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道:道在何方?——安乐哲、李承贵关于儒学的对话

2015年6月10日,受李承贵教授的邀请,著名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先生莅临南京大学讲学。在讲学的空隙,安乐哲教授与李承贵教授就当今为世人注目的儒学问题展开了极富启示性对话。以下是安乐哲教授与李承贵教授对话的部分内容,经两位教授的同意,特刊于敝刊,以飨读者。

戴震“自生”理念及其意蕴

戴震通过“气化论”的论述,证成并显豁了儒家的“自生”理念。戴震基于对《周易》相关义理的解释发挥,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万物及其多样性生于气化的思想。其所谓“气化”,即阴阳五行化生,而阴阳五行即“气”,“气”是生命之形,亦即生命自己,故所谓阴阳生物,所表达的当然是“生生者自生”理念;其所谓万物皆因分得阴阳五行而成为各具其性的自己,即谓万物皆有其“性”,既然万物成为自己是因为各具其“性”,这就意味着万物所以生必有其本体之性,此本体之性即是万物成为自己的“所以然之性”,此“所以然之性”是决定万物或生命成为自己的最终根据,因而所澄明的也是“生生者自生”理念。既然“自生”理念核心内容是“生命所以生根源于‘所以然之性’”,那么可以合理地推出:第一,任何生命体吸收外来能量必须以本体之性为根据;第二,任何生命体无不具有责任意识;第三,任何生命体必然蕴含着自我革新的动力;第四,任何生命体无时不在完善自我从而内具道德自觉;此即戴震“自生”理念的深刻意蕴。

中国哲学中的“心”之性能与精神——以“心无限量”为中心的考察

“心无限量”是继承儒、佛、道相关思想而形成的一种观念,由程颐最早完整表述出来。所谓“心无限量”是指“心”之性能的无限性,主要包括“心”对万事万物及其变化的全面主宰力、对万事万物及其奥秘的无限认识力、对天下百姓生命的深沉关怀力和对精神意识系统的自主调适力。“心无限量”的根据是“性无内外”。第一,“性”是万物所以然,“形”“理”“心”因“性”而有,“性”贯通万事万物;第二,“性”“物”为一,“性”“理”为一,“性”“心”为一;第三,“心无限量”是“性无内外”的内在逻辑使然。“心无限量”义理根据的揭示与性能多向度的呈现,似可传递给我们殊为难得的信息:“心无限量”是人生命内在力量的释放,其前提条件源自生命本身,其展开的所有向度是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这不仅显示了中国哲学对“心”的认知情状,亦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生命关怀精神,而且蕴含了中国哲学与创造这种哲学的主体民族的自信。

“心”之性质、类型与特点——中国哲学的读解与赋义

中国哲学对于“心”之性质、“心”之类型、“心”之特点等都进行过广泛且深入的讨论。关于“心”之性质,中国哲学中主要表现为三种指认,即善之心、恶之心、兼善恶之心;关于“心”之类型,中国哲学中主要表现为四种界定,即认知心、情绪心、思维心和意志心;关于“心”之特点,中国哲学主要论及了无形无臭、无影无踪、变幻莫测、虚明可鉴等四种表现。这些判断展示了中国哲学对于“心”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哲学关于“心”的讨论,透显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心”之善的判断,是为了弘扬良善,“心”之恶的判断,是为了清除邪恶,从而表现出伦理关怀;其对“心”类型的界定,则表现出对“心”的本质与特性的求解及其水平,从而折射出科学探索精神;其对“心”特点的解释,不仅为“心”去恶趋善指明了方向,而且显示了“心”的人民性价值取向,因为“心”的圆融无碍意味着升华、富裕百姓生命而与民心贯通。

王阳明心学的澄明、贯通与夯实——论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独特贡献

薛侃是王阳明的大弟子,但学界较少关注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的贡献。基于对薛侃相关文献的考察和分析可知,薛侃在学术上对阳明心学作出了独特贡献。首先表现在继承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观念上,如在良知即先天判断、“万物一体”基础的论证等方面;其次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的某些核心观念的分辨和明晰上,如在“良知作为主人翁的资格”、“知行合一”的两种形式、“万物一体”的关怀与境界旨趣等方面;再次表现在创造性地发展、夯实阳明心学的内涵上,如对“致良知”的“致”之思想意识层面的强调、对“知行合一”之本体性论证、对“见在”即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之界定等方面;最后表现在对王阳明心学四大基本观念的贯通上,如以“见在”为枢纽,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个基本观念进行贯通,言简意丰地阐述了四者复杂而有机的关系,认为“心”或良知是“万物一体”之基础,“万物一体”也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基础,而做到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也就实现了“万物一体”,从而将王阳明心学体系脉络更为深刻、更为生动地呈现出来。薛侃在学术上对王阳明心学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儒学传道的四种方式及其当代启示

儒学、道家思想价值的传承与落实仍然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难题，本刊约编了几篇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研讨。李承贵教授认为，儒学传道有“以身传道”、“以文传道”、“以事传道”、“以心传道”四种方式，这四种传道方式不仅对儒学的传承、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对于当今传道群体而言更富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公”、“私”关系论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处理"公"、"私"关系的主张主要有三种:"公之至上"论、"私之优先"论及"公私相济"论。此三种主张的产生,既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致力探索合理"公"、"私"关系模式的理论勇气,也凸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处理"公"、"私"关系上的智慧。尤为重要的是,对传统"公"、"私"关系论的探索,不仅使我们把握到传统"公"、"私"关系观的基本特点,而且可获得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公"、"私"关系具有参考价值的思想智慧。

生生: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

"生生"是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此识见不仅有来自儒家以之为理解宇宙万物的根本方式、以之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以之为自觉的学说追求等方面的支援,而且有来自其作为儒家思想内在维度所呈现的基本要义,以及由这些要义对儒家思想所做的多向伸展和忠诚落实等方面的支援。质言之,"生生"是儒家思想的灵魂。儒家思想的张合、进退、通阻,都在"生生"二字。这二字不仅隐含了儒学诸多的理论课题,而且关涉到儒学的现实走向。

新“鹅湖之会”高端会讲--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现代交锋

公元1175年6月,在吕祖谦的周旋下,理学代表朱熹与心学代表陆九渊齐聚江西铅山鹅湖寺举行会讲,希望消除朱子理学与象山心学之间的隔阂与差异,求得一致,以共振圣人之学。然而,由于陆氏兄弟的自负,此次"会讲"非但没有调和朱陆矛盾,反而加剧了二者的矛盾。自此以后,理学与心学的异同便成了中国儒学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直至当代,关于程朱理学的研究成就仍然引人瞩目,陆王心学的研究则是如火如荼,乍看似乎并驾齐驱、平分秋色,但就广度与热度而言,心学研究有时将理学研究囊括,成为儒学研究中最为亮眼的显学。正因为此,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异同似乎显得更加醒目,二者的关系似乎更加需有妥贴的安放,理学与心学的内蕴似乎更需要我们去探寻。有感于此,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邀请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浙江大学董平教授、复旦大学吴震教授等四位著名教授举办了会讲活动,由蔡方鹿教授、朱汉民教授主讲理学,由董平教授、吴震教授主讲心学,四位就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意蕴(主要观点和主张),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异同,如何评价外国学者对理学与心学的研究,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所蕴含的价值,研究理学与心学应注意的问题,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未来前景等展开论辩。四个小时的论辩,形式新颖,内容丰厚,思想深邃,兹将会讲内容原样陈述,希望能分享其中的乐趣与智慧,并对当下理学、心学研究产生某种积极效用。

中国诠释学基本理论之探讨——20年来中国诠释学研究述评

20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诠释学基本理论的探讨涉及范围非常广泛,这里只就"中国有无诠释学"、"中国诠释学怎样建构"、"中国诠释学的类型"、"中国诠释学的原则与方法"、"中国诠释学的特点"、"中国诠释学的历史分期"、"中国诠释学与传统方法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加以考察、进行综述、展开评论。

儒学治理社会的三个环节

儒学治理社会的方案可以说丰富多彩,不过我们认为,儒学治理社会的方案就在《大学》提出的"八条目"中。其中"治心"(正心)、"治身"(修身)、"治家"(齐家)是儒家治理社会的三大法宝,我们称之为"三个环节"。对儒学而言,这三个环节各有其具体内涵和目标,但基本特点和根本精神是一致的。我们既要关注并发掘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特殊价值,也要揭示其不足并对之进行丰富和发展,使儒学为现代社会治理贡献一份力量。

儒家思想的当代困境及其化解之道

儒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显学,但这种显学状态似乎更多地是以"争论热度"为标志的,存在的问题仍然复杂多端:诸如"四书学"的形成对当代儒学的开展有无启示,当代儒学繁荣背后是否存有困境以及对此困境有无化解之道,政治儒学、宗教儒学的实质、困限及出路如何,等等。为此,我们约请了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昌航空工业大学几位学者就上述问题,分别从历史实例、现实状况、个案研究等角度展开讨论,以期推动儒学研究的深化、促进弘扬儒家思想理性态度的确立。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

"知人论世"命题隐含了诸多解释学话题。首先它提出了文本、作者、时世三个基本概念;其次对这三个概念在解释中的作用做了初步区分;揭示了文本、身处、时世对于解释的特殊作用及其有限性;主张对此(文本、身处、时世)三个方面同时进行解释才可能获得整全的结论;隐含了怎样处理解释过程中文本与作者、文本与时世的关系等问题。因而这个命题在中国解释学史上具有特殊而重大意义。

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情结

一、"中国话语"的可能旨趣 虽然"中国话语"四个字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已被广泛地使用,但的确尚无一个比较明确的统一的内涵.要对某一问题想"有所说",就应该对此问题的一般性含义有所界定.那么,"中国话语"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显然,对"中国话语"提出的背景作一简要考察和检讨是很有必要的.

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

19世纪后期以来,儒学的命运便受到了儒学研究者们的强烈而普遍的关注,并且先后提出了风格各异的拯救儒学的主张。然而,即便是以新儒学研究为契机而兴起的、至今仍极有热度的当代儒学研究,对儒学开展方向问题似乎也没有切实的应答和解决,以至儒学的实际生存状况仍然被描述为“游魂”。为此,本刊约请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等知名学者撰写了一组关于儒学在当代应如何开展的文章,以飨读者,并希望引起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

试论中国哲学的五大特质

如果哲学基本要素可分为研究对象、思维方式、学术旨趣、解释理路、建造境界等五个方面,那么中国哲学的特质就大致可断定为:研究对象上重人不重物、思维方式上偏重直觉体悟、学术旨趣上崇尚经世践行、解释理路上遵循生命生机、建造境界上追求中和圆融。中国哲学这五大特点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从而使中国哲学在体系上成为自洽的哲学学说;因而,不仅理解中国哲学必须从这五大特点入手,丰富和发展中国哲学亦需由此五大特点入手。

当代文化建设的生态视域

生态性是文化生来的一种特性 ,体现生态智慧是文化建设的一种内在要求。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中所出现的反生态行为的污染现象 ,显示了文化建设中确立生态自觉的必要性。生态智慧在文化建设中的贯彻 ,有助于社会先进文化建设的健康、顺利进行。

张九成佛教观论析——兼论佛教中国化的路径及特点

该文以张九成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为话源,指出张九成的佛教观具有双重性,即在言道方式、生活性情方面亲近佛教,而在心性、伦理方面排斥佛教。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对张九成思想的归宿和儒家学者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张九成的思想特色是“身佛心儒”而非“阳儒阴释”,儒家学者在佛教中国化的程度和特质两个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哲学的“自我诠释”

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理解、解释方法问题,近年来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刊特编发四篇文章,拟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回应:百余年中国哲学研究实践中,是否出现过"自我诠释"范式?这种范式的特征怎样?有无不足?中国哲学的理解是否可以存在"实史"和"编史"的两种进路?这两种进路之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乃至开展将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在中国哲学与诠释主体所处社会环境之间,是否可以展开诠释的互动?当下学界关于"仁"的诠释,可否成为此类范例?中国哲学对于世界的认知,可否由文字角度进行考察?这种考察对于反观中国哲学理解世界的方式与特点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传统文化价值的四类解读方式

19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解读,并因此形成了公例主义、科学主义、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四类解读方式。四类解读方式的形成及运用,不仅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价值被发掘出来,而且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意义;同时为建构更为科学、合理的解读传统文化价值的方法体系准备了思想和经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