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韩国儒学?

韩国儒学的形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韩国儒学者的哲学论辩;二是对中国儒学尤其是对中国朱子学的发展;三是因应国家的危难.韩国儒学也由此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儒学和日本儒学的重“情”重“实”的特性.

上消化道肿瘤高发区胃癌、食管癌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 探索泰兴市胃癌、食管癌的高危因素。方法 选择 1998年 9月 1日～ 1999年 12月 31日期间 430例胃癌和 5 91例食管癌新发病例 ,按年龄、性别和居住地进行以人群为基础 1∶1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分别采用Epi info(6 0 4版 )和SAS(6 12版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发现 ,经济状况差、吸烟、进食速度快、三餐不按时和既往患胃炎和胃溃疡 ,以及平时经常忧郁、长期处于精神压抑状态是泰兴地区胃和食管癌的共同危险因素。而有良好的人际关系、黄绿蔬菜的大量摄入 ,则可降低两种癌症的危险性。而饮高度白酒 (OR =2 71)、口味嗜咸(OR =1 42 )、喜爱吃烫食 (OR =2 2 1)、食管病变 (OR =6 6 2 )和一级亲属中有人患食管癌 (OR =1 98)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 ,多吃水果 (OR =0 6 8)则可降低患胃癌的危险性。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既往有胃、食管病变、平时经常忧郁是胃、食管癌共同危险因素。进食速度快、三餐不按时、喜食烫食、过量饮高度白酒、一级亲属中有人患食管癌均作为食管癌的危险因素 ,而经常摄入黄绿蔬菜则作为胃癌保护因素进入回归方程。结论 精神因素。

南京市常见恶性肿瘤发病情况分析

以地区性全人群为基础的恶性肿瘤发病情况,在江苏省少有报道。本文对南京市居民中男、女性常见恶性肿瘤发病情况进行了流行病学分析。 材料和方法 南京市开展肿瘤发病登记始于1981年。

受路面随机激励作用车室低频耦合轰鸣声分析

为分析车室受路面随机激励作用产生的低频轰鸣声,采用白噪声过滤方法模拟路面随机激励,建立路面随机激励时域模型,根据拉格朗日原理建立整车七自由度振动动力学模型,利用Matlab建立受路面随机激励作用引起的悬架激励力仿真模型,并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悬架激励力幅频谱。利用Hypermesh建立车身结构有限元模型和空腔声场有限元模型,分别利用Nastran、Virtual.Lab计算车身结构模态和空腔声场模态,并采用模态叠加法计算声固耦合系统模态,最后施加悬架激励力载荷进行基于模态的耦合声学响应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频率20 Hz^50 Hz范围内,路面随机激励对车室低频耦合轰鸣声的贡献较大,以结构变形为主的耦合系统模态,受路面随机激励作用极易使车室空腔出现低频耦合轰鸣声。

GSTM1、GSTT1基因多态性和饮酒习惯与原发性肝癌发生的危险性

目的 研究GSTM 1和GSTT 1基因的多态性和饮酒习惯与原发性肝癌发生的危险性。方法 在肝癌高发区江苏省泰兴市进行了以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 ,并应用多重PCR法检测了 2 0 7例原发性肝癌及其 1∶1配对的正常对照的GSTM 1和GSTT 1基因型。结果 GSTM 1空白基因型的频率 ,病例组为 5 8.94% ,对照组为 5 7.0 0 % ;GSTT 1空白基因型的频率 ,病例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5 2 .17%和 46.86% ,2组间无显著性差异。但GSTT 1的空白基因型与非空白基因型相比 ,当其长期饮用高度白酒达2 3年以上或月饮酒量大于 3 0 0 0 g时 ,患肝癌的危险性显著增高 (OR =2 .5 6,95 %CI为 1.0 8～ 6.0 5或OR =3 .48,95 %CI为 3 1.47～ 8.2 2 ) ;此外分析饮酒总量 (kg·年 )也得到同样的结果 (OR =3 .71,95 %为 1.5 1～ 9.12 )。结论 携带GSTT 1空白基因型且有长期大量饮酒习惯者 。

钩吻素子抗外周神经损伤致神经病理性疼痛中自发痛的效应

目的观察钩吻素子抗外周神经损伤致神经病理性疼痛(NPP)中自发痛的效应。方法在大鼠坐骨神经慢性束缚损伤(CCI)NPP模型上,以术侧自发性抬足时间和足姿势评分为指标,观察单次(7.0,1.4,0.28mg/kg)、连续多次(7.0,0.28mg/kg,每日2次,连续7d)皮下注射给予钩吻素子对NPP中自发痛的效应。结果单次皮下注射给予钩吻素子剂量依赖性减少自发性抬足时间,其中7.0mg/kg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单次皮下注射给予钩吻素子剂量依赖性降低足姿势评分,其中1.4,7.0mg/kg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和P<0.01)。连续多次给予钩吻素子减少自发性抬足时间,7.0mg/kg组在术后第3,5,7,9d自发性抬足时间均低于对照组(P<0.01);连续多次给予钩吻素子降低足姿势评分,7.0mg/kg组在术后第3,5,7,9d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或P<0.01),到术后第9d疗效最强。结论钩吻素子具有抗外周神经损伤致NPP中自发痛的效应。

车室低频噪声预测与车身板件声学贡献分析

为预测车室低频噪声,建立车身结构有限元模型和声场有限元模型,并使用网格映射方法将结构-声场有限元模型耦合。建立发动机激励动力学模型和路面随机激励动力学模型,利用Matlab/Simulink计算发动机悬置点激励力和悬架处激励力,并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得到激励力的幅频特性。加载发动机激励力和悬架激励力,在Virtual.Lab中进行声学响应分析和板件声学贡献分析,预测车室噪声并确定声压贡献较大的板件。最后通过板件厚度参数优化,有效地降低测点声压。

高效节能水套加热炉

中原油田自勘探开发以来,建设计量站400多个,现有369台50～250kW水套加热炉,其中有一半是八十年代以前的产品,平均热效率在55%～60%左右,余下的九十年代产品平均热效率也只在73%左右.

乙醛脱氢酶2基因多态性和饮酒习惯与肝癌发生的关系研究

目的 :研究当地饮酒习惯与乙醛脱氢酶 2 (ALDH2 )基因的多态性对肝癌危险性的影响。方法 :在江苏泰兴市选择 1999年 9月 1日～ 2 0 0 0年 12月 31日新发肝癌病人 88例 ,按性别、年龄和居住地1∶1配对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并应用PCR RFLP方法检测研究对象的ALDH2基因型。统计分析采用EpiInfo软件包。结果 :饮大量高度酒能显著增加ALDH2变异基因型携带者患肝癌的危险性 (OR=7 2 0 ,χ2 =6 6 5 ,P <0 0 1)。结论 :ALDH2基因多态性和饮酒习惯与肝癌的发生有关。

东亚的三教和合与东亚社会

儒教、佛教、道教(或神道教)是东亚社会的三大基本宗教。在东亚社会的传播和演变进程中,这三大宗教既有冲突,又有融合。伴随着冲突—融合、融合—冲突的旋律,东亚三教最终走向和合。和合构成了东亚三教的基本内容和发展主流。

泰兴市肝癌的分离比及遗传度估算

目的 :研究遗传因素在肝癌发生中的作用。方法 :通过遗传流行病学病例对照研究 ,应用Li Mantel和Falconer方法进行肝癌的分离比及遗传度的估算。结果 :泰兴市肝癌的分离比为 0 12 71,明显低于 0 2 5 ,属于多基因遗传方式 ;遗传度为 35 74 % ,其中男性 (30 5 6% )明显低于女性 (5 4 90 % )。结论 :遗传因素是肝癌的危险因素之一 。

中日阳明学之比较

中日阳明学各以其丰富多彩的支流别派、纷纭庞杂的体系结构出现于中日两国历史舞台,并对各自国家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中日阳明学产生时代、逻辑结构和历史作用的比较,可以寻觅中日阳明学的思想关系,探求它们之间的同异,从中总结出哲学理论思维教训,并作出历史的评价。

试论李栗谷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栗谷性理学的核心。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可以说栗谷思想是对朱熹和退溪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在东亚学术发展史上,理学宗师朱熹对理气问题作了周密、完整的论述,韩国性理学大师李退溪在继承朱熹理气观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而栗谷的理气思想则是在继承这两位前辈学者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

中日近代新学“人”范畴比较

中国近代新学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它的实质是反对封建,开启蒙昧。它的表现是抨击封建专制,宣传“天赋人权”;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人性平等”;揭露封建愚昧,鼓吹“开启民智”;批判封建体制,实践“三民主义”。其中,“天赋人权”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人的本质的阐述;“人性平等”是从伦理道德出发,对人的尊严的赞美;开启民智是从人类文明出发。

朱子学在高丽时代的传播与发展

朱子学由中国元代时的高丽人安珦、白颐正、权溥等人传入朝鲜高丽王朝。经过李齐贤、李穀、李穑、郑梦周等人的演绎与阐发,朱子学在朝鲜半岛得到了很大发展。其中,李穑在"气化"和"修养"等方面阐释与发展了朱子学;郑梦周则主要是在性理学方面继承与发展了朱子学。其后的郑道传、权近等人为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深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丽太祖的《十训要》和崔承老的《时务二十八条》

高丽前期儒学主要是由中国传去的汉唐儒学。汉唐儒学的基本内容是政治哲学。这是因为中国儒学是产生于社会与政治的需要。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社会陷于混乱,各诸侯纷争,恃强凌弱,以众暴寡,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这时有许多有识之士奋起,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目的在于消除战乱。

论王夫之和宋时烈的气学思想

论文从气学角度,对中国大儒王夫之和韩国儒学者宋时烈的儒学思想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韩气学进行了比较研究。由此揭示了中韩气学的社会价值。

韩国儒者对中国朱子学的几点发展

古往今来,儒学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长盛不衰、永葆青春,就是由于儒学自身的更新和变异,即发展。中国儒学传到韩国之后,在与韩国本土文化的磨合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形成了韩国儒学。没有这种变化,就没有韩国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