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正义观——兼谈马克思何以拒斥、批判正义

马克思在其思想成熟期拒斥、批判正义,是一件值得反思和追问的事实。这一事实的背后隐含着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正义形成的认识社会的真正基础和动力是社会生产而不是正义;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制度决定了正义的范式及其实质;物质生产的发展决定了正义内容的演变;正义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正义决定分配。简言之,正义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

伍德对胡萨米:马克思和正义问题之争

伍德与胡萨米关于马克思是否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之争是一场富有启发性的论争。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场论争做了简要的述评:(1)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基于某种正义观?(2)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3)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共产主义是否是一个正义社会?

颅脑外伤术后颅内感染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神经外科颅脑外伤术后颅内感染的相关高危因素。方法收集2004年1月~2009年12月在我科接受了神经外科手术的1374例颅脑外伤患者中32例并发颅内感染者与同期40例术后未感染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对其导致感染的各项可能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GCS评分、术后切口脑脊液漏、术后低蛋白血症、手术时间及手术次数是影响患者颅脑外伤术后的重要因素（P〈0.05）,进一步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手术次数和切口脑脊液漏、手术时间、低蛋白血症是颅脑外伤手术后发生颅内感染的高危险因素。结论颅脑外伤术后颅内感染大多发生在重型颅脑损伤术后,形成颅脑外伤术后颅内感染的因素可以是某单一因素,也可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手术次数和切口脑脊液漏、手术时间、低蛋白血症是颅脑外伤术后发生颅内感染的高危险因素。

介入溶栓术治疗对超早期急性闭塞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及生活质量恢复的影响

目的:探讨介入溶栓术治疗对超早期急性闭塞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本院2017年6月-2018年10月治疗的超早期急性闭塞性脑梗死患者62例为研究对象。将发病3 h以内治疗的患者作为观察组,将发病3 h及以上治疗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各31例。两组均进行介入溶栓术治疗,比较两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以及血清B型钠尿肽(BNP)、同型半胱氨酸(Hcy)、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激活受体γ(PPARγ)水平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治疗后1、7、30 d,观察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3 d,观察组心理健康、自我评价、社会功能、日常生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3 d,两组血清BNP、Hcy、PPARγ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血清BNP、Hcy、PPARγ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介入溶栓术治疗超早期急性闭塞性脑梗死患者的临床效果显著,治疗时间越短,越有利于降低患者的神经缺损情况及血清BNP、Hcy、PPARγ水平、减少不良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高压氧治疗对大鼠损伤后的脑组织中巢蛋白表达的影响

目的探讨高压氧治疗对损伤后脑组织保护作用的可能机制。方法将90只雄性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成假手术组、外伤组、高压氧治疗组,各组再分为伤后1d、3d、7d、14d和21d五亚组(n=6);按改良的Feeney法制作重型脑损伤模型;免疫组化法测定所有大鼠受伤脑组织中巢蛋白的表达。结果外伤后大鼠伤侧脑皮层中巢蛋白表达水平随伤后时间延长而逐渐升高,在伤后14d达高峰,以后逐渐下降。受伤脑组织中巢蛋白的表达水平高压氧治疗各亚组均明显高于外伤各相应亚组(P<0.01),而外伤各亚组又明显高于假手术组(P<0.01)。结论高压氧治疗上调脑组织中巢蛋白表达可能与其对受伤后脑组织有保护作用有关。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正义思想探析

自我意识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灵魂,寄寓着马克思的自由、平等精神和正义观念。其正义观念富含古代和近代的精神,又具有自身的特色——现实性和批判性。

再论马克思为何拒斥、批判正义

马克思拒斥、批判正义在根本上与他持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直接相关,但除此之外,还与马克思将正义诉求视为社会有机体存在缺陷的一种症候,视为一种准宗教和意识形态相关。探问马克思为何拒斥、批判正义,不仅有利于我们充分挖掘马克思在正义问题上的独特的理论遗产,而且有利于更为开放地探讨一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创造理论条件。

巢蛋白与神经干细胞

巢蛋白(Nestin)表达起始于胚胎早期神经前体细胞,在胚胎脑中呈时空序列性表达,目前主要作为神经干细胞的标记蛋白,应用于神经干细胞的分离、鉴定和培养。Nestin在中枢神经损伤后能重新表达,可作为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最早、快速应答的敏感指标。其在多系统肿瘤中高表达,并与肿瘤病理级别及预后相关。

微创穿刺血肿引流术与小骨窗血肿清除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及术后再出血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微创穿刺血肿引流术与小骨窗血肿清除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及术后再出血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8年6月至2019年7月本院收治的90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45例。对照组采用微创穿刺血肿引流术治疗,观察组采用小骨窗血肿清除术治疗,比较2组患者的手术效果、并发症发生率以及再出血发生率。随后根据有无再出血将患者分为未出血组与再出血组,并通过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术后再出血的危险因素。结果对照组的总有效率(84%)、并发症发生率(22%)与再出血发生率(18%)与观察组(89%、18%、20%)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病程(≥10年)、手术时机(<6 h)、术前收缩压(≥200 mmHg)与术前舒张压(≥120 mmHg)是影响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术后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微创穿刺血肿引流术与小骨窗血肿清除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均有着良好的治疗效果,而对于术后再出血患者,高血压病程≥10年、手术时机、术前血压状况是主要危险因素。

马克思对天赋人权的批判

在近代政治哲学的视野中,人权是自然和普遍的,是人道主义的体现。但在马克思看来,人权,不论是其人性基础,还是作为其三位一体的自由、平等和所有权,都不是自然的、普适的,而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政治解放和商品经济是其存在的渊源,也是其赖以发挥作用的境域。因此,人权并不具有至上性或神圣性,而是有其局限性。它虽体现了对人道的追求,但又与人道追求相悖。在实质上,它是资本在法权观念上的表现。

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探究

马克思在其思想成熟期曾经拒斥、批判正义思辨,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未曾思索过正义;相反,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其在莱茵报时期的文章富含着他对正义的思考。其正义理念统摄了伊壁鸠鲁哲学对人的自我意识的高扬和近代政治哲学对人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精神的肯定,又突显着他的理论特质——实践性和批判性。

析罗尔斯对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的回应

如罗尔斯所说,他的正义理论已经回应并吸收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他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较好地解决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利己主义特性和私有财产权作为基本权利的缺陷;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他依然未能克服自由主义所固有的缺陷。

对分配正义的批判:马克思与哈耶克

马克思与哈耶克对分配正义都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但是 ,马克思在批判分配正义上却与哈耶克存在着一些分歧。这表现在马克思不仅批判了哈耶克所批判的分配正义 ,而且批判了哈耶克不认为是分配正义的正义。造成这种不同批判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不同的立足点。

评《尼各马科伦理学》的三个道德劝喻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消极角度分析了《尼各马科伦理学》的三条道德劝喻(“两恶之间取其小”、“曲木裁直”、“拒斥快乐”),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三条道德劝喻不仅彼此互相冲突,而且与亚氏伦理学的中心原则(只有心理上和行为上有德性的表现,才是德性的,才是一个有德性的人)是相互矛盾的。第二部分则着重从积极角度来看待这些冲突,认为恰好是这些冲突暴露了伦理学所要积极面对的问题。

从正义的参照管窥古代正义和近代正义的分野

正义必有其参照,这一参照就是自然,但古代正义和近代正义却给这一参照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古代正义给自然赋予神性,而近代正义却给自然赋予兽性。这使古代正义和近代正义具有了不同的特色:前者是为了德性、为了城邦的正义,而后者却是为了权利、为了个人的正义。

走出当代中国正义困境的可能路径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社会价值休系的重构,势必要穿行于经济与社会、传统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的张力之间。它们之间的内在紧张与对立,使和谐社会的建构在理论上面临着当代中国所独有的正义困境,而当前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和权力腐败的严重局面,进一步加重了实现社会正义的难度。要走出这一理论和现实的正义困境,必须澄清如下几个问题: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权利意识?当代中国应该如何对待平等、分配正义和权力?当代中国的正义应该捍卫何种利益?而可能的路径就在答案之中。

论康德对理性神学的批判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宗教的批判并不是为了批判宗教一般或否定神学本身 ,而是为了批判那种把宗教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传统神学 ,以便为宗教清除不合理的基础———知识基础 ,使宗教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成为可能 ,也使信仰有它更为合理的归宿。

从立法者管窥古代与近代正义创制的图景分野

从立法者角度可以管窥到古代正义创制和近代正义创制的两幅不同图景:古代正义创制是哲学家出于神圣的责任为城邦立法;近代正义创制则是人人为了卑微的权利而为自己立法。

中国未曾与机械论思维方式结缘

中国未曾盛行过机械论的思想方式并不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它使中国与近代科学失之交臂,也使中国的传统思维在向现代思维转换的过程中显得步履维艰。本文从思维方式和物质生活条件两方面探讨了中国何以未曾与机械论思维方式结缘的原因。

把握“两个结合”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思维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精神在新时代的展现。“两个结合”及其提出和内在关系的展开,不仅贯彻了历史唯物论的精髓,更体现了对唯物辩证法的自觉运用。为更好地运用“两个结合”这一思维方法,有必要将蕴含其中的唯物辩证法精神贯彻到底: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促进思想解放;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阐释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指引,促进“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