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NA-seq数据分析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天然免疫的可变剪接事件

大部分无脊椎动物缺乏基于经典抗体和记忆细胞的适应性免疫,因而天然免疫在无脊椎动物免疫防御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可变剪接正是产生天然免疫多样性和特异性的重要途径。牡蛎(Crassostrea)是全球范围内的大宗养殖贝类和我国产量最高的海水养殖贝类,理解其天然免疫系统的多样性和特异性对牡蛎病害防治和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对不同病原诱导以及诱导后不同时间的转录组进行生物信息分析,系统地研究了长牡蛎天然免疫应激反应的可变剪接事件。发现在弧菌诱导下可变剪接事件的总数显著增加,表明弧菌的感染会诱导长牡蛎可变剪接事件的产生。对病原诱导后可变剪接体的组成类型及表达量显著变化的基因的功能富集分析,表明免疫系统相关功能被显著富集,病原感染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病原感染后可变剪接体的组成类型和表达量均不一致,表明长牡蛎免疫系统可通过可变剪接产生免疫响应的特异性和多样性。研究结果为长牡蛎等无脊椎动物天然免疫多样性和特异性提供了典型实例,也为长牡蛎病害防御提供了理论支撑。

古公亶父避狄事之哲学分析

古公亶父避狄自豳迁岐是周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理解这一事件关键是对孟子的叙述进行分析。孟子举太王事例劝滕文公在竭力以事大国而不得免的国难时刻采取为善之举,意即在国家与人民之间究竟何者才是真正重要的。当国君必须在“国”与“民”之间“择于斯二者”时,其所当为之“善”无疑即是弃“国”“保民”。太王之言清晰地表明,无论土地还是国家,都是“保民”的工具,是“所以养人者”,君子决不能将目的与工具倒置,为了土地、国家而伤害人民。狄人有意求取在他们看来古公亶父所必不能予者即土地与人民,由此形成对古公亶父意愿之违背。在狄人试图激起暴力时,古公亶父从仁爱的高度接受了对自身意愿的违背,放弃了土地。于是,狄人试图违背古公亶父意愿的意愿被违背,并且这一违背并非古公亶父主动发出,而是被动接受。由此,古公亶父针对导致暴力的主动强制,以仁爱创造性地生发出制止暴力的被动强制,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和平非暴力的文化根基。

郡县制时代——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

秦至清的中国社会虽也曾陵谷沧桑,却与此前的周代迥然有别。秦以后的社会规范为"法",周代的社会规范为"礼"。因此探索秦至清两千年间中国社会结构的锁钥即是周秦之变。礼是以共同意志纳上下于一体来建构国家权力,于是礼法之别即在于强制力的有无。强制力以违背意志为前提,必须有被违背的意志之外的另一意志存在,并由该意志来执行对于被违背意志之违背。而且该意志还必须同时掌握强制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只能是君主,亦即"君生法"。这一新的人为社会规范必须将整个社会重新组织,承担这一重任的政治制度便是郡县制。作为法之保障的强制力由军队提供,因而保障君主对于国家武力的独占与独制的军爵制便成为商鞅变法获得成功的关键。由此,皇权得以直接支配全国的土地和人口,平民组成的军队确保了专制权力下的全民身份平等,流官制使得官吏的权力来源不再是自己的宗族祖先而是君主授权。由此,最高权力与个体臣民之间的一切中间力量被扫荡殆尽,从而缔造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君主,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个个沉默到极点的奴仆化个体。

殷代量词初探

具有丰富多彩的量词是汉语的特色之一。本文试图结合语言学与古文字学，对殷代量词进行共时与历时的综合考察。

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由《要》与《诸子略》对读论儒之超越巫史

先秦诸子常思依附于权力,以至于为得君行道,主动扼杀精神之独立及思想之自由,为权力一统思想,多所谋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谈"同归而殊涂",向歆父子"诸子出于王官",使得诸子被重新纳入一统天下的官学架构之中,子学中超出相应官守职掌的天下之学遭到裁抑。与"同归殊涂"的沉沦之路相反,马王堆帛书《要》篇清晰地勾勒了另一"同涂殊归"的超越之路。巫、史、儒都以《周易》占筮,然而其方法与追求迥异。不拘执于具体事件而超越于巫,进入《周易》,通过卦爻的类型化理解,驾驭万事万物,是为史官道家。不陷溺于繁琐的分类,而追求德义,便能超越于史,而成为儒。毋庸置疑,《要》篇虽然终归亡佚,其思想却死而不亡。

论五行学说之成立

五行学说之成立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五行学说成立的标志是五行与阴阳思想相融合,亦即成功解决"五行"与"四时"相配的问题。数十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条进路:王梦鸥发掘的"四时"五分以配"五行"虽然理论上精致,不过难以付诸实践,终归湮灭;庞朴抉发的"尚土说"影响较大,可惜完全基于对史料的误解;只有徐复观之说在逻辑与文献两方面都较为合理,且两者配合无间,是以可信。

亲亲尊尊之间的断崖——由韦刘庙议重估西汉经学政制

汉代制度对汉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汉制的研究,以往学者多注目于法律的儒家化,而忽视了西汉儒者以礼更法的努力。今古文礼学的实质性区别不在经书本身,也不是儒生争名夺利,而是以何种天子礼奠定国家之政体。其要即在于天子是否超绝于万民之上。由韦玄成与刘歆庙议可见,西汉今文儒生仅受士礼熏陶,习于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但是在今文儒生真正构建经国大典时,只能局促于亲亲之爱,无法跨过亲亲与尊尊之间的断崖,义而能断,构建足以为经国大典之天子礼。于是古文经学乘隙而起,由攻驳今文经学之天子礼入手,提出并逐步完善自身的天子礼。这实质上是向秦制靠拢的过程,背弃了汉儒过秦的初衷。儒学究竟应如何构建经国大典,甚至儒学是否有能力建构经国大典,成为千年梦魇。

早期中国的“物”观念

"物"之初文"勿"象以刀切物之形,本义为分割,其后起本字为"刎"。在古代观念中,"全"与"纯"是一体的,故而由分割导致的不全可等同于不纯。在殷商甲骨文中,"勿"即已借为否定词,但"勿牛"合文中的"勿"已表示杂色。后世"勿牛"合文演变为形声字"物",本义即为杂色牛,于是"物"也可表示对混杂之物的辨别,即"物色"。物色之实质为归类,故"物"又有"物类"之义。分类的实质即是立法。中国哲学的"物"观念是内在包含秩序性的。诸子对"物"观念的推衍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为名学,《墨经》以"物"为达名,在"达、类、私"三"名"的层级中来达致知识论与逻辑学的一致性。其二为道家,老庄对"物"的兴趣仅限于与"道"相对之"物",亦即作为类型之"物",而非个体之物。早期中国的"物"观念对于中国思想的类型化思维起着奠基作用。

定州《论语》分章考

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论语》之性质约有二说,李学勤先生以其为《齐论》,刘来成、单承彬先生则认为是《鲁论》。实际上,王素先生已经指出,由于郑氏注本以及传本或今本都是融合本,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齐论》和《鲁论》,根据这种比较是无法确定简本《论语》的性质的。王素先生认为简本分章一般较今本为少,从而否定简本为《齐论》说。但考今本章数,三十章以上凡六篇,而简本虽已残缺,其残存的十枚章数简高于三十章者即有五简,简本最高章数四十七章也高于《集解》本最高章数四十四章。因此,王素先生根据古书《齐论》章数多于《鲁论》的记载所判定的简本和今本《论语》归属,恰恰是南辕北辙。有学者认为汉代《论语》文本的出现都是在《古论》发现之后,本文不能赞同。武帝时经学出现由齐转鲁的倾向,以《鲁论》为主,融合《齐论》的文本应在张禹之前就已出现。因此,八角廊汉简《论语》很可能是与古、齐、鲁三家《论语》并行而内容互有同异的一种文本。

主权在上 治权在下——周礼德性政治要论

周礼保留了氏族的外壳,但是依据国家架构对其进行了改造。周礼不是以家为基底予以放大而建构国,而是依据国的需要改造了家的内部结构。周礼不是纯血缘,而是拟血缘。进而,周礼中对各种关系的道德要求都是互相的。周礼之所以形成并强调相互性伦理,即在于以拟血缘建构天下一家,必须使居于下位的异族感受到血缘亲情。为了确保这一点,周礼在家国内部保留了部族联盟时期的反抗权。哪怕身为君王,如有虐民,也可放可杀。在典型的宗法制度下,不但小家之长和小宗之长是全家和整个小宗之族的财产的支配者,大宗宗子也是整个宗族的财产的支配者。可以将贵族内部各级宗子对财产的支配权曲折地表现出来的贵族宗族共有称为"贵族宗子所有"。周礼体制最为关键的制度设计,则是主权在上,治权在下。周天子虽然掌握了天下国家之主权,但是在周礼体制中,这主权受到了两层束缚:一是治权的分割,二是主权与治权分离。于是周天子的权力是一种消极权力而非积极权力。宗法封建制既是对周天子主权的维护,也是对周天子治权的分割与限制。只有当周天子以天下万民为念时,才能在现实中做到主权与治权的趋近于合一。如果周天子只考虑一己之私利,则必导致主权与治权相分离,并突显治权之分割。

老子基于大国关系的天下秩序观:钩沉及建构

天下秩序是老子的核心观念,却未被说出。天下秩序奠定的基础,即是如何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老子将当时诸侯国分为"大国"、"小国"两种类型,分别构成通往天下秩序的两条途径。在老子思想中,理想状态是"复归于婴儿"。哲理性婴儿不与他人构成关系。"小国寡民"作为婴儿性人群将人际关系严格限定于纯血缘亲亲之内,至于各血亲团体之间则是"老死不相往来",以此实现天下有道。如翻转哲理性婴儿的模式,以一人与天下人构成关系,则为天子。"大国"处于"小国"与"圣人"王天下之间,其国内人际关系超越了纯粹自然性的亲亲血缘,必将发展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于是"大国"之君也与天下万民发生关系。基于大国关系的老子天下秩序观,未能如"小国寡民"般得到正面叙述,却有可能通过梳理现存文献而建构。这种天下秩序,正是庄子高于周武王而低于"至德之世"亦即"小国寡民"的有虞氏之治。舜基于分职命官的无为以及其谦卑处下,使其成为现实世界中儒学式圣王通向道家至德之世的中介。

虚妄的“道体”:思想变迁下的经典诠释

《老子》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一语,早期句读为"冲而用之",全句乃表述"道用"。六朝体用论兴起,并在隋唐道教重玄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导致本句被置于"体""用"对应格局中理解,但关于"道体"的内容为注释者外加。宋代理学吸收了体用论,并强调"道体",致使本句变为以"道冲"为读,"冲"由"用"之状语,被断为"道"之述语,由此在老子思想中凭空加入"道体冲虚"的观念。近代以"本体"译西方哲学之"ontology",既反向格义"ontology"为"物"之存在论,又将"道体"理解为物质性的,从而形成"道"为"物质"的观念。由此,本文得以藉《老子》历代注释的思想史背景之梳理反思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体系之建构。

马王堆帛书黄帝书的性质

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经法》等四篇是否就是《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所著录而又早已亡佚的《黄帝四经》,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从古书流传的角度看,马王堆帛书《黄帝书》非《汉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但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关于其是与不是的论证皆有可商。

《尚书·洪范》时代补证

《尚书·洪范》具有重要影响,但其著作时代颇有争议。丁四新先生《近九十年<尚书·洪范>作者及著作时代考证与新证》一文重审了这一疑案,综合多重证据,除了重新批判刘节《洪范疏证》的论点外,又论证和肯定了《洪范》为周初著作的观点。本文在丁文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再做进一步考察,认为今本《洪范》当写定于春秋前期。

《老子》“功遂身退”辨正

《老子》第九章"功遂身退"一语,诸本多作"功成名遂身退",历来被解作一种功成名就后即当引退的人生智慧。这种观点是将《老子》原文理解为一种权衡功名之利弊的趋利避害之术,并非老子原意,而是黄老道家对老子思想进行改造的结果。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观点,是因为"名"衍入经文后,使"功遂"被理解为功劳已经建立、名声已经奠定。然而老子并不期许功名之成就,对"名"严格限制,"功遂身退"之含义需要重新考察。其中,"功"当解作"工作"而非与"名"紧密联系之"功劳、功业",因为"功"与"名"之被普遍紧密地联系起来,是受战国变法的影响。"功遂身退"的原意是在事情进展中不彰显人之意志与能力,而辅助事务自然地完成。

郭店竹书《老子》研究述论

截至2003年12月为止,全面校注、研究郭店《老子》的专著和论文共有23种,此外尚有专论及附论郭店《老子》的论文多篇。综观上举论著,对郭店《老子》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七个方面进行,即:一、简章组合,二、文字释读,三、书写勘误,四、词义考释,五、异文对校,六、文本性质,七、思想研究。本文试对学界在这七个方面的研究一一进行了述评。在文本性质方面,本文分别就诸家失当处进行辨正。并进而提出,由于文献不足征,此问题暂难定论,但郭店竹书《老子》的文本性质和公元前300年左右有无五千言的全本《老子》,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该分开来研究。在思想研究方面,驳正了郭沂“简本《老子》出自老聃,今本《老子》出自太史儋”之说。本文还对郭店《老子》的一些字词的考释与释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德性与制度:反思汉晋儒学政制

汉代儒学未能建构经国大典,以致儒学之政教分离与君臣异术。由此,孝亲受到制度窒碍,不能推为仁民。儒学世家以对上之柔顺为修养,形成顺从君父即是行仁义于天下的观念。父母为个体人所必需,君则为类之人所必需,但二者对于"自事其心者"却是外在的权威。玄学放旷之士只能以同于禽兽的忘"人"来达致从内向外的"诚之",实际上是以放弃人之德性的方式来反抗权威。总括汉晋儒学世家之德性与政事,有三种类型:寒族因其受服从训练较少,多有健行之德,才有可能成为区域性的独立政治力量,从而得以伸展仁爱之翼。世族所受今文经学士礼亲亲之爱的熏陶与局限,无力超越甚至斩断亲情谋创大业。由阴谋术带来的决断力,表现为较少受到其他因素羁绊,因此,阴谋术也是一种纯粹暴力。曾被推许为大儒的王莽与儒学世家司马氏以皇权建构儒学经国大典,其所娴熟的阴谋术却无力真实运行之。王莽与司马氏无其德而行其事,卒乱天下。

老子道论——让哲学说汉语的一次尝试

中国"哲学的突破"始于《老子》,中国哲人寻求普遍统一性的努力集中体现在道的提升上。但随之而来的,是道的意义究竟如何理解,这也是困扰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我们今天所应当做的,不是站在老子思想之外指手画脚,说"道"是这是那,而是进入到老子思想的内部,帮助老子建立道论的哲学言说。建立老子道论的哲学言说,也就是建立老子哲学的逻辑体系。我们将老子思想的表述视为未经论证的命题,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这些命题进行论证,使之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言说之道已非道,"道"有名而实无名。名亦物,道非名亦非物,道为无。无为万物生存之可能,万物即道之显现,无亦即有。万物与道区分,因万物自相区分,于是有德。消泯区分则合道,固守区分则违道。物的多样性激起欲望,对物的役使更背离道。只有无我之欲方归于自然。欲是以人为尺度区分物,由是形成知。对知的获取为学,学增强我与他者区分的能力,故损学方能益生。学知方可有为,改造外物,对抗自然。无为则无我,不造物不别物。于是人之生即道之动,无为而无不为。

厉始革典——中国专制君权之萌生

西周末年,周礼体制已显现种种弊端,使得西周王朝难以为继。为了维持政权,厉王只能变革周礼,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尝试建立君主专制体制。厉王变革虽然失败,但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放逐君主:周礼权力结构解析

周礼体制是基于双向性伦理。如果居于上位者背弃了自己应守的道德,周礼便将放弃对他所居地位的维护。周礼分封制实质上是以国造家,构造"家邦"。用模拟血缘的方式,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放到家族性血缘亲属的"位"上,人的"位关系"才是构建周礼的纽带和维持周礼的根基。天子与万民共享天下,也就是权力分配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治权的逐级分割;二是主权与治权相分离。由此形成周礼体制最为重要的特征:主权在上,治权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