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牲”舆“斷殺”之間——武帝儒家禮制革牲薦蔬改革的經禮依據及其舆佛教的交織

受佛教影響,梁武帝於天監十六年革宗廟二郊農社的牲爲薦蔬。此舉能具有合理性且成爲《斷酒肉文》和僧團素食運動之前奏,是因爲梁武帝在運作機制上将其纳入“至敬無文”、“贵誠重質”的系列儒禮改革之中,在思想資源上尋得《周易》、《左傳》的支撑。“守仁不殺”、“新孝順觀”等佛教論说並未進入儒禮革牲,只有劉勰的身份瑕疵暗示了僧徒力量的存在。作爲“人王”的梁武帝有儒顯佛隱的自覺和能力,是爲其轉向“法王”之重要基石。

齐梁士人群体“请托代笔”风气与“笔”的文学地位提升

“代笔”是源自文吏草诏传统的重要公文书写机制。齐梁出现了士族文人请托他人为自己代作公文书的新风尚。这种“请托代笔”有干谒奖掖与请托朋游两种机制,是士族面对皇权政治复兴下“笔”的政治地位提升,力图在这一新文学领域保持话语权、维系士族文学传统能力效用的举措。齐梁请托代笔是士族社会中自觉且自由的文学活动,塑造了代笔者的文人身份和“笔”的文化品格,提高了“笔”的文学地位,成为文笔并重的基础。

佛教论篇话语方式的转变——梁武帝《立神明成佛义记》对范缜《神灭论》的批评与实践

《弘明集》卷九收录了梁武帝萧衍《立神明成佛义记》(简称《义记》),其序注者沈绩应与沈续是同一人。由沈续生平可知《义记》作于天监八年之前,与天监六年神灭论辩难有密切联系。将《义记》置于梁武帝《敕答臣下神灭论》等神灭论系列辩难文本中进行互文性考察,可知梁武帝关心的问题是范缜《神灭论》的学术话语方式。受此前佛教论篇的影响,范缜不进入佛理内部,仅以“隔心”“腾口”虚画佛教之疮痏。梁武帝为此提出的佛教话语方式——“来就佛理,以屈佛理”,正是对范缜《神灭论》及此前佛教论篇传统的反思,也是《义记》的撰作纲要和特色。“来就佛理,已屈佛理”的学术话语方式应是受中国本土学术“依经立义”传统的影响,是南朝多元宗教交织的产物,也是“佛教经学化”历程中值得关注的一环。

礼制“故事”思维与南朝释奠诗的文学程式

魏晋南朝时期,太子在讲通儒经后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释奠礼。在这一论证太子继统资格的高规格礼仪中,宫廷文人创作了大量用于纪赞的四言释奠诗颂。颜延之的释奠诗与齐梁陈五次释奠会上所作诸诗,在子主题及其结构分布、比喻、用典上达到高度的同质化,呈现出“体制声色,都如一”的情况。同质化面貌始于晋宋,成于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令永明文人以颜延之为范例进行写作。这一范例在梁陈的持续保持,以及其他礼仪纪赞性宫廷文学的程式化写作现象,实则源自中古礼制“故事学”思维对文学书写思维的影响。礼仪文学中文学故事的认定和转化符合南朝文学经典化潮流与文人拟作习惯,对南朝宫廷文学的面貌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