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的新趋势与新挑战

自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中印关系发展呈现"高开低走"趋势。尤其自2016年以来,中印关系进入"多事之秋",双方在多个问题上的分歧都被扩大化。中印之间的"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给双边关系带来巨大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巴基斯坦等第三方国家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冲击也越来越大,莫迪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更强的实用主义色彩。中印双方高层会晤和工作层面的沟通对话机制,尚能对上述分歧实现管控,不致使双边关系遭到根本性破坏,但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扭转双边关系下滑趋势。

大变局下印度外交战略:目标定位与调整方向

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切身感受和独到观察。在印度政策界和战略界看来,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极化是必然趋势,中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战略竞争博弈阶段,大变局下的机遇要远远多于挑战。为此,印度深度调整外交战略,摒弃部分传统外交思维和原则,锚定领导型大国的国家定位,追求带有“印度印记”的国际秩序,构建具有“亲西方”倾向的大国关系,并维护地区“门罗主义”,以实现“新印度”愿景。印度的这一外交战略调整将给国际格局及中印关系带来复杂影响。

印度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新动向及其前景

2014年5月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在南海问题上涉入更深,表现得更为"大胆",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辛格政府时期的政策。论文将对莫迪政府的南海政策新动向进行阐述,这一动向是印度外交政策整体倾向"亲美日"的表现,也是印度"向东干"政策的实际需要,同时也与当前中印关系出现的"新问题"存在关联。2016年年初以来,印度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生过数次摇摆,间接地说明印度只是将南海问题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只要管控并稳定好中印关系的发展大局,就能促使印度在南海问题上有所克制,不至于同美日采取一致立场。

中国周边安全新形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处于首要位置。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形势变化对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影响。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美战略竞争迅速加剧,不少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出现显著调整,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一系列变化。一方面,美国“印太战略”主导下的联盟体系正朝着协调牵制中国的趋势发展,周边中等强国之间也逐步构建了以联合制华为目标的防务后勤支持体系;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正在被削弱,寻求同中国经济相“脱钩”和深度“挂钩”的趋势并行发展。未来,中国需要面对更加复杂而严峻的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精准判断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影响,准确把握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在此基础上调整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才能妥善应对不同的战略问题及挑战。

超越洞朗对峙:中印关系的“重启”及前景

2018年4月,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晤,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印关系实现了自2017年6月洞朗对峙以来的“峰回路转”,这标志着两国关系走上了“重启”进程。然而,这一“重启”的前景仍然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特别是印度积极调整对华政策的内在原因,到底是战术性的还是战略性的,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日益不确定的国际新环境,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给中印两国的战略合作提供了新动力和新契机。中印要借此时机,挖掘两国深层的战略合作基础,以实现这一“重启”进程的持续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下印度的大国外交战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印度莫迪政府对其大国外交战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印太战略”推进上,莫迪政府同美国及其盟友打造海上战略“准同盟”的意图日益凸显;在对外经济布局上,大幅推进同中国“经济脱钩”,并希冀重塑印度同全球产业链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价值观念上,刻意突出中印意识形态差异和对立,以所谓民主国家自居,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印度的这些战略调整,一方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给印度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则由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使印度认为其战略投机空间加大。印度大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与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莫迪政府在国内经济发展及疫情管控上的成效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态势。

印度在南海问题中的利益诉求及未来前景

2010年以来南海问题再度升温。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日本,加大推动这一争议的"国际化"。印度也频繁涉入其中"搅局",扮演某种微妙的角色,究其原因在于印度在这一地区也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同时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未来印度在南海问题中扮演的角色取决于中印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尤其是管控好中印边境地区的稳定能有效削弱印度卷入南海争议的积极性,促使印度在海上合作问题上与中国相向而行,不至于与美日形成遥相呼应的态势。

欧洲化：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新视角

"欧洲化"成为当前研究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新视角。本文探讨了欧洲化视角的兴起,介绍了欧洲化视角的发展历程以及理论的操作化。作者认为,传统理论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看作是国家或社会行为体影响欧洲层面制度建设的过程,而欧洲化视角则突破了这一局限,转而聚焦于欧洲层面的制度建设对成员国的影响,因此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的一大进步。

印日关系进入“蜜月期”?

印日关系随着安倍访问印度似进入＂蜜月期＂。除了良好的历史关系,共同的现实利益基础也给印日合作带了巨大的合作动力和利益空间。面对印日加速走进,中国仍应保持战略定力,沉着应对,客观看待两国战略互动带给周边环境的机遇和挑战。2017年9月13—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第十次会晤。印日双方签署15项合作协议（备忘录）,涉及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并发表了一份共同联合声明。从具体成果上看,

隐喻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隐喻作为人类理解世界最有力的工具之一,通过把社会实在“拟人化”,使我们能够把握抽象的世界,因而在科学理论的建构中隐喻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遍布着隐喻的理论思维。新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隐喻为“纯粹竞争的市场”,新自由主义则将国际体系隐喻为“市场失灵”的市场,而建构主义则将国际体系隐喻为社会。

单极世界下的中国崛起——读《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

毫无疑问，国家间权力转移的焦虑症也深刻地反映在学术界的研究中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期刊之一《国际安全》，就出版了大量关于亚洲崛起（特别是中国崛起）的争论。与冷战时期这一期刊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以1993年Aaron Friedberg发表“Ripe of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ina Muhipolar Asia”一文为起点，

理论之过，还是历史之过?

冷战结束之初，不少政治家、学者曾预言：多极化世界必将在不久的未来出现。可是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却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单极（或者，美其名目“一超多强”）的世界。今天美国的突出实力在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没有任何大国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及政治势力方面曾经有过如此绝对的优势。这种现实状况背离了国际关系研究者的预测。

寻求普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项不可能的使命？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大讨论缺乏科学哲学的指引,陷入观点之争,形不成共识。诸多观点差异的根本分歧在于国际关系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自然主义者坚持社会世界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的普遍性。反自然主义者则坚持社会世界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在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中,自然主义者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特殊性(如"中国学派")的提法,反自然主义者则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作者认为寻求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包含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原因在于,理论产生包含理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两个过程,理论证明遵循普遍性逻辑,理论建构遵循特殊性逻辑。理论普遍性体现在它遵循共同的证明逻辑,特殊性则体现在理论假说的创造上。由于理论假说提出是创造性过程,使得中国要素的渗入成为可能。中国人对问题的思考,必然带上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烙印,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经由验证而成为理论学说,最终将刻上"中国"印记。基于此,创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

欧盟成员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洲化

20世纪70年代欧洲政治合作进程开始启动以来,欧盟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合作不断巩固,范围大大拓宽,制度化程度越来越高。从政策、政体与认同三个维度研究欧盟成员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洲化倾向,根据欧洲晴雨表的调查及其他方面的实证研究,发现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宏观层面上确实影响了成员国,促使成员国外交政策取向更加趋向于欧洲内部,国内的涉外官僚机构发生了变革,对共同外交的认同也在逐渐增强。

论欧洲联盟的“民主赤字”问题

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一直存在，在冷战结束后，这一问题趋于凸显。2005年欧盟爆发的宪法危机实质上是由其民主赤字问题酿成的。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如何解决已成为欧盟未来发展的关键。

寻求核时代的战略稳定:谢林及其《冲突的战略》

2005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托马斯·谢林和罗伯特·奥曼，以表彰他们“通过博弈论的分析，促进了人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冲突的战略》是谢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他也是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中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一导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新一届领导人在外交上采取了更加积极进取的姿态,加大了对周边外交的工作力度。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与中国周边环境的重塑

自2013年底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周边国家普遍积极响应,各类大型项目逐步规划、实施、落地,凸显出中国塑造周边环境的能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发展也加剧了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竞争。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效应将逐步浮现。中国需要把握并管控好消极面,积极有所作为。

寻求“一带一路”建设下的中印发展对接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已取得了初步发展。在中国的周边邻国中,印度仍旧对"一带一路"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中印的经济合作和对接仍然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和发展。本文在对"一带一路"的进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着重对中印发展对接进行了分析,尤其分析了中印对接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中印对接的经济基础、现实基础、主要内容和风险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