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与乡村振兴:一种农业伦理学分析

农耕文明孕育出来的农业伦理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振兴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本文以海珠高畦深沟传统农业系统、佛山基塘农业系统为案例,探讨农村资源系统性和组织化开发的农业伦理特征。以宗族为组织基础的社会体系,以资金整合机制和政社协同机制为基础的政治体系,以统合性地权和基层市场组织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共同支撑了传统农耕文明与农业伦理。重新认识和激活传统农耕文明,有助于营造“乡村共建伦理”,为实现农村资源系统性、组织化开发奠定伦理基础,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真正具有中国属性的文明基因。

转型社会的控制模式及其转换——以华北林乡为表述对象

中国乡村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型过程是在社会结构、社会行动和社会价值三个层面同时发生的。作为社会转型的基本载体,城市化不仅是一个"制造城市"的过程,更是一个"制造问题"的过程,这就给社会控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不仅表征着人际关联结构的转换,而且意味着社会控制模式的变迁。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模式的式微,由国家提供的专门化控制体系显得日益重要。

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基层政权建设的视角

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对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和逻辑进行分析发现,改革在纵向上实现了执法权下放,横向上实现了执法权综合化,从而打破了乡镇条块分割的局面。作为“强镇扩权”改革的一部分,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本质上是国家新一轮基层政权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将自上而下的权力渗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相结合,实现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资源下乡与乡村景观建设:一种财政社会学分析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景观建设因能在短期内形成可视的乡村面貌改造效果而受到地方政府的普遍重视,并获得财政资源的分配倾斜。但这部分财政资源若应用不当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财政配置的公共性、民主性和科学性,且可能对乡村治理产生消极影响。一方面项目制作为一种国家治理体制很难确保每项财政资源都能充分反映农民需求;另一方面农民缺乏有效的渠道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即使有表达也难以进入财政资源的配置决策中。换言之,乡村过度的景观建设实际上反映了农民的真实需求和地方政府治理实践的分异,是一种财政资源下乡的意外后果。财政资源下乡应当与乡村社会的真实需求有效对接,真正将国家的财政能力转化为乡村治理能力和农民的国家政策认同,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拉氧头孢钠联合前列地尔治疗急性附睾炎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

目的:探讨拉氧头孢钠联合前列地尔治疗急性附睾炎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方法:选择2021年8月—2023年9月在三峡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学院治疗的急性附睾炎患者90例,参照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划分,其中45例纳入常规治疗组(拉氧头孢钠),45例纳入联合治疗组(前列地尔+拉氧头孢钠)。统计两组患者的Barthel指数评分、附睾体积、退热时间、尿路感染(UTI)缓解时间、治疗总有效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的Barthel指数评分、附睾体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后的Barthel指数评分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附睾体积明显小于常规治疗组(P<0.05)。与常规治疗组比较,联合治疗组患者的退热时间、UTI缓解时间均明显更早,治疗总有效率更高,用药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P<0.05)。结论:采取拉氧头孢钠联合前列地尔对急性附睾炎患者进行治疗,能够有效提高其治疗总有效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农村集体债务的生产逻辑及其治理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西部地区掀起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浪潮。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以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为标志,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种养殖业的规模经营成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践方式。实践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会面临集体债务困境。不同于农业税费时期的资源挤压型债务和农业税费取消后资源下放时期的资源输入型债务,这一阶段的集体债务是一种发展经营型债务。农村集体债务产生的根源在于中西部地区农村面临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即发展机会匮乏的经营土壤、不完全市场化的经营主体以及种养殖业规模经营方式。应当重新审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话语,从集体经济的增收走向集体“统一经营”能力的增强,从而为治理有效奠基。破除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一方面,充分认识发展集体经济的区域差异,分类推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充分认识发展集体经济以治理有效为目标,增强村社集体“统”的能力。

中国县域:一个研究框架

考察中国县域的高质量发展,应当将其置于县域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中进行,关注县域发展中的现代化要素。整体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核心的问题是实现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公共参与的责任,这也是开展县域研究的落脚点。在县域现代化的目标之下,可以围绕县域展开“解剖学”“类型学”和“空间学”的深度研究,全面呈现县域研究的核心结构、分化类型和区域形态。县域解剖学着眼于从结构化的角度剖析县域经济、县域治理、县域公共服务和县域社会。县域类型学强调县域之间的巨大差异,将县域分为“稳定极”“发展极”“创新极”三种类型。县域空间学则尝试区分县域和乡村、县域和城市。最后,县域研究应当回到区域平衡发展的主流命题上,重新理解区域失衡与再平衡的逻辑。

“引领型自治”:城市小区物业治理的新框架

当前城市小区的物业治理普遍采取“协商型自治”,由业主自行组织业委会并聘请物业公司代为管理。该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导致城市小区物业治理的混乱。“引领型自治”强调基层党组织的元治理功能,优化业主团体和业委会的自治能力,同时充分引入法律政策的支持,从而能够有效匹配城市小区物业治理的属性。“引领型自治”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城市治理的本质,更好地理解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中国治理大框架。

林权改革与乡村振兴——对40年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反思

中国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持续开展了近40年,以"分林到户"为核心的林权再造工程不仅没有实现改革之初所设想的"农民增收"的目标,反而导致了"耕者失其林"的意外后果,甚至引发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从根本上讲,这一困局与林权改革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化"所必然带来的"林业资本化"和"社会排斥效应"有着直接的关联。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关乎农民的生产增收,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生态保护,因此在进一步改革之前,有必要对40年来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践进行深入反思,明确改革的合理目标,完善改革的政策措施,切实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战略大局。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剥削型”到“保护型”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自然的产业结构差异,更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设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和对农村的政策歧视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剥削性"。19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国家惠农政策的推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不断弱化,而"保护性"的功能则不断增强。维持"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广大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进可攻退可守",不仅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意义重大,而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结构的弹性,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讲,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其目标不应是以激进的方式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甚至消灭农村,而应是进一步削弱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强化其对农民的保护功能。

双结构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以粤北高村的治理实践为表达对象

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与农民的对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社区接应的基础。共存于地方社会的社区治理和国家治理有各自的认同单位、组织结构、经济基础和治理任务,二者相互嵌入和改造生成了双结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的身份认同、公共品供给、社会生活保障等,同时具备了国家性和社区性。因此,双结构治理提供了这样一个通道,在国家治理社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区治理的国家化,使得国家政权建设能够有效地进入宗族社区。

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以江汉平原曙光村为考察对象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激活和重组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土地流转的日益频繁。伴随着土地流转的大量发生,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主要包括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贫弱阶层。这里的阶层分化不仅仅是职业意义上的,而且与基层治理主体直接相关。其中,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力量。

“治理性缺水”与基层组织建设——基于湖北沙洋县的调查

农田水利的实现在于保持大水利与小水利的对接,而基层组织是最为关键的中间环节。随着基层组织的弱化,其作为水利治理单位的地位被架空了,导致大小水利相互脱节,从而形成"治理性缺水"的现象,这是当前中国农田水利困局的根本原因。水利问题关系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从而突破"治理性缺水"的困境。

水利的依附性:水土关系视阈下的中国农田水利——基于湖北两个村庄的对比研究

借助区域比较的微观考察与政策变迁的宏观分析等方法,通过对湖北三市10个乡镇的深入调查,我们发现当前中国农田水利已经陷入非常危险的困局,并对造成该困局的内在机制展开细致的研究。文章将水土关系操作化为6个参数,并且提出水土关系的本质在于水利的依附性。通过考察水土关系的变迁过程,指出"土地嵌入水利之中"与"水利嵌入土地之中"使得农田水利能够正常运作,而税费改革与体制改革后的"水利与土地相分离"使得水利无法再依附于土地从而得到治理,这是导致当前水利困局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重新将水利附着在土地之上,才能实现真正的水利治理,从而突破当前中国农田水利的困局。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经济管理创新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巨大的转型阶段,面临着各种风险因素的挑战,单纯依靠原有的危险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因此需要加强和创新农村经济管理,从单纯依靠危险管理的模式转换成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经济管理模式,使其不仅能够对已经发生的危险事件进行有效管理,而且能够将管理有效地转移到对风险前期的预防和控制,从而建立一个有预见性的基层管理体制,确保农村经济社会的长久稳定。

家庭整合与农村青年妇女自杀——基于湖北明村的调研

家庭整合是对家庭成员及其关系的规范,以便形成一种稳定的家庭权威结构和伦理体系。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家庭的整合模式发生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体主义的重大转换。在家庭整合模式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青年妇女自杀的高潮。这些自杀现象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家庭关系冲突之中,展现了青年妇女在家庭权威结构中的微妙处境。一方面家族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瓦解,另一方面个体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确立,作为外来者的青年妇女则成了两种整合模式相互竞争的牺牲品,从而生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自杀秩序。

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发生在国家官僚体系末端和乡村社会的接合之处,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与自下而上的村庄需求相互碰撞博弈,形成各种微观的权力技术和精致的互动模式。要真正理解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需要对它的政治文化传统,尤其是"皇权不下县""准官员文化""民间精英文化"等进行回溯性研究。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当时国家治理能力较弱而社会内部组织化程度较高有关。虽然经历多次基层政权建设,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依然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对当下中国的乡村治理产生持续的影响。

变迁社会中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基于浙江J村的调查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村庄的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往日繁荣的公共生活逐渐萎缩,私人生活也不再具有公共性。公共空间滞留在几个特定的场所,无力地传递着村庄生活的信息。私人空间被深深地锁在高大的围墙背后,家庭结构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人拉出公共生活。公共空间被逐渐架空,只剩下公共场所这一层皮。村庄事务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聊天的话题充斥着娱乐性。村庄信息不再畅通,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种种的因素导致了村庄价值生产能力日益衰落,一个共同体的时代正在远去。

村庄纠纷的运作逻辑及其社会基础

学者们对村庄纠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纠纷解决,而对于纠纷本身的运作逻辑少有关注。纠纷的产生往往来源于认知事实的博弈,通过纠纷,村庄中的面子得到了重新的分配。纠纷的维持体现了其背后的表演逻辑,而使得纠纷必须表演下去的动力是村庄社会中的人际交往规则和人们的公平正义观念。这些交往规则和公平正义观念会随着村庄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影响纠纷的运作逻辑及其解决方式。

人情的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基于浙东J村的调查

人情作为村庄内部的一种互惠机制,历来具有货币储蓄和面子积累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情的传统机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通过对浙东J村的深入调查,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村庄的人情圈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以J村的经验个案为例,本文着重分析了人情的进入与退出规则,从中可以发现,东部农村的人情规则正在发生重大转型。人情机制在实现自我变迁的同时,促成了从经济分层到社会分成的转化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情机制实现了自我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