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发行市场化与公司盈余管理——基于科创板成立冲击的经验证据

科创板的设立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科创板成立的背景,以2017~2019年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新股发行市场化对A股主板高新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科创板的设立促使在A股主板上市的行业与科创板所含行业相同的公司进行了更多的盈余管理,表明新股发行市场化会导致A股主板相关上市公司在短期内做出非理性决策。其次,审计师声誉和媒体关注削弱了新股发行市场化和主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此外,科创板的成立促使主板相关上市公司进行了更少的财务报告重述行为。最后,主板相关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经济后果具体表现为更高的股票换手率和更多的年末股东数量。

政治联系、审计师选择的“地缘”偏好与审计意见——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政治联系是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普遍现象,对审计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手工搜集了国有上市公司2004—2008年关键高管的政治联系数据,实证研究了政治联系对审计师选择的"地缘偏好"和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治联系的国有上市公司显著地倾向于选择"本地小所"、具有"地缘偏好"性,且该结论主要适用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对于既定的盈余质量,政治联系的国有上市公司获得"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地更低。

关键高管的政治联系能否有助于民营上市公司打破行业壁垒?

本文搜集了2004～2008年期间中国资本市场"纯"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政治联系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了关键高管的政治联系是否有助于民营企业打破行业壁垒,进入管制行业。本文采取两类、三种方法度量政治联系,并明确将政治联系的类型区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本文研究发现,限定其他条件,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的政治联系与进入管制行业的概率显著正相关;划分政治联系类型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越强,越可能进入管制行业,但关键高管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进入管制行业无显著的相关性;民营上市公司的业务越多元化,越可能进入管制行业。作为附加检验,本文亦发现,进入管制行业的确促使了民营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

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企业捐赠:度量方法与经验证据

选择公益性捐赠视角,手工搜集了中国资本市场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数据。将政治联系区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两类,在虚拟变量法的基础上拓宽了政治联系的度量方法,进行适当的赋值,并同时采纳"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方式对其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采取"赋值法"还是"虚拟变量法",民营上市公司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对捐赠金额存在显著的、正向的影响,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其捐赠金额无显著影响;此外,"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的统计显著性虽然一致,但是经济显著性却存在差异,赋值法能够更好地勾勒不同的政治联系层级对捐赠金额的影响,且拟合较优。

高管变更、继任来源与盈余管理

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历来是盈余管理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经验文献却相对较少。以中国资本市场2001年到200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和高管的继任来源两个因素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之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导致了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外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相对于内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而言更倾向于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附加检验也揭示,高管离职的原因会给继任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带来不同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变更和继任来源是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理解中国资本市场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一项经验研究

文章以盈余管理程度的反向作为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标志,构建了一个会计信息质量的综合指数,采纳“泊松回归”分析方法,对公司治理的六个层面(包括股权集中度、高层管理当局薪酬、最终控制人性质、高层管理人员数量、高层管理当局持股比例、公司治理中的会议频次等)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进行相应的经验研究。

政治联系与审计师选择

政治联系是中国资本市场民营上市公司普遍的重要特征之一,对审计师选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依据民营上市公司2004至2007年高管的政治联系数据,实证研究了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等不同的政治联系类型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政治联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中期财务报告自愿审计的初步经验证据——基于管理当局持股和第一大股东视角

本文立足于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中期财务报告自愿审计与否这一独特的制度背景,以代理理论、信息假说和监督假说为理论基础,从第一大股东持股、管理当局以及债权人的角度检验了产生中期财务报告自愿审计的"动因"。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资产负债率同自愿接受中期审计显著正相关,管理当局持股比例同自愿接受中期审计显著负相关,独立董事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信息披露质量与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基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考评的经验证据

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机制之一,其质量高低对于代理成本有着重要影响。文章以2001年到2006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变量,应用多元回归与Heckman两阶段回归实证研究了信息披露质量对于代理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显著地降低代理成本。文章研究为信息披露质量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

政治联系层级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真实业绩

本文从中国资本市场的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原始资料入手,收集了政治联系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关键高管、非关键高管与独立董事等三种不同层级的政治联系对公司真实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关键高管的政治联系对于公司的真实业绩具有促进作用,而非关键高管的政治联系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真实业绩,独立董事的政治联系对于企业的真实业绩无显著影响。本文为研究政治联系与企业真实业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抑制了审计师选择的“地缘偏好”吗?——基于中国高速列车自然实验背景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高速列车这一典型的自然实验背景,以2001~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取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改进对审计师选择的"地缘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所在城市开通高速列车的次数与公司聘请异地审计师的概率显著正相关,即交通设施的改进抑制了审计师选择的"地缘偏好"。进一步发现,国有企业负向调节了高速列车与异地审计师聘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测试了高速列车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途径后,发现高速列车降低了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提高了审计质量,从而增大了公司聘任异地审计师的概率。该结果为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公司审计行为提供了增量的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影响审计师选择的相关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短期财富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1998～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2128起广义上的并购交易进行了全面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在[-30,30]的事件窗内,总样本并购活动的确会引起显著的短期财富效应变动。分类研究发现,股权收购和股权转让类的子样本、目标公司的子样本、公用事业类和综合类的子样本、规模小于10%的子样本、现金支付方式的子样本、国有股比重最大和法人股比重最大的子样本,均在事件期内取得显著为正的超常收益,但累计超常收益的大小均不超过3%。

董事会国际化与审计师选择: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董事会国际化逐渐成为董事会治理研究的热点话题。探讨董事会国际化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可以进一步了解董事会国际化的监督意愿和治理能力。通过手工收集2004—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国际化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会国际化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国际化与高质量审计师显著正相关;虽然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非独立董事均与"四大"显著正相关,但外籍独立董事的影响更大;董事会国际化与"四大"的正向关系仅在境内实际控制人组显著。经过一系列敏感性测试与内生性控制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这一结果表明,国际化的董事会具有较强的监督意愿和治理能力。对董事会国际化与审计师选择的研究,可以为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因素提供增量的经验证据,为完善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治理: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Jones模型计算出可操纵盈余,并以之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验证了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治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次数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内外部审计机制并没有发挥保护股东的作用,管理层持股比例、两职分离与否、债务治理机制、独立董事比例以及法律环境对盈余管理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在划分为正负盈余管理的基础上,发现了第一大股东存在显著的掠夺动机。

政治联系类型与大股东资金占用——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搜集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政治联系和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数据,明确区分了民营上市公司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政治联系是否有助于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研究结果表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显著抑制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且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层级越高,对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抑制作用越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资金占用正相关,但不显著。

董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4—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董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董事会中是否有成员具有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董事会中拥有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的董事人数、董事会中拥有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的董事比例等)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进一步的分组检验结果还发现董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带来的现金方面的治理效应仅仅体现在高成长企业和管理层权力较大的企业之中,因为这两类企业面临的潜在代理冲突或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

审计师变更与审计意见购买:一项经验研究

以2003-2005年全部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X^2检验和Lennox（2000）审计意见估计模型的检验，对证监会2001年底、中注协2002年颁布新的监管措施之后上市公司是否仍存在通过审计师变更来购买审计意见的动机及其动机是否实现的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上述监管措施实施以后，上市公司仍存在审计意见购买动机；但上市公司在监管措施刚刚实施后的2003年没有实现审计意见购买动机，而在2004、2005年实现了审计意见购买动机。

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独立董事——依据伊利股份案例的研究

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以伊利股份的"独立董事风波"事件为案例研究素材,分析了资本市场对"独立董事风波"的市场反应以及是否存在独立董事的声誉机制。案例分析表明,目前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公司治理机制限制了独立董事监督作用的发挥;机构投资者在保护中小投资者方面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固定的薪酬制度对独立董事缺乏激励效应,这些必然导致大股东因为不一致的利益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基于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的经验证据

本文手工搜集了2004-200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公司高管的政治联系数据,将政治联系划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并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得分作为信息透明度的替代变量,应用ordered 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政治联系方式对民营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降低了信息透明度,但不显著;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显著提高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此外,民营上市公司的银行关系显著降低了信息透明度。

外籍董事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效应研究

对中国上市公司而言,尽管董事会治理结构的普适性立法已移植到位,但治理能力明显偏低,公司的违规行为依旧层出不穷。早年建立的价值理念和思维逻辑可成为中国外籍董事的优势之源,外籍董事的引入将有可能增加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客观性,提高监督效力,从而减少公司的违规行为。基于中国的制度环境和人情文化,以2004—201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可从监督效用视角考察外籍董事对公司违规行为(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聘用外籍董事能够显著减少公司的违规行为,且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公司上市年限的增加而减弱,反之亦然。此外,根据国籍信息将外籍董事区分为强、弱两种监管类型,发现聘用强监管型外籍董事可显著减少公司的违规行为,聘用弱监管型外籍董事则与公司的违规行为无显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