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浈自述

我是1998年的6月从东南大学进入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那个夏天,经恩师郭湖生先生推荐,联系导师各秉杰先生等代表同济热情接纳了我,从此开始了我与同济的不解之缘。当时同济大学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条件,解决了住宿和家属的工作问题,还有科研经费上的支持。这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事业、家庭均在这里起步。与其说是工工作,毋宁说更像是学习。同济视野开阔、海纳百川、名师荟萃、百家争鸣,有一种非常良好而融洽的科研和工作环境,而正是在这样宽容的环境里我得到了另外一种滋养和陶冶,

李浈

冶院求学的日子令我终生难忘。印象最深的是跟随导师侯继尧先生去写生的经历。侯老师不仅是全国知名的窑洞民居研究专家,还是著名的画家及美协会员。他擅长水彩、碳笔淡彩、国画等多种技法,年轻时还办过画社。当我们缠着他教建筑画时,他兴致勃然,说自己也"手痒"了,便索性帮我们新开了一门"城市建筑风景画技法"选修课。于是,大家相约到兴庆公园、到大雁塔和小雁塔、到"寒窑"周边去写生。

度制变迁对乡土营造的影响--兼论“尺系树”的建构与意义

文章从我国南方各地营造尺长(乡尺)与官尺的时代渊流入手,结合南方多元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初步建立起“尺系树”的意向概念和框架。以东南地域为例,将乡土建筑早期的形制遗风与“尺系树”蕴含的历史信息对比并关联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尺系树”之于我国南方乡土建筑研究的意义、价值和途径,指出其在共时性区划研究中对历时性谱系问题所提供的重要视角和参照作用。

营造尺系——度制变迁之于乡土建筑的历时性线索探讨

文章首先阐述了营造尺作为传统营造工具的科研意义,指出其尺值变化带来的营造用尺的共时性特征和历时性变迁。然后,基于我国营造尺系的官方背景和乡土习俗,论述了南、北方营造尺使用的历史特征和源流变迁,指出南方尺系的稳定性区域特色,以及北方尺系对官方制度因素等的密切响应。在此基础上,分辨了吴越尺系、闽尺系、淮尺系、赣尺系、粤尺、鲁尺、晋冀尺等的共时性使用情况,以及唐宋明清以来官尺的历史遗留及影响。最后阐明尺系研究对乡土建筑区划和谱系探讨的参考所在。

由《学宫图说》看明代江浙地区营造传统在日本书院类建筑的传播与交流

本文通过对朱舜水《学宫图说》中的建筑构架、布局的对比研究,从建筑的尺度控制、构架特征、构件样式、学宫建筑布局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以朱舜水为代表性传播人物,明末清初的江浙营造文化与技术对日本的影响。在建筑的平面布局上,日本书院类建筑以重要建筑单体以及庙学轴线布局等方式学习中国庙学建筑。但后期日本书院类建筑发展则有选择性加以改良运用;在建筑构架上,以轩廊、蜀柱样式等细部展现出中国江浙地区的特色。这种影响正是一种典型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案例。建筑布局与样式易于学习,而技术和施工则倚重工匠较难改变。发展到一定时期,本土文化自觉则会从中发展出匹配自身建筑体系的方式并以此传承。

“淮尺”辨异——从近世尺度分布的区域特点看淮尺的时空流布

本文综合各史家“淮尺”观点,基于大量相关历史文献的分析比对,探讨了唐代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淮尺”可能的尺长范围,梳理了淮尺尺长的演变,将“淮尺”尺长区间厘定为32.5—34.7厘米。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近世乡土营造尺中“淮尺”尺长遗存样本的数量统计,结合其尺长分异的总体特征,初步将淮尺分为主、次两簇,借助GIS技术呈现其分布概况。文章初步总结了“淮尺”样本的分布规律,并从政区演变和移民迁徙等视角,分析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对淮尺问题的研究,有益于探索淮地可能存在的特有营造逻辑,为整个南方乡土建筑的区划研究提供可靠线索。

粤尺辨——时空维度下粤地乡土营造尺的流布与探析

文章通过对各类历史文献、实测数据及工匠访谈资料的梳理,系统剖析了广东地区营造用尺的尺长范围及分布规律,将广东地区的各类营造用尺划分为粤地闽尺(29.4~30.0 cm)、粤地赣尺(35.0~38.0 cm)、粤尺(31.5~32.0 cm)三类,并探讨了用尺过程中的一些换算关系和特殊尺法。在此基础上,结合度量衡史、移民史、文化地理学相关研究,对粤地三大尺簇的源流及分布演化加以考证、解读,认为粤地闽尺源于唐大尺,是闽系乡土营造尺在粤地的延伸;粤地赣尺源于清代裁衣市尺,与赣系乡土营造尺中的“赣大尺”同源;粤尺则源于宋明营造官尺,蕴含了粤地相对正式和官方的营造话语。对粤地乡土营造尺的流布分析显示,尺系与文化传播线路具有高度关联性,尺缘与语缘、血缘类似,是传统营造分区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近世的区域“营造尺”南北差异比较——“乡尺”的共时性特征解读

探讨我国传统营造实践中“营造尺”的区域性特征,指出南、北方的地域营造尺——“乡尺”基准长的分异,讨论鲁石工尺、吴尺、浙尺、闽尺、淮尺、赣尺、粤尺等主要乡尺的区域分布和尺长范围,分析“乡尺”多元性存在的历史成因。

古代建筑尺度控制的“模数化”程度和优先择用方法探讨——以元明苏式建筑尺度规律为例

以元明苏州地区的建筑遗存东山轩辕宫正殿和嘉定孔庙大成殿等为例,从建筑规模、梁枋和斗栱用材三个层面分析其尺度规律。在建筑规模上,水平和竖向尺度分别遵循“整数尺”和“减尺定侧”的方式;在梁枋用材上,构件高度多以“1/4尺”作为递变值,营造尺使用惯习遵循“对分制”原则,而构件厚度多以“寸”计,为“整倍制”的用尺方法;在斗栱用材上,构件尺寸的精度则多为“寸”或“半寸”。殿身整体尺度规律呈现出一种以不同精度营造尺切分规则配合不同程度设计与加工过程的尺度分级控制方式。本文旨在具体案例中对“变通用尺”方法的讨论,来揭示不同于官式的地域建筑尺度作法,进而补充对传统建筑“模数化”程度的认知。

“集群式”与“同构性”:先秦时期的宗庙格局及其礼制思想

借助对古典文献与考古材料的深入挖掘,尝试厘清先秦时期的宗庙格局与制度:夏代宫室(宗庙)建筑呈现廊院围合单体的院落式;商代宗庙呈数个院落的群组式;周代则是按庙制等级昭穆秩序数庙并置的集群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先秦时期宗庙形制的集群式与同构性特征,包括庙、庙寝与宫室(居寝)建筑空间的同构性,集群式宗庙内各独立庙院的同构性,以及从“士一庙”到“天子七庙”所反映的宗庙制度与社会制度系统的同构性等。进而揭示先秦宗庙建筑遗址与经史典籍文献二者之间的平行信息与持续性关联,认为“集群式”“同构性”的宗庙形制体现了先秦时期基于数理逻辑的等级观念,彰显了“以礼联宗家天下”的庙制思想。

芜湖古城的文化空间特征及再生策略——兼论古城保护规划中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定位

芜湖古城是距古徽州最近的长江商埠,由于贸易频繁带来的人口流动所产生的文化碰撞,芜湖古城的历史文化呈现多元共存的特征。研究在总结古城文化的群体记忆的集中呈现、文化空间的历史传承,以及经典与时尚的时空演绎三方面的空间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古城的再生策略,即以"三区"(古代典礼文化区、传统民俗风情区和保留整治区)、"三带"(传统商业风情带、现代商业延伸带和滨江生态景观带)为主题架构的古城保护规划,以期达到合理展示及利用芜湖古城的历史遗产资源,再现芜湖古城的活力的目的。

关于泛江南地域乡土建筑营造的技术类型与区划探讨——《不同地域特色传统村镇住宅图集》(上)编后记

文章通过总结《不同地域特色传统村镇住宅图集(上)》(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11SJ937-1(1))编撰过程,系统介绍了该图集的编撰目标和任务,分析了编制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乡土建筑营造的技术构成系统和所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泛江南地域乡土建筑研究的意义和思路,分析并总结了课题组在近年乡土建筑研究中的的一些问题和经验,指出了作者对乡土建筑谱系和区划的一些看法。

历史情境的传承与再现——朱家角古镇保护探讨

“历史情境”的“情”指原生态文化环境与社会环境;“境”指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历史情境”包括街区的空间情调、风貌特色及视觉环境等多方面内容。朱家角古镇保护规划根据不同地段的历史文化特征和现状建筑遗产的分布,将古镇划分为8个区域,并对它们进行历史情境的挖掘,提炼出“古桥斜阳”、“漕河烟香”等主题,以形成不可复制的江南水乡古镇魅力。

历史建筑价值认识的发展及其保护的经济学因素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国内外对历史建筑价值的认识过程,分析了价值构成中的经济学因素,以及历史建筑经济价值的特色和影响,介绍了国外关于经济价值实现的一些经验、方式和相关的经济政策导向,强调了遗产保护经济学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历史街区传统建筑修复设计探析

总结了历史建筑修复设计的五种类型,对每一种类型的设计条件、设计依据以及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的多方制约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归纳、提炼设计方法、设计要素和设计原则并反思实践结果。

寻·引考

中国传统建筑构件、构架、工具的名称及营造活动中使用的术语,经常表现出最初的营造特性。虽历代术语多有变迁,但存留至今之术语中仍可发掘其营造属性。本文以《梓人传》“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犹梓人而不知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寻引之短长”中的“寻”“引”二字为例,探讨中国古建筑构件及工具早期命名中所使用的度量衡词汇,总结了其所包含的建筑尺度原始信息,对于理解建筑营造术语、解读早期建筑尺度、分析建筑营造工具等均有重要作用。

“一地多尺”现象和用尺习俗--近年传统营造用尺制度研究的一些心得

尺法是传统营造研究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而基准尺长是研究营造尺法的先决条件。本文指出了营造尺基准尺长获取的三种方式,即实物测量、口诀换算和文献推算,解析了乡土营造中“一地多尺”现象的原因和处置方案;进一步阐述了传统营造尺法的两个基本的方向,即“整数制”和“压白制”,并细划了其具体类型的操作方式。

从文化传播视角看晋系乡土建筑的区域关联

文章将黄河干支流、长城防御线、晋商线路等视为晋系区域文化和乡土建筑的主要传播途径,得到三个结论:一是将汾、渭河入黄河口的地带视为“中原”文化及其乡土建筑的核心区域,其建筑以窄院、单坡厢房为特征,并随着汾、渭河流域至上游逐渐传播演化,影响渐弱;二是将黄河大峡谷两岸的晋西(乃至晋北大部分区域)与陕北黄土分布区域关联,指出两岸在语言、风土环境和建筑形制上的相似性;三是认识到长城防御线特殊的文化传播能力及其历史影响,并关注到其沿线的语言风俗、军事聚落等都有相当的关联。以此跳出山西省域的范围和限制,尝试从文化传播的视角,在更宏观的范围内进一步探析晋系乡土建筑的类型与谱系。

试论框锯的发明与建筑木作制材

刀锯是我国（建筑）木工使用的工具之一,一直长期使用,但它不能用来解木。约在南北朝后期,我国有了框锯的使用。它是由刀锯演化为弓形锯,再由弓形锯逐渐发展而来的。框锯的发明,直接影响到木作的制材技术,为古建筑材分制的形成准备了技术前提,并影响到建筑技术乃至建筑工艺的方方面面。

关于传统建筑工艺遗产保护的应用体系的思考

传统建筑工艺是工匠在意匠支配下,使用相应的工具或器械,按世代相沿袭的手法完成从原材料采集、构件加工制作到安装成型,再到后期装修的一套完整技术过程;是濒危的无形文化遗产,亟待抢救与系统保护。本文针对我国当前建筑工艺遗产保护的现状,分析了建立保护框架体系的意义和构想,探讨了其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可行性,旨在推动建筑工艺遗产保护的进程,解决当前建筑遗产保护面临的"工艺失传"和"工匠队伍断层"的迫切问题,为保护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