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民族工作的原则与方法研究

民族工作的原则和方法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必须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必须全面把握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等三个方面阐释习近平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从民族工作重在交心、要见物更要见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态度等方面阐释其民族工作的重要方法。提出学习、领会习近平民族工作原则和方法,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有利于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利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

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学的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当前我国政治建设与意识形态领域中一项重要工作,需要全社会联动、多领域同步推进、多方助力赋能的一项系统工程。高校作为育才的主要阵地,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的重要职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课的重要内容。为此,中央多部委联合出台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和实施纲要,全面推进此项工作。本文结合相关意见和纲要对高校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内容、方法及教材建设等基础性工作进行探讨,特别是对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教学的方法,提出要坚持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结合,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结合,系统性与重点性相结合等观点。

历代便宜权的授予

便(pián)宜有价钱低、实惠、不应得的利益等意思,便(biàn)宜则是方便、合适的意思。便宜权是后者,可以斟酌事宜,不拘陈规,自行决断处理。中国古代在便宜权授予方面有多种形式,授予的便宜权大小也有区别,并且形成严格的制度。总体上看,拥有便宜权,一是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办理各种事务的时候有较大的自主权力,因为不符合政务运行程序,所以要特别授予;二是可以拥有较大的专断权力,因为有较为独立的权力,必须经朝廷授予。由此产生的特殊授权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无奈的,还是必然的,而且是制度予以规范的,在具体政务上往往能够发挥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其利弊得失,值得认真总结。

明代宣慰与宣抚司

宣慰使司和宣抚使司明代正式成为专门用于治理少数民族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宣慰、宣抚司是隶于兵部的武职机构,负责各自管辖地区的军民之事,有些也隶属于户部,与各府州相同。从其官员品级上来看,宣抚司要稍逊于宣慰司;从其数量设置上,宣慰司的数量要少于宣抚司;从其上下级隶属关系上来看,宣慰、宣抚司在制度与实践中也不是垂直的领导关系。明代宣慰、宣抚司的制度安排,不但不同地区有明显的特征差别,而且与当时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基本内涵及理论意义探析

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对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准确把握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内涵认识中引发争议几个观点,探讨其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共同体,也是我国各民族荣辱与共、利益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和认同中华文化的各民族共同体。

论清代青海司法的“因俗而治”

清王朝为了维持青海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在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采取"因俗而治",这种方针也贯彻到司法过程中。在"因俗而治"司法原则下,司法不是目的,稳定社会才是司法的真谛。清王朝在青海地区的司法,不在于如何运用司法权,而是通过司法权来维持社会和谐,试图一视同仁,却忽略一视同"人"的问题,其成败得失值得深思。

加强宗教管理与青海藏区社会稳定

宗教历来在青海藏区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与藏区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藏区的行政、司法乃至日常生活亦与宗教息息相关。因此,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区别对待多元与统一、私人事务的宗教信仰与国家公共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信教群众的人心向背,影响到民族政治行为的趋向和藏区社会稳定。

青海藏区社会的当代变迁与经验探析

新中国建立前,青海藏区社会发展总体上看还处于封建领主制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该地区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结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党和政府特殊的政策支持,是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培养和塑造各族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实干精神,是推动青海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民族文化教育与青海藏族自治地方社会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青海藏族自治地方文化教育取得巨大成就,但与该地区社会发展要求来讲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不仅制约了青海藏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影响到公民政治文化的整合,而且也制约了文化教育对青海藏区社会群体政治行为的积极影响。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既需要国家特殊政策的支持,同时也要发挥民间社区的作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国家认同与青海藏区基层政权建设

国家认同过程是一个政党追求政治认同,并通过一些政治符号,以实现政治认同日常化,确立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过程。在此理论指引下,进而探讨在青海藏区进行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论部落意识对青海藏族聚居区社会的影响

历史上部落是藏族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新中国建立后,部落组织被打破,部落意识逐渐淡化。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牧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部落意识呈现抬头趋势,这不仅不利于藏族聚居区公民现代意识的培养,影响现代社会基层组织权威的正常行使,而且也有碍于现代法制意识的形成和法制的全面实施。

国家认同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要素

公民对政治价值观的认同、政治体制的认同以及共同文化的认同,是国家认同的三个重要方面。国家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是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发展的核心要素。

清代在甘青地区的民族政策及历史作用

清朝治理甘青地区的民族政策,始终贯穿着"恩威并施"和"因俗而治"的基本指导思想。从实践来看是比较成功的,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加速了民族融和的进程,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开发等。但同时也存在消极的方面,造成一些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关系不和甚至冲突等。

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国家构建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表现为相互促成的逻辑关联,分别发挥着支撑和价值导向作用,统一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民族团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石;各民族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加强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集中体现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促进,加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

多元文化整合: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路径

文化是一个社会人们在精神领域内的某种价值共识,它不仅是一个社会人们行为的共同基础,而且是一个国家政治共同体最根本的维系力量。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以"多元一体"理论为支撑,对各民族文化进行整合,在各民族文化体系进行对话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文化上的同质内核,使各民族自觉融入国家统一认同的文化场景中,实现对国家统一文化秩序的共享,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保持社会稳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几点思考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内涵进行解析可知,“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主要体现二者在有些语境下所涵盖的范围基本是一致的,指称对象就是我国56个民族和还未识别的全体居民,也就是主权国家语境下的全体中国人民;区别主要在于广义上的“中华民族”所指对象涵盖范围更广泛。统一的共同大众文化的共同联结是共同体成员情感归属的精神纽带,是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工程。各民族共同利益凝聚机制则是孕育共同文化的前提。

藏区社会工作组织发展类型及培育路径调查分析——以青海藏区为例

近年来,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迅速,作为社会工作主要载体的社会工作组织也日益增多,成为替政府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工具。藏区独有的高原环境和发展悠久的藏族文化,孕育了富有特点的社会工作组织,为高原人民提供着多元化的服务。对这些社会工作组织的深入研究和积极引导,对于藏区治理与发展乃至全国稳定有着积极意义。

社会组织参与藏区基本公共服务的调查分析——以青海藏区为例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与政府共同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在藏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发挥着辅助性的功能,满足藏区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在藏区社会治理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本文在掌握青海藏区社会组织发展及其参与当地基本公共服务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藏区发展情境,运用SWOT分析法对社会组织参与藏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外部威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组织参与藏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优化路径。

论青海藏区历代行政区划制度的演变

行政区划是行政区域划分的简称,是国家为了进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区域划分。行政区划的划分及制度设置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分布等多种因素相关。正是因为如此,历史上青海藏区始终施行与内地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一区域一直施行的自治州、自治县制度,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的制度创新。

从无偿援助到互利合作:新中国援藏政策转型的理性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援藏政策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和平解放后的无偿援助,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进入新世纪后的互利合作。从无偿援助到互利合作,客观上反映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进程。在现阶段尽管对口支援框架下的合作仍然是西藏与内地合作的主要方式,但是在多年的实践中经不断调整,援藏政策已经从"输血"型向"造血"型演变,从"帮助"向"帮扶"转变。援藏政策的目标已经转向提高西藏自身的发展能力,而这种转向暗含了互利合作的导向。从长远看,互利合作水平的提高,对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