自由学派，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不是万能的。不是吗？看看电力行业，看看电信行业，看看铁路运输行业，你就明白了，在一个拥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里，怎么着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的竞争来消除垄断带来的效率扭曲。政府这只调节资源配置的看得见的手，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但是怎么用这只手来规制垄断的企业？经济学界各路诸侯纷纷支招。

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品市场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已基本到位,然而要素市场的改革却严重滞后,长期实行的要素价格管制在有力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严重扭曲。因此,要素市场改革成为当前与未来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其核心则是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要素市场改革也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要素市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一核心议题展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陈彦斌教授在其创办并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论坛"第3期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内容主要涉及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户籍改革、劳动力市场和土地改革等要素市场改革的各个方面。其中陈彦斌的《要素市场改革和国企改革同步才能将要素市场改革落到实处》一文指出要素市场改革对中国经济确实存在冲击,对国有企业的冲击尤为明显,而要素市场改革和国企改革同时推进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负红利;丁守海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革趋势与方向》一文指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和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问题的焦点已集中至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而要实现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需要系统的推进各项改革;宋扬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思路分析》一文指出制约户籍改革制度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缺乏改革的动力及巨额的改革成本,公共福利的均等化是目前户籍改革的核心;郭豫媚的《提高银行业竞争程度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一文指出中国银行业竞争程度低严重阻碍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只有构建竞争性的利率市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利率化;陈小亮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是落实农民土地使用权》一文指出农村土地问题的症结是土地产权不明晰,但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并非界定土地的所有权,而是要确保土地使用权真正落实到位。

基于近景摄影测量技术的三峡翻坝码头不良地质体识别

三峡大坝蓄水至175m以来,长江上游航道改善,航运量快速增长,三峡翻坝转运模式的实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三峡枢纽船闸通过能力不足的矛盾。受地形地质条件限制,传统勘察手段在三峡翻坝码头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采用无人机三维影像技术进行不良地质体航拍识别,可以弥补传统调查存在安全风险、调查观测不全面、卫星影像资料分辨率低等缺陷。文章结合工程实例对应用无人机摄影技术进行危岩体勘察进行了介绍,可以为库区不良地质体的勘测设计工作提供参考。

三峡成品油翻坝码头工程不良地质体稳定性评价及治理方案

宜昌港秭归港区茅坪作业区三峡成品油翻坝码头工程是三峡枢纽江南成品油翻坝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前期地质调查和无人机勘察成果表明,宜昌港秭归港区茅坪作业区三峡成品油翻坝码头工程发育有3处危岩体、1处滑坡及1处崩岸共计5处不良地质体,对拟建水工结构物稳定性和未来运行安全有一定的影响。采用刚体极限平衡分析方法对危岩体和滑坡体的稳定性进行了量化分析,并对比研究了不同治理方案下的处置效果。在此基础上,对上述不良地质体分别给出了相应的防护设计方案和建议。

城乡基础设施财政投入不均的收入差距效应

基础设施是私人生产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可进入生产函数。城乡基础设施的不均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生产力状况,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因而形成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效应:城乡基础设施财政投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效应就越强,反之就越弱。本文的理论和协整分析表明,城乡基础设施财政投入的不均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举措之一就是要改变城乡基础设施财政投入不均状况,建立真正的城乡均等化的财经投入体制。

集体声誉、认证制度与有机食品行业发展

有机食品行业在我国发展空间巨大,但部分企业的违规行为严重损害了有机食品行业的集体声誉。本文对有机食品行业集体声誉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发现认证制度的有效性对集体声誉的建立和维持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一旦出现行业信任危机,仅靠认证机制往往无法重建集体声誉。此时,政府需采取一段时间公开持续的市场干预才能提升消费者信心,最终恢复市场集体声誉。研究进一步发现,认证系统中的追溯性越强,市场上有机食品相对于一般食品的性价比越高,所需要的市场干预时间越短。

生育指标和婚姻匹配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来检验贝克尔(Becker)关于婚姻的经济学理论。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实行"一胎化"政策,但随后逐渐允许夫妻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即"双独二胎"政策。由于"双独二胎"实施前不同省份"一胎化"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同,所以放开"双独二胎"在不同省份间的政策效果也不同。笔者利用政策实施时间前后和省份间政策力度的差异,采用二重差分的实证设计进行分析,发现"双独二胎"政策增加了独生子女之间的匹配,减少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混合匹配"。笔者建立搜寻—匹配模型对"双独二胎"政策如何影响婚姻市场均衡进行分析。二重差分的实证分析得到的证据与模型的推论相一致,实证结果在一系列检验中保持稳健。

全球数字经济三极格局:发展特征、重要举措与中国应对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引擎。目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初步形成了由美国、中国和欧盟主导的三极格局,它们在技术创新、市场应用和规范治理等领域塑造了差异化的发展优势。在此格局中,中国正面临数字技术压制、数字治理话语权缺失及“去风险化”和“竞赢”政策等的挑战。为此,从大国博弈的视角出发,中国应采取多种措施反制技术封锁,利用本土实践优势推进自主创新,以提升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合理借鉴欧盟数字经济监管经验,构建适应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模式,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兼顾规范与促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完善数字产业政策,坚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化解数字产业政策打压风险;把握东盟数字服务业市场的出海机遇,深化数字经济的国际发展布局;消除美国对华数字经济的区域隔阂,推动构建全国数字经济统一大市场。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进路

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关系紧密,数字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正从多个层面推进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据价值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建议以改革为抓手,建立创新引领、数据赋能、监管科学、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数字经济基础制度体系,破除发展数字经济的体制障碍,全面畅通数字经济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和路径。

平台开放、主体责任和协同治理

平台生态的开放趋势日益明显,对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激发创新活力起关键作用。然而,如果政府继续采用传统的监管方法,可能会过度认定平台主体责任,增加合规成本,进而影响开放模式的可行性。在平台经济进入常态化监管阶段,如何有效应对不同平台治理能力差异化和平台类型多样化带来的挑战变得尤为关键。文章基于国际平台监管实践和激励性规则的经济理论,探讨平台放权背景下政府与平台如何分工协作的问题。文章构建了一个能够协调平台私权与政府公权的协同治理体系,旨在实现平台生态高开放度和高治理水平“双赢”的结果,推进中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据权利界定、数据收集与个性化定价

数据产权可以被视为不可分割的一元权利,也可以将所有权和用益权分离,而数据所有权与用益权分离带来的经济意义仍有争议.数字企业提供基于数据的服务激励用户提供数据,同时利用数据进行个性化定价,并且导致用户遭受隐私损失.本文构建了一个垄断厂商模型,考虑了存在个性化定价与隐私损失时,数据收集者缺乏用益权与拥有用益权两种权利界定下的数据收集行为与福利影响.研究发现,数据收集者缺乏用益权时,隐私成本较高则不会有数据收集,隐私成本较低会出现过度的数据收集,体现为收集者耗费大量成本获取所有用户的数据.收集者拥有初始用益权,且用户拥有数据所有权时,反而可以实现有效率的数据收集,提高用户的剩余和社会福利.进一步分析收集者同时拥有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的情况,发现数据所有权只影响社会福利在数据收集者与用户之间的分配.因此,应当考虑数据所有权和用益权分离的权利界定架构,并且分场景讨论数据用益权归属:当隐私成本较低时,应赋予数据收集者用益权,并且让用户通过“删除权”等方式行使所有权,以提高社会福利和用户剩余;当隐私成本较高或用户会低估隐私成本时,应采取禁止数据收集而非确权的方式,以保护敏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