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充方言“舌面前高元音舌尖化”现象的产生

西充方言中的"舌面前高元音舌尖化"现象,与山西、青海、合肥等地相似,但又有其自身特点,各自产生方式和时间都不一样。本文通过对比,并结合相关史料分析,认为西充方言中该语音现象源自历史上的移民所导致的方言接触,大概产生于清代雍正、乾隆、嘉庆时期。

论四川方言中“质”类入声字的语音层次——以西充、都江堰、乐山方言为例

本文通过对比西充、都江堰和乐山三地方言,从音韵的角度探讨了西南官话灌赤片岷江小片中的"质"类入声字的读音。对比研究发现,三地读音正好反映了四川方言中音位[]向[]渐进变移所引起的连续式音变历程,展现出不同的历史语音层次。

清代词韵编订及其方法——兼论清代词韵的学术价值

作为清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词韵编订的产生与发展源于清代词学研究的系统需求,实为以确立填词用韵规范为目的的"制韵实践"。在此背景下,清人一般通过"归纳旧词用韵"、"融合词学思想"和"吸收前人成果"三种方法编订词韵。探讨清人编订词韵的方法,明确清代词韵编订的性质,有助于挖掘清代词韵编订的词学史和语音史价值。

西充方言“轻声、儿化”调值中平现象研究

西充方言属于入声独立区,中古入声字独立一调,调值中平(33);但音系中的中平调不仅仅只表示中古入声字的调值,还出现于轻声、儿化音以及叠音词的次音节上,这便造成了调类和调值的错位。文章认为,这样的错位,首先源于儿化等语法层面因素的渗透,渐渐导致语音的弱化;而其调值与入声的趋同,则源自音系内部的整化原则的系统整合。

论清代词韵编订的兴起发展及其地位嬗变

作为清代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词韵编订的兴起源于清人复兴词学的诉求。清人复兴词学,首先着眼于词谱的编订,词韵编订不过是其附庸。随着词学研究的深入,词韵编订的地位才日渐重要。到了清代中晚期,词韵编订达到鼎盛,成为清代词学研究系统中重要的一环。

论现代汉语方言中的[iu]类韵母的历史语音层次——以四川西充方言为例

现代汉语中,撮口音[y]来自中古合口三等韵;有些方言中,部分中古遇摄合口三等字(如"鱼"),韵母作[iu],为撮口音[y]的前身。通过音系内部对比分析,可发现方言中这类[iu]韵母音为16世纪前古音的部分残存。

中古入声字作反切上字的原因与特性——以《广韵》、《集韵》反切为研究范围

将带有辅音韵尾的反切上字改作阴声韵字,是反切改良史上的共识性举措,因辅音韵尾的存在有碍反切拼读。但在中古时期,反切制用者们并不规避这一拼读"障碍"。文章以《广韵》反切为研究范围,考察中古反切制用者选择入声韵字作切上字的缘由,从多个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音理审视、数据统计对比和原因分析,结合《集韵》对该类反切的改良情况,认为中古这类反切的存在不是偶然,而是有其特性和条件的。

明清音辨书中“假借”的性质——以《问奇集》和《音同义异辨》为例

明清音辨书中常见"假借"这一术语,其涵义和性质与"六书"之假借并不相同,与今人的假借理论也有差异,或指"六书"之假借,或指形体讹误,或指音变构词。本文通过对明代张位《问奇集》和清代毕沅《音同义异辨》二书中"假借"的考察,认为明清时期音辨书中的"假借"不过是一种术语借用,有其特定的涵义。

西充方言音系及其音韵特点

西充方言属于西南官话灌赤片的岷江小片,中古入声字独立为一调,其语音既有西南官话的一般特点,又有其自身特色。但长期以来,对此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因此,对其音系和音韵特点的描写就显得十分必要。

《说文解字注》“玟瑰本双声”辨

《说文解字注·玉部》“瑰”字下，段玉裁注曰：“公回切，十五部。玟瑰本双声，后人读为叠韵”（段玉裁，1988）。“玟”字下又云：“二义古音皆读如文．

论《碎金词韵》编订特点及其研究价值

《碎金词韵》是清代词学研究繁盛的产物,其编纂体例繁杂,内容丰富,是一部在词韵韵部统领之下,融汇了丰富音韵学知识和词学思想的综合性韵书。同时,作为谢元淮《碎金》系列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合了谢氏"词为诗余""以(昆)曲歌词"的词学主张。以《碎金词韵》为中心开展课题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对今人模拟宋词格律用韵,以及规范昆剧韵白声类都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目前学术界对该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而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论团音和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团音化”现象——以四川西充方言为例

作为与尖音相对相生的一个概念,团音在现代汉语及其方言中有多种模式,也反映出了不同的音变现象。在有些方言中,中古侯韵、痕韵、登韵的开口一等及庚耕二韵的开口二等见系字读音,与某些团音形式相仿,但并非团音,而是元音舌位高化的产物,应区别对待。

四川方言“跨越”义及相关词语的本字考释

四川方言中"跨越"义为一常用词,但在现代汉语中却无对应之字;方言文献中常写作""。但结合《说文解字》、《广韵》等字书韵书的分析,可知""非该义本字,本字当作"跨";此外,本文还分析了"跨"、"胯"的同源关系。

明清词韵学的辨体视野与尊体策略

明清时期的词韵辨体视野不一,具体表现为:明中期至清中期所选择的辨异对象或为近体诗,或为曲,或为乐府古诗,各家常以破体关联另一体之法来强化辨异,呈现出辨破结合的特点;清中后期逐渐回归词体,转向词体内部探求韵法,辨而不破。不同的辨体视野,源于诸家不同的尊体策略。明清词韵学之尊体策略经历了“曲化合乐—格律稽古—寻源释韵—回归词体”的演进,辨体视野相应地经历了“关联曲以与诗辨—关联诗以与曲辨—与古乐府之通与辨—辨而不破”的演变。不同层面、不同途径的音律观照,是造成明清词韵学辨体视野不一、尊体策略各异的内在原因。

“汶”(川)音辨

四川本地人读"汶川"之"汶"为wén,源自中古平声读音。受"大汶口"读音影响,现代汉语普通话推广和《现代汉语词典》编纂中,将"汶川"之"汶"订音作wèn,缺乏音韵依据。"汶川"之"汶"的音义源自"岷",与"大汶河"之"汶"是毫无音义关联的两个词。wén音非方音,而是有着特殊音义来源的"专名音",在词典的编纂中理应保留下来。

“朱敦儒拟韵说”的产生及其在清代的流传和接受

清初沈雄折衷明末清初诸家词韵成果,得出词韵“十六条”,并伪讬为宋人朱敦儒所拟,试图为当时的编韵主张寻求合法性。其后,“拟韵说”和“十六条”的内涵和性质在衍变中受到了清人的传扬,但在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接受态度。从清代词韵学和词体学的演进历程看,“拟韵说”的产生和流变都与彼时的词体韵法观念息息相关。清人对词韵和“拟韵说”的探讨带有浓厚的“发明”性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对“拟韵说”产生、流传和接受的探讨,不能只是视为一个简单的文献真伪问题。

“难易”还是“恭敬”:《论语》四章“难”究义

《论语》“子夏问孝”等四章中的“难”,传统释读多作“困难”解。然就文意、文例与文献义来看,“难”当通“戁”,作“谨慎、恭敬”解。四章旨在强调“为孝”“为仁”应持有的态度,而非难易程度。

《论语·卫灵公》“如矢”索解

传统注释将《论语·卫灵公》篇“如矢”一词释作“象箭一样”。结合文意、文例和字词文献义来看,“如”应为表顺承关系的连词,“矢”为形容词表“正直”义。

从《笠翁词韵》看清初曲化词韵的词体音律观念

基于词曲相通、用韵贵纯的词韵主张,李渔《笠翁词韵》以《词韵略》为框架基础,并参合时音,兼赅23韵部和27韵部两个系统。23韵部为宽式词韵系统;27韵部是一个近似于南曲韵的严式词韵系统。李氏韵与稍晚的《诗词通韵》《韵选类通》一样,都是清初典型的曲化类词韵专书。曲化词韵的主张以词曲互动风气为土壤,不以单纯的辨体辨韵为编韵目的,而是以揭示词韵的词体音律属性为目标,这与时兴之格律类词韵大相径庭。在清代词学辨体、尊体的主体语境下,曲化词韵因有体不尊、律不辨、韵不正之弊而见弃,但其以音律为指归的词体反思对后世词韵学有所启发。

谢元淮“以曲歌词”的时代特质与困境

谢元淮提出“以曲歌词”,该尝试符合清人完善词体学系统的时代需求。吴中昆曲的兴盛,为其提供了条件和实践土壤;诗乐、词乐、曲乐的相承关系,则提供了理论支撑。此举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受到后世词学家的批评,是因其缺乏“尊体”思潮下的词乐的合法性。词乐系统消亡和清代“尊体”诉求之间的矛盾,是“以曲歌词”在理论层面最根本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