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五育”背景下“双一流”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DIE模式初探及评价

针对新时代背景下“双一流”高校人才培养的发展需求,在“三创五育”理念指导下,解析基于产学研合作理论引入的DIE模式的内涵,系统阐述了DIE理念贯彻下的教学系统设计并付诸实践,旨在打破教学系、研究所、企业之间的壁垒,为学生学习、实践提供更多样化的渠道。问卷调查结果表明DIE模式在本科生团队协作、学术创造、自信心树立等方面有切实作用,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本科人才提供了参考。

自制着色底板和光谱特征检测竹叶面积

为快速准确地检测健康与病态竹叶单叶面积,提出一种基于自制着色底板和光谱特征(CBP-SF)的叶面积检测方法。根据叶片光谱特征设计底板,然后利用波段计算、碎片过滤和自适应阈值方法进行图像分割,再根据竹叶大小进行参照物切割,最后统计叶片区域和参考矩形框的像元数并计算叶面积。与随机森林(RF)、最大类间方差法(OTSU)和叶面积仪法(LAM)的对比结果表明:对于健康竹叶的检测效果,CBP-SF>RF>OTSU=LAM;对于病态竹叶的检测效果,CBP-SF>RF>OTSU>LAM;对于全样本竹叶的检测效果,CBP-SF>RF>OTSU>LAM。CBP-SF具备检测健康与病态竹叶单叶面积的能力。

基于遥感的区域人居环境指数构建及其应用

基于生态宜居和以人为本双重理念,选取区域绿度、区域热度、区域蓝度、区域亮度、区域透明度和区域起伏度等6个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基于遥感的区域人居环境指数(RHEI)。以福建省为例,分季度测算其RHEI,揭示区域人居环境的时空差异。结果表明:福建省RHEI随着季节变化逐渐降低,呈现东南低西北高、沿海岸线向内陆上升的空间分布格局。通过比较各指标的回归模型系数,发现区域蓝度对区域人居环境的影响最大,区域透明度的影响最小。由年度均值回归模型预测,未来每增加0.166单位的区域蓝度或减少0.278单位的区域热度,能提升0.1单位的人居环境质量。

融合OBE理念和五星教学模式的高校地理信息系统课程设计——以“空间数据的网络分析”课程为例

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的贯彻落实需要与具体的教学模式或实施途径相结合,五星教学模式是践行该理念的一个可行方向。该文针对当前OBE理念下高校地理信息系统(GIS)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融合OBE理念和五星教学模式对该课程的教学目标与内容进行重构;以“空间数据的网络分析”课程为例,从“聚焦问题”“激活旧知”“示证新知”“应用新知”“融会贯通”5个环节开展课程改革实践,以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基于全红外光谱的火点识别与林火灾后评估

以2018年底美国加州史上死伤最惨重、也最具破坏性的“坎普”林火(Camp Fire)为研究对象,根据近红外、短波红外和热红外光谱段对林火灾害不同生命周期的敏感度,采用归一化燃烧指数NBR、热红外地表温度LST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等模型进行灾时高温火点识别及溯源、灾后植被损失和植被恢复模式评估。结果表明,dNBR高于0.1的烧伤区域面积占比达66.53%,其中高强度烧伤区超19%;火灾造成平均植被覆盖度下降11.55%。经LST反演识别的7个典型高温火点受灾状况远高于其他区域,NDVI和FVC最高降幅为0.45和49.4%,分别是全区NDVI和FVC降幅的7.4倍和6.9倍,可见热红外LST反演技术在高温火点精确定位和受灾程度定量判定上的高效和准确程度。灾后植被恢复研究表明,林火对高植被覆盖区破坏较为严重。灾后1 a内植被恢复速度较慢。过火区总体植被恢复情况较差,部分区域出现土壤退化的现象。预计植被完全恢复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基于RS与GIS的福州新区热环境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采用2014—2021年福州新区的地表温度、归一化差值植被指数(NDVI)和土地利用类型等数据,从乡镇单元尺度分析热环境的空间分布情况,并探究植被和土地利用对热环境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2014—2021年福州新区地表温度在空间上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显著,新区热岛比例指数(URI)呈现出下降趋势,表明在此期间热岛效应状况总体有所缓解;植被覆盖率(FVC)影响热环境的空间分布,可将福州新区的“热点”划分为FVC、NDVI均较低的乡镇和FVC较高、NDVI较低的乡镇两类;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程度及周边环境亦影响热环境的空间分布。

社会网络下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55个村庄的调查数据

农民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主力军,提高其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是建立农村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基于福建省福州市、三明市、宁德市、龙岩市、南平市55个村庄的286份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路径: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均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有较强的影响,网络越发达,农户越愿意参与环境治理;在正式网络方面,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最大影响因素来自村庄治理参与意愿与家乡建设参与意愿两方面;在非正式网络方面,邻里关系、公益活动参与意愿均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尤其是邻里关系;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互有中介效应。为此,应建立健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体系,发挥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