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

2023年6月,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的郭台辉教授约笔者组织一次以“概念史”为主题的线上研讨会,作为其学术品牌“我们一起阅·探”的第11期。该系列活动的特点是围绕特定主题,选择一本新近出版的代表性著作,邀请作者和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进行交流研讨。笔者将活动主题设定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

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和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工作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但是,这种做法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增加了国家的统治成本,从而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

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1945-1976年中国基层政治的一个解释框架

群众运动是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非常规政治手段,由于它具有常规行政手段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作为一种便捷有效的动员和治理工具被广泛使用。中共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广大乡村民众的动员型政治参与、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直接介入、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可以帮助党和国家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实现乡村治理,但这种动员和治理的成果却难以制度化、常规化,而只能以接连不断的新运动来维系,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

乡村精英的百年嬗蜕

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经历了急剧转型,乡村精英的权力来源、社会构成和角色特征也随之一再变迁。帝制晚期,士绅精英凭借财富、学位、声望等资源支配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权力下移造成传统精英的分化,士绅失去道德约束而蜕化为土豪劣绅;中国共产革命彻底重塑了乡村权力格局,贫苦农民由国家授权成为新型政治精英;改革开放后乡村精英逐渐多元化,非体制精英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中共治下的乡村精英扮演着代理人、当家人、经纪人等不同角色,但很难在不同角色之间转换自如。现代化前夜的士绅统治构成了一种相对平衡的格局,对当前的乡村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念谱系刍议

进入新世纪以来，概念史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不仅在整个历史学界得到较为普遍的推广与运用，而且得到诸多党史研究者的重视与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学术进步。但概念史的研究范式与中共党史研究的结合还缺乏较为充分的理论建构，需要党史学界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探讨。鉴于此，我刊拟开设“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笔谈栏目，约请相关专家学者从理论概述和实践路径等多方面指导概念史研究与党史研究的有机融合，以更好地推进概念史研究理念的学术实践，有效地扩展党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本期先推出几位学者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探讨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进程中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关系进行了实质性重构,即以阶级关系统摄各种社会关系,将其纳入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框架;二是通过对乡村社会成员的重新命名和归类,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等级秩序;三是治理和被治理技术的发明,既借助阶级隔离术和阶级融合术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又通过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的建构促使农民自觉融入了党和国家的治理轨道。

革命视角下的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

农民以革命方式参与政治的动力,来自乡村社会的阶级冲突、革命政党的动员和组织、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通过投身群众运动、参加政治组织、谋求政治地位、监控基层精英、提供物质资源等方式,农民群众为革命政党和革命政权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性输入,使革命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成为可能。

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

中国革命得以成功,关键在于中共强大而有效的民众动员能力。从抗战到内战,中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采用了不同的动员策略。抗战时期主要是以抗日救亡激发农民的民族情感、以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以群众路线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内战时期主要是以土地改革进行利益导向的动员、以阶级划分进行身份导向的动员、以诉苦清算进行情感导向的动员。整个革命年代,中共乡村动员又呈现出超越不同阶段的延续性特征。无论抗战还是内战,中共乡村动员都以获取农民的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为基本目标;为实现此目标,又总是以利益之满足、身份之建构、情感之唤起作为基本的动员手段。

个体记忆何以可能:建构论之反思

由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和"建构论"话语霸权的形成,个体记忆的自主性乃至可能性成了一个需要论辩的问题。记忆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个人,集体记忆则是一个隐喻的概念,须以个体记忆为载体方能存在和传承。集体记忆抹杀了记忆鲜活、质感、多元的本真特质,需要个体记忆来进行平衡。借助个体记忆及其负载的情感和意义,普通人可以对集体记忆、公共记忆进行"微抵制",获得"微自由"。记忆研究应该超越"建构论"的束缚,致力于寻绎、理解、阐释记忆之于不同群体和个人的多元意义及其互动关系。

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政治史研究,在视野和方法上对传统政治史形成了重要突破。其政治事件研究克服了传统政治史的事件主义倾向,注重从政治事件透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政治行为研究将关注点从精英人物转向社会民众,并吸收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政治制度研究可以从西方政治学的政治过程理论、新制度主义学派和政治社会学路径吸取养料;政治文化研究广泛借鉴了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新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政治史的种种弊端,在跨学科的基础上焕发了新的生机,但与此同时,也须对政治史的本色和边界保持一种理性自觉。

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何谓“新革命史”:学术回顾与概念分疏

近十年来,“新革命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界的热点话题之一,其他学科的部分学者亦参与其间,学术影响越来越大,而学界对其内涵和价值尚未达成共识。鉴于此,笔者拟在简要回顾学界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就“新革命史”的概念和方法略作辨析,以就教于方家①。

“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

五四运动呈现以民众为政治之主体、直接行动与社会制裁、公共空间与公开行动、有力的组织和宣传、力求根本之解决等观念与行为特征,造就了非群众运动不足以救国的社会舆论,堪称“中国群众运动的起点”。从1895年到1925年,国耻事件不断累积,激发国人的救亡意识和民族情感。在强烈而持久的救亡压力下,“主义”话语和群众运动作为有效的思想与行动武器得以形成、强化和传播。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扩散,将这一脉络推向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代表和唤醒“群众”,以“主义”解释世界,以“运动”改造世界,逐渐成为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共享的行为模式,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变迁奠定了基础,也塑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政治现代性。

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

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既有共通之处,又有显著差异。社会史关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历史社会学关注不同社会的共同规律和相似机制。社会史以揭示过去的社会事实为己任,历史社会学旨在借助过去探究现代社会。社会史主张回到历史场景,注重描述和阐释,历史社会学往往超然于历史,注重分析和解释。社会史通过比较去理解单一研究对象,历史社会学以多案例比较去探寻因果机制。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应该相得益彰,而无法相互替代。

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负载着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动员民众、汲取资源的政治使命。土地改革的资源再分配,在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确立了一种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拥军优属的选择性激励,克服了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各种微观动员技术的运用,消除了动员参军过程的具体障碍。由此,共产党不仅成功获取了战争所需的人力资源,而且将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权力体系中来,顺利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目标。

经纪模式的消解:土地改革与赋税征收

本文探讨了土地改革期间中共的赋税征收过程及其合法性问题。传统时代的赋税征收有赖于既连接又离间着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经纪”体制,致使赋税不公和贪污中饱的积弊难以消除。共产党则借助土地改革的强行再分配和赋税负担的公平化,赢得了资源汲取的合法性;又通过控制赋税征收过程和将村款征收权收归国家等措施,大大降低了赋税征收中的损耗,从而使“经纪”模式得以消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汲取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

本文以山东、河北等省的土改运动为例,探讨了群众运动中基层政治精英的独特处境和行为特征。土改期间,基层政治精英并未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是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与国家权力进行博弈,以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另一方面,乡村民众的介入改变了国家与基层精英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格局,致使基层精英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谋求私利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

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再思考。在诸子平分家产制度、乡村社区生存伦理和中共早期经济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土改前夕乡村土地的集中程度和租佃率都远远低于中共领导人的估计,因此土地改革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的意义可能被高估了。对于党和国家而言,土地改革更重要的功能,在于重塑"国家乡村社会"关系,帮助国家有效地控制和治理乡村社会。

运动式治理：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学分析

抗战结束后解放区的土地制度变革,大多经历了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土地改革、土改复查、平分土地、结束土改等不同名目的群众运动。从土地分配的平均程度来看,这些运动并未构成一个层层深入的渐进过程,而是具有相似的程序和内容、呈现出相似的运作特征,历次运动均包含着资源再分配、权力调整、精英监控、民众动员等要素,这彰显了一种与常规行政渠道不同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借助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党和国家可以迅速有效地实现乡村民众动员和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但这种动员和治理却难以纳入常规化、制度化的轨道,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

土改结束后的乡村社会变动--兼论从土地改革到集体化的转化机制

中国乡村社会在土改结束后出现了新的变动。阶级同化和阶级分化的趋势同时并存,新中农和新富农成为重要力量;土地买卖、雇工、租佃、借贷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以富为荣的价值观重新抬头;基层政治精英开始出现抗衡国家意志和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从土地改革走向集体化,存在着阶段论、条件论、替代论三种相互关联的转化机制,土改后的乡村社会变动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动力和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