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脑机接口技术的法律规制

区别于其他大脑神经技术和传统治疗方法,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可以传输、解读和记录神经数据。神经数据经过解码不仅可以反映健康信息,还可以揭露思想隐私。另外,脑机接口技术可以通过刺激直接干预患者的情绪、思想、甚至行为。对于医疗脑机接口技术应该适度规制,需要兼顾生命身体健康权和人性尊严法益,神经数据合理利用和隐私保护。具体规.制路径包括:对医疗脑机接口技术研究进行严格的伦理审查,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进行特殊的审批监管,对知情同意的履行进行特别的程序保障,对神经数据进行专门的立法保护。

脑机接口技术中神经数据的法律性质探析

神经数据源自脑机接口技术对大脑神经活动的监测,具有生理和精神的双重面向。关于神经数据的法律性质,目前存在基于“神经例外主义”的新型权利创设说与基于原有权利的扩大解释说两种构造方式。神经数据来源不限于医疗场域,范围与健康医疗数据不相匹配,且其兼具生物识别与健康医疗的双重属性,不宜以一般数据规制;加之数字经济流通利用的需求,难以被隐私所涵盖。其兼具人格和财产属性的特征,宜将神经数据确认为与生物识别、医疗健康等相并列的敏感个人信息,强调兼顾数据利用和信息保护的要求,以应对脑机接口技术在医疗和商业等领域发展的新机遇。

脑机接口技术背景下精神完整权的逻辑证成和制度构想

面对脑机接口技术对人的隐私、精神完整性和心理连续性造成的威胁,身体权虽能够提供一定保障,但是尚不足以表彰其特殊性,尤其是对于非侵入式的。隐私权虽然能够保障公民免予心智思想被探知,但是不能兼及改变。思想自由、认知自由和精神自决保障公民寻求主动干预以塑造一个人大脑状态的积极面向有些激进。脑机接口技术对于心智思想的干预,不但直接、严重,甚至可能永远,因此要确立一种精神完整权。不论何种用途、侵入程度、接口类型,该技术研究应用都必须经过告知同意,不得强制以物理力或以隐瞒的方式为之。与为了保障公民心理健康权,强调国家的实现义务不同,精神完整权关涉隐私、身份、自主,聚焦于一种对抗国家不得干预的权能。

卫生健康法法典化的目标导向

法典化的现实意义在于实现法律规范的一体化和融会贯通、推动卫生健康法治的理性化和现代化以及促进卫生健康法治的民族化和国际化。卫生健康“现行法”与具有示范性的“目标法典”在基本范畴、规则设定及理念层面上相去较远。未来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努力克服消极因素、深化理论研究、优化立法策略,稳步有序推进卫生健康法法典化。

脑科学视角下经颅磁刺激治疗精神障碍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我国脑科学研究战略的背景下,作为输入型脑机接口技术的经颅磁刺激技术,能够通过无创方式改善精神障碍患者的病理状态。但新技术引发的新风险被忽视,患者大脑神经数据呈现出的隐私存在泄露风险,医师忽略患者性格改变风险的告知以及经颅磁刺激仪器械超说明书使用的法律问题亟待探讨。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方法,检索并剖析健康权同隐私保护权衡、知情同意原则、数据利用、器械超说明书应用多领域文献,总结归纳经颅磁刺激仪超说明书使用和知情同意纠纷的裁判文书要点,发现应通过阐明健康权兼顾隐私保护、调适医师诊疗权与患者知情同意权、器械可及性和安全性之间的法理阐释和价值平衡,并完善新技术应用中对新风险的充分告知;明确医师及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隐私及神经数据安全保障义务,扩充风险告知范围,明确性格改变风险,禁止器械超范围使用并设立风险分析及动态监测不良反应报告机制。

心理咨询保密豁免规则的立法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首次对心理咨询人员的保密义务做出原则性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规范形成了框架,但实践要求下保密豁免情形尚未形成系统性规则。基于隐私权保护和专业信任关系,探讨心理咨询保密义务的来源,提出遵循来访者对隐私的自我决定和“权益位阶理论”下保密豁免的正当性。明确心理咨询人员在涉及公共安全等利益时负有配合调查义务,面临自然人生命健康可能遭受非法侵害时的预警和保护义务以及针对未成年人和成年心智障碍者的强制报告义务,以期促进保障隐私权益和周全更优位利益的平衡。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权的程序规制

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权是基于共同体自治而产生的社会公权力,由此产生的伦理审查决定具有区别于一般民事行为或行政决定的特殊性。审查权的行使不可因医学自治“庇佑”而脱离法制轨道,成为“法治真空”。检视现行相关规定,在不干预伦理审查独立性的同时,需要通过重构程序要件为其提质增效:应该明确会议审查、简易和免除伦理审查的界限和适用条件,确立专家复核程序的方式及多元评价体系;扩大利益冲突回避主体范围、丰富利益冲突回避内涵、完善回避程序;强化事前信息披露、事中听证等程序保障申请人和研究参与者的合法利益;确立区域伦理委员会评价职能的救济渠道。审查权的程序规制,以期使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权行使更符合程序正义和法治要求。

《医师法》背景下超说明书用药制度的价值基础与完善路径

超说明书用药作为临床用药的例外情况,面临特殊情况界定不清、欠缺证据准用标准、违法性超说明书用药行政法律责任规范缺失等挑战,致使相关立法与实践衔接存在断链。考虑到我国超说明书用药所受的现实环境制约,有必要基于促进用药可及性和安全性,以及调和医师超说明书用药处方权和患者最佳利益的“双平衡”价值目标,细化超说明书用药制度,维护其法治秩序。医师应立足于临床救治患者的目的,在尚无有效或者更好治疗手段等无合理可替代药品、将给患者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履行告知患者超说明书用药重大风险的义务,严格遵循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标准和医疗机构相关管理制度设定的规程。还应辅之以建立案例数据库,并在《医师法》中对违法性超说明书用药设置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诊疗环节精神障碍监护制度司法适用现状及对策研究

通过梳理涉及诊疗环节精神障碍患者监护纠纷的司法案例,分析精神障碍患者在送治、收治、治疗、出院各阶段监护制度的司法适用情况,发现目前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在诊疗环节未能很好地发挥监护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精神卫生法》对监护人范围的界定过于宽泛、对患者自主决策权保护不足、对监护人义务的规定不完善。对此,应当通过设立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履职顺位、强化对精神障碍患者自主决策权的制度保障、完善对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义务的法律规制的方式予以化解。

输入型脑机接口技术临床应用的法律规制研究

输入型脑机接口技术的临床应用为神经和精神类疾病患者带来健康福祉。然而该技术涉及对大脑神经元活动的影响与改变,产生新的法律问题,尚未引起立法的重视。立法滞后的根源是对精神领域保护的忽视、对技术不确定性双重面向的忽视,以及大脑信息特殊性的忽视。对此,应当确立精神完整法益的立法保护;完善输入型脑机接口技术临床应用过程中的知情同意;对大脑信息进行特殊保护。从而保护患者的自我决定权、精神完整性、隐私权,实现患者最佳利益。

关于构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强制社区医疗制度的思考

居家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如果漏管失控,将会是潜在的社会危险因素。借鉴美国的协助门诊治疗、英国的监督社区治疗、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社区治疗制度,我国内地也应该建立起适合自身情况的强制社区医疗制度,以加强对居家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和照护。精神科医师应综合考虑患者病识感、依从性及危险性3项因素,从而确定居家患者是否需要社区治疗。患者应与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签订治疗协议,并积极履行协议,接受危险性评估;如居家患者严重违约或拒绝接受评估,应责令其接受强制社区医疗,以避免精神障碍患者自伤或他伤等肇事肇祸事件的发生。

新医改背景下的单病种限价制度分析

目前推行的"单病种限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减轻了患者就医负担,为全民病有所医做出了努力。虽然该制度还存在一定的弊端,但新的医改方案肯定了它的价值。为了推广该制度,需要从加强医院内部和第三方(社保机构)的质量监管,以及强化政府的责任,建立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基于宪政视角下的第二类疫苗监管机制的反思与重述

近年来,我国各地疫苗安全事件不时发生,尤以第二类疫苗情况为甚。究其原因,主要是行政不当管制、监管机制不健全、监管工作不力等因素。基于宪政视角,第二类疫苗监管机制改革方向应秉持"宪政、善治"的新理念,建立、完善、落实相关体制机制,转变政府职能、结构、运行方式,调适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力求实现保障公民健康权这一监管工作新愿景。

我国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制与完善

2012年重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专章就"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出规定,填补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缺乏程序性规定的空白。笔者主要结合我国有关刑事法律和2012年10月26日通过的我国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对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的程序规制、制度完善等问题进行阐述。

政府购买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法律规制问题研究——以北京市密云县为例

以北京市密云县为例,我国政府购买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制度法律规制存在购买程序缺失、性质不清、责任不明、监管失灵等问题,建议从法律地位、资质准入、购买程序、监管体系四个方面加以完善,同时配套转变观念、培育市场、科学测算等机制。

社会视角下北京市某高校卫生法学专业课程设置探讨

目的:对设置卫生法学专业的医学院校、医院、法检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开展调查,为课程设置的调整和改进提供依据。方法:调查北京市10家医院、5家市和区县卫生监督所、中级、基层法院和检察院各3家,调查其对卫生法学专业的认知度、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的认识。结果:卫生法学专业社会认同较高,但现有课程设置的结构和内容存在不足,实践教学缺失。结论:重新审视卫生法学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在培养目标的指引下合理安排专业课程设置,强调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

助推理论背景下医保服务医师管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医保服务医师管理制度面临着混淆相关法律关系、缺乏上位法依据、合法性遭受质疑的法治困境。这种强干预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临床自治和医师自主权,给医患关系带来新的挑战。过度规制可能导致无法享受从医学生物技术进步中获得疾病治疗的益处。据此,应该引入助推理论及其中的“警告”工具。建议医保部门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协议时,要求医院必须建立预警系统,以期实现在法治框架内调和医师自治及医保医师强干预。严格划清诊疗活动和临床研究之间的界限,卫生健康、医疗保障、药品监督管理、发展改革、财政等监管部门之间应该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完善医保医师奖惩制度,建立一种从轻到重、从间接到直接、从柔性到刚性的规制工具体系。

医师多点执业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机制初探

医师多点执业的新政策,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一项新政策没有在法律层面进行规范和支撑,必将存在很多隐患和风险,甚至会导致这一政策名存实亡。医师多点执业面临的风险有几方面:医师多点执业的身份合法性存在质疑、多点执业的行为可能被界定为非法行医、多点执业的医师可能直接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等。本文力图从法律角度进行研究,架构医师多点执业的法律制度。

公共卫生法治的制度逻辑

公共卫生法的逻辑起点是公共卫生。从最初“瘴气说”的一切外部卫生措施,到“细菌说”的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到“行为说”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再到“社会生态说”的环境监控、职业健康保护等。公共卫生法的调整范围随之处于不断扩张变化当中,从紧急的预防健康风险,向常态的健康权益保障,再向主动促进公众健康几个阶段发展。公共卫生法律规制模式突破了命令控制的藩篱,向公共治理模式迈进。在公共卫生治理中,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健康责任主体均衡化;除了保留了传统的直接规制手段之外,还引入了信息披露、侵权诉讼、助推等新的规制工具。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抗辩事由立法技术若干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在解决医疗损害侵权的案件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考虑到医疗行为是一个高风险行为,在有些情况下,即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存在违法违规的过失行为,进行医疗活动也有可能发生患者人身损害的后果。立法者为了保护医生的合法权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规定了3种抗辩事由。但是在其立法技术上,第六十条却错误地使用了封闭列举免责事由,导致其在实践中运用得非常困难,保护医生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的实现受到很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