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研究的又一力作——评任红敏《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

任红敏于2022年12月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元代文坛格局与走向研究》,对一代文学格局与走向的把握,比写一代文学史难度更大,是对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元代文学多元融合,包容大气,作者抓住元代文学作家队伍的多元、地域的多元、文化的多元等方面研究元代文坛格局。另外,从诗、文、词、曲、小说等文体论述元代文体格局。

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唐诗观

方回所撰《瀛奎律髓》,是一部集诗选、诗格、诗话为一体的诗学名著,对后世影响颇大。人们对方回诗学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主导性的观点,是认为《瀛奎律髓》体现了"江西诗派"的宗派之论,由此衍生出一些批评性意见。但方回论诗,并不偏执,总是兼及两端,希望在两端折中互济中求变求新,为诗歌发展寻求新的出路。所谓两端,如既为宋诗张目,又力倡以盛唐为高标;既倡"格高为第一",又重圆熟,希望以圆熟济格高;既重诗法,又倡无法;既重工巧,又以浑成为至高境界等。只有同时关注方回论诗之两端,我们认识的才是完整的方回。已有的方回诗学研究,多关注一端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另一端,由此带来对方回认识的偏颇。这被忽视的另一端,多表现在他对唐诗的论述中。

元人诗风追求“清和”论

元代诗论家的诗风追求是"清和"。长期以来,学者们将元诗的特点也是元代诗学追求的风格概括为"雅正"。雅正确实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风格概念,但更多的时候,或者说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儒家诗论所悬置的诗学规范和标准,因而不能用来概括一个时代的诗歌特点。从元代诗论家的论述和诗歌创作中去追寻,去概括,元人主导性的诗风追求是清和(清、和)、恬淡、平易。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清和"。要认识元代诗论家心目中的"清和",需要对这些相关概念的元人论述作大量系统的梳理,以期比较清晰地认识元人的这一风格主张和诗风追求。元人追求"清和",也是要在唐、宋诗繁荣之后,在诗风上于唐宋诗之外别树一帜。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赵文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

赵文是元代前期南方文坛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和诗文作家,在元代庐陵(今江西吉安)诗文流派的形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上承刘辰翁,下则影响刘将孙、刘岳申、刘等人。本文梳理并评述了赵文的文学理论,并对其诗文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文章认为,赵文是元初一位有胆识、有见地的诗论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文章家和诗人,但由于其文集失传,其成就不为人所了解,应该说是有沉埋之憾。

论“自得”

"自得"是中国学术与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产生于先秦,此后历汉唐至宋,人们以"自得"论学论艺,意义更为丰富。理学产生,"自得"成为理学家论学的核心概念,其意义也发生了多向变化。"自得"概念进入诗学,带着此前全部的词义发展,又有适应诗学的变化,因而诗论家笔下口中的"自得",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概念,表达了诗论家多方面的诗学主张,也与诗学中不少论题发生关联。考查"自得"概念的发生、衍变,以及作为理学、诗学概念的含义,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

大元气象:元代文化精神的基本概括

元代文化精神,突出体现为"大",可以概括为"大元气象"。元代文学以各种方式张扬大元国土、国力之大,气象、气势、气魄之大。因"大"而有包容,而和谐。元代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宗教多样,各种矛盾与冲突客观存在,但和谐是主导。又因"大"而宽松,有利于思想文化及文学的自由发展。当然,"大"也难免疏略,治法粗疏,导致社会混乱。元代文学的"厌乱思治"主题与此有关。总之,这一时代精神对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不管是文学的内容还是风格,都与之密切相关。把握这一时代精神,才能认识元代文学的特点。

元代学术环境与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

20世纪的研究者认为,元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包括诗学没有成就,原因是元代学术环境不好,元代尚武轻文,学术不昌明,没有文化。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有很大偏差。元代诗学发展的学术环境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有三个方面:第一,"文倡于下"的文坛特点,这是认识元代很多问题的关键;第二,元代文人建立了新的大一统观念,一方面是中原文化远被四夷;另一方面,是中原对四夷文化的接受,这使得元代的学术与文化都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这种特点,即所谓大元气象;第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元政府在文化上无所作为,既无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也无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元人的文化和文学活动,都是自为自在的,也是自主的,元代文化是在一种自在状态下发展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决定了元代诗学独特的学术品格。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大致可从三个方面认识:其一,多元性与包容性;其二,圆融性与通达性;其三,既尚思理又重法度。这些品格都为元前之宋、元后之明清所缺少。元代是一个环境宽松的时代,是思想和言论都很自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诗学必然是有价值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使得元代诗学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放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来看,这些品格是可贵的。

借鉴中求超越:在唐宋诗之外求出路——元好问关于诗歌发展之路的思考

金元之际的诗学大家元好问,生当唐宋之后,探索诗歌继续发展之路,力图借鉴唐宋,折中唐宋,超越唐宋,创造沿自唐宋而不同于唐宋的具有新的时代风貌和美学特色的诗风,在唐宋诗之外,开辟诗歌发展的新路。要认识元好问这一诗学思想,需要清理和辨明一些问题,如:《论诗三十首》不代表元好问的诗学思想;元好问论诗宗旨之"诚",其概念源于理学,归趣宋学;元好问论诗所谓的"以唐人为指归",反映的却是宋诗精神等等。

元代文学的厌乱思治主题

以杂剧为主要代表的元代文学,曾被认为体现了斗士精神,其重要主题是反封建、反传统。现在看来,这不符合元代文学的实际。元代是乱世,人情厌乱思治,致力去乱求治,是元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元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基本道德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是维护传统而非打破传统。厌倦、厌恶政治与社会的混乱,渴望政治清明天下清平,是元代各体文学共有的重要主题。

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

庐陵刘诜是元初很有成就的诗文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他是元代一流的赋作家,也是中国赋史上有成就的作者之一。他的散文创作有大家气象,诗歌则有多种风格。他的诗文理论有很高价值,关于学古与创新的理论富有辨证思维,对元中期诗文弊病的批评切中要害。他有如此多方面的成就,不应被文学史所遗忘。

元代文学史研究再审视

由于某些观念的影响,元代文学的历史被严重遮蔽了,文学史家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残缺的元代文学史,且各部分间相互割裂,各自叙述,互不关联。元代文化本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元代文人观察认识问题视角多元化,元代作家观念意识多样化,元代文学内容和观点纷繁复杂。元代文学地有南北,人有华夷,体分雅俗,内容、体式、风格有诸多差异,但都是中国元代同一时空中的文学创作,具有一体性。我们应祛除遮蔽,在多民族共有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书写完整的、通观性的元代文学史。

元代诗坛的雅集之风

元代诗坛盛行隐逸之风、游历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代表着元代文人心态和生活趣味的两种倾向:隐逸与游历,是诗人们走向自然的标志;雅集与题画,则标志着诗人们对文人生活的雅趣的热衷。元代文人在雅集中找到了心灵寄托和充分展示自身价值的平台。当他们充分享受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乐趣,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以后,便从内心真实地忘怀于世俗的权贵势利。考察元代文人的雅集之凤,对于了解元代文人生活状况,进而透视他们的心灵,把握元代文人精神世界,就成为元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重自我法自然:刘将孙张扬个性的文学思想

刘将孙是元初重要文论家,他的文学思想已经引起文学批评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给予很高评价,但要准确把握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还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叛逆色彩,这应该是认识其文学理论的基点,他的文论也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点上的。他以气论文,以性情和天趣论诗等,其中都贯穿了张扬个性、师法自然、重视自我的文学思想。在那个时代,这无疑具有理论先导的意义。

元代诗学“自然”论

"自然"论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题。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自然地写诗,写自然的诗。元代诗学倡导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至于诗歌如何臻于自然境界,或以为弃绝人为,纯任自然;或以为超越人为,复归自然,"句成而无锻迹"",篇成而无铸痕",功夫到处,圆融自然。

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

唐宋诗之争,贯穿明清诗学史数百年,成为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元代紧接宋代,元代诗论家最先面对宗唐宗宋问题,也是最早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者。他们时代最接近唐宋,对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也有独特价值。元代诗论家对唐宋诗发展历史和流派的梳理,对唐宋诗精神的把握,和"宋出于唐"的文学史判断,都极有价值。有些观点,至今为文学史家所继承,有些则不被今人所了解。元人有宗唐宗宋之论,但他们不把唐宋对立,没有明清人的偏执与极端之论。也可以说,元人有唐宋之分而无唐宋之争。其论是圆融且客观的,因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更具借鉴意义。

姚门文章家群的人格与文品

姚燧在元初为一代文章大家。他培养和提携了一批文章家,形成了围绕在他周围的姚门文章家群,影响一时。这是一个具有流派性质的文章家群,群体的核心成员张养浩、孛术鲁翀、刘致、贯云石、李泂等人,因对姚燧人格、文章的倾慕而结集于姚燧门下。他们以人格与文品为当时所重,在文坛居于主导地位。他们人格峻洁、抗世独立、不屈于权、不挠于势、又轻富贵重修为。其文章各有特点,而共同点是古雅刚方、舂容盛大、动荡开合、气势宏壮、时见奇峻,是其峻洁人格的反映。他们也有平易畅达之作,则得之于作者浩然正大之气。其为文与为人的精神,足可为后世效法。

元诗发展述论

元诗的发展、分期、特色等宏观问题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开展,现在看来,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审视。深入考察会发现,元诗发展的历程、元代诗坛的状况,都呈现出与中国古代其他时期不同的显著特点:如元代诗坛发展的线索可以清晰地描述为前中期多源归一,后期多元竞胜;元代前期和后期诗坛领袖都是在野诗人;元代诗史可以上溯至跟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元诗如此开端,颇富奇异色彩。展开后期诗史来看,以往对元后期诗的定性很不客观。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和理学文学观的演变

宋代理学在德、艺关系和文、道关系上走向了重德轻艺和重道轻文的极端 ,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说 ,对宋元时期的诗文和文学理论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程颐等人的主张是不符合先儒垂训的 ,于是在宋元时期 ,许多人起而批判这种文道观 ,批判由此造成的文弊。与此相伴随 ,宋元时期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一方面 ,他们改变了理学宗师们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 ,如抛弃“作文害道”说而提倡“融会文理” ,抛弃“作诗妨事”说而提倡“敛情约性”以为诗 ;另一方面 ,他们对理学前辈提出的一些反文学的文学观做出了新的解说 ,我们称之为“非诗理论的诗学阐释”。由此角度 ,我们也可以审视宋元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 。

四库辑本姚燧《牧庵集》漏收误收考

姚燧是元代散文大家,人比之汉之司马,唐之韩、柳,宋之欧、苏,各为一代文宗。明清人对他推崇备至,今人对他却很少了解,其重要原因,是其文集散佚。姚燧原有《牧庵集》50卷,佚于明中期。所幸的是,他有大量诗文收入明初所编《永乐大典》,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得以从《永乐大典》辑出,编为36卷,此即四库辑本。《牧庵集》散佚之余再得流传,赖四库馆臣辑录之功。但此四库辑本存在着严重的漏辑误辑及文字错乱等问题,需要深入考查加以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