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别失衡转变与家庭发展:基于人口普查与公开数据的发现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40余年,性别失衡后果和风险正在由个体扩散至家庭层面,对家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现有研究缺乏基于宏观数据对二者变化态势的基本认识。使用200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基于人口和家庭转型背景,从家庭结构-功能构建家庭发展指数,实证分析最近20年性别失衡转变和家庭发展的时空变化情况,探讨性别失衡转变和家庭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性别失衡正在进入出生性别比持续下降、后果开始显现的转变阶段,省际因人口、经济、社会等发展差异呈现不同阶段特征;中国家庭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当面临性别失衡转变时,存在结构功能发展不协调、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总体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建议继续加强引导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以减少各年龄段性别结构失衡累积,积极探索面向家庭的性别失衡后果治理,充分考虑家庭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所处阶段,兼顾家庭结构和功能协调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老龄社会健康风险与韧性治理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增速快、水平高、差异大和结构稳的显著特点。老年群体健康问题凸显,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成为亟待关注的重要治理议题,传统治理模式效果欠佳,需要引入韧性治理以快速、积极和高效地应对风险冲击和挑战。中国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是在人口老龄化迅速加深和老年群体健康问题显现双重叠加下产生的,以老年人健康问题为核心,给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高度不确定性、损失性和复杂性的多维风险,具有基础性、系统性和全人群全周期性等特点。为此,老龄社会健康风险的韧性治理需要以老年群体韧性实现的动态过程为核心,以全人群全周期、动态调适和分类管理为原则性理念,以过程管理为主要手段,以多元主体协同为基本结构,以预防、减轻和化解健康风险及其后果为根本目标,化危为机。未来,中国在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治理上还需要坚持全球视野和跨学科视角,为健康老龄化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经验。

中国式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基于人口现代化的视角

中国社会转型期,应对复合型社会风险的关键在于建构乡村治理共同体。转变传统治理理念,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对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尤为重要。根据乡村社会风险的治理需求及共同体的理论内涵,按照“结构-关系-效能”的建构机制,构建中国式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是通过整合治理资源,激发参与热情,凝聚思想共识,引导风险认知而形成的有机系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情境下,从人口现代化视角出发,基于2018年在湖北省20个村和社区开展的“性别失衡社会风险及治理”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治理能力、公众参与、信任和风险感知是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建构中的关键要素,对治理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公众参与、信任和风险感知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提供了一种现代化国家治理复杂性背景下的简约治理逻辑,对于提升风险治理的公共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

采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从行为融合和情感融合两个角度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探索性地分析以社会支持网络为代表的行为融合现状对现实和未来的情感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行为融合方面,农民工社会支持网规模小,但强、弱关系比例差距不大;在现实的情感融合方面,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现实状况总体良好,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较高,市民对农民工基本持认同态度,绝大多数市民不会歧视农民工;在情感融合意愿方面,行为融合和情感融合的现实对农民工交友意愿和未来打算均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求职结果有重要影响,但是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求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

中国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性的歧视导致了婚姻市场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苓文使用中国2000年普查数据和所预测的2001～2050年人口数据，结合初婚和再婚市场设计了度量婚姻挤压的指标．测度了2001～2050年中国的婚姻挤压程度，考察了男孩偏好和再婚因素对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的影响。结果表明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10％～15％男性过剩人口，达到120万人。男孩偏好导致的高出生性别比显著影响未来婚姻市场，而再婚人口对婚姻市场上过剩人口也有显著影响。

农村老年人的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对当前转型期农村老年人生计与福祉现状的认识,探讨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于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该框架研究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生活福祉脆弱性的形成与特点、养老模式的形成、演化与变迁的途径和规律,探索农村家庭养老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本文用生计来研究老年人福祉,并建立了农村老年人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农村老年人生活福祉研究和实践有积极意义。

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研究

农民工是否打算居留城市,不仅关系到农民工自身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有重要影响。本文使用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在城市居留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与受雇者相比,自雇者更倾向于居留城市。影响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还有文化融合、经济融合、社会参与、心理融合、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自雇者居留意愿更多受到经济因素影响,而受雇者更多受到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影响。最后讨论了上述研究结果的政策意义。

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对深圳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以网络规模和有无弱关系分别代表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数量和质量特征,分析了社会支持网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现状分析表明,农民工发生流动后,其社会支持网的网络规模显著变小,以强关系为主;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经济地位对于社会支持网的数量和质量均产生影响,流动经历和工作转换经历这类经验性因素对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数量特征具有影响,而农民工个体的个人属性、人力资本状况和后天的学习适应能力对其社会支持网络的质量特征也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的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框架

为了系统分析性别结构失衡及其产生的社会风险,研究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对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影响,探讨促进性别平等、改善人口性别结构、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和战略,以人口性别结构为切入点,提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框架。首先讨论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背景;其次简要评述国内外性别失衡的研究和实践现状;再次基于对性别失衡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引入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框架;最后展望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工作。

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的社会管理:整体性治理框架

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急剧升高并长期高位徘徊。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性别失衡作为社会管理领域的重大人口问题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在当前的人口社会管理中的管理理念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就需要突破旧有的管理格局和机制,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最终构建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本文描述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最新态势,评述了近年来性别失衡治理的公共政策体系,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论述了社会管理视域下性别失衡治理问题,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性别失衡的社会管理框架,为政府性别失衡治理问题提供支持。基于上述框架,本文发现在中国的性别失衡社会管理框架中存在碎片化问题,公共政策体系需要完善,在性别失衡整体性治理的社会管理框架中要纳入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关注。

中国乡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复杂性特征分析

借助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方式实现再社会化是乡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途径之一。对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分析不仅可以揭示其网络结构特点,也将为进一步研究流动人口再社会化过程提供理论基础。采用深圳市流动人口专项调查中的整体网络数据,借助复杂性科学,尤其是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乡城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与讨论网络的复杂性特征。在乡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中广泛存在小世界现象和无标度特性等复杂网络特征。复杂性科学可以为分析诸如乡城流动人口这样的复杂系统提供有效方法,也是拓展复杂性科学,尤其是复杂网络应用领域的有益尝试。

中国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生存状况分析

本文发现中国的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同时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根本上是由强烈的男孩偏好所造成的,它同时又被快速的生育率转变所加剧.80年代中期开始的广泛利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同期农村村级合作医疗体制的弱化及解体,分别是导致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的直接原因.

外出务工汇款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家庭支出的影响

以新迁移经济学相关理论假设为基础,改进了贫困农户的家庭支出模型,并利用在陕西秦岭山区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汇款对农户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结果显示:在农户的支出系统中,食物消费和生产性投资同时受到汇款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健康和教育支出受到汇款的间接影响;汇款在食物消费和生产性投资上表现出来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且作用方向相反;汇款作为现金收入更多的被用在食物消费而不是生产投资,但随着收入的增多,农户用于消费的支出比例相对减少,而用于生产投资的支出比例才逐渐增加。结论也对相关政策的分析和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

当代中国农村的招赘婚姻及其人口与社会后果：来自三个县的调查发现

利用在中国农村三个县的社会调查数据,以定量方法为主,结合定性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农村的招赘婚姻及其人口与社会后果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招赘婚姻有利于稳定低生育率、降低男孩偏好和出生性别比、改善女孩和妇女的生活环境、缓解老龄化背景下没有儿子老人的养老困难。研究证明,在农村推广招赘婚姻,能够为在长期低生育率下解决中国现实中与男孩偏好相关的人口与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契机。

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以往关于退耕还林政策的分析,较少考虑微观的家庭人口因素。本研究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引入农户的家庭结构,并基于此框架使用农户模型具体分析了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利用陕西周至县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结构能够影响生计资本水平和时间配置,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作用因家庭结构而不同。退耕还林政策既没有针对生计资本贫乏的农户,也不一定能够促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化,并进一步提升农户的收入。有小孩但没有老年人的家庭较少从事外地打工活动,收入相对偏低,他们更依赖退耕补助。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考虑家庭结构等人口因素。

基于国际科研平台的团队学习型研究生培养模式

介绍了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研究生培养的实践中形成的"立足国际科研平台,组建多学科背景的学习型研究团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对该模式的内涵和特点、研究生培养方式及培养效果进行了详细说明。

当代中国家庭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六普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出了一个家庭出生性别选择和生育行为的分析框架。利用2010年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建立了当代中国家庭生育选择的多层线性Logistic回归模型。生育男孩概率与母亲个人属性、家庭结构和婚姻模式相关。选择男孩的概率与家庭已生育女孩个数正相关,与已生育男孩个数负相关。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减弱家庭男孩偏好的趋向。提高城镇化率和工业化水平比单纯提高人均GDP对家庭生育决策行为具有更大影响。

家庭变迁、家庭政策演进与中国家庭政策构建

从中国家庭变迁和中国家庭政策演进两个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为视角,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30多年来家庭政策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提出构建中国家庭政策的建议。中国家庭呈现出核心、主干、联合家庭此消彼长、波动往复的变迁特点,"家本位"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同时中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现出概念范围宽泛、目标指向含蓄、补救型模式的三大主要特征,也表现出"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两者平衡的三阶段演进历程。未来中国家庭政策的构建要围绕中国家庭的两大特点——稳健的"主干家庭"和绵延的"家本位"价值观念,以平衡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为取向,向政策概念范围精准、目标指向明确、系统普惠型模式的方向发展。

性别失衡的宏观经济后果——评述与展望

本文从家庭经济决策行为、性别失衡与储蓄、婚姻市场挤压等方面对人口性别变量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已有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述,总结了经济学视角下性别失衡研究的发展趋势,指出性别失衡对经济学宏观变量影响的家庭经济决策放大机制是研究该命题的关键。最后,构建了一个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人口性别失衡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建模思路,详细阐述了其背景、构成及所包括的关键机制,为性别失衡对宏观经济影响后果的研究,以及采用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在内的性别失衡综合治理和推进性别平等策略的制定与评估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