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的几个底层问题

关于教育强国建设,依然还有几个源头和底层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底层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教育强国?教育强国的重心是以教育“强”国。只有做如此理解,才可以回答为什么在已有《教育现代化2035》之后没多久还需要一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第二个底层问题是什么国家才称得上教育强国?各个国家在教育领域都存在一些共同的挑战,哪个国家能率先攻克这些难题或者做得更好,这个国家就是教育强国。指标不是教育强国的本质,而是对教育强国的解释。第三个底层问题是教育何以强国?所有立志于成为大国的国家都一样,它需要教育从三大方面来“强”国:一是巩固和扩大本国的意识形态优势,二是为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高质量人才,三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四个底层问题是如何实现教育强国?教育强国有三大战略任务,一是把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真正成为教育强国的关键内容,定位为主战场任务来正面攻坚。二是抓住智能社会的历史机遇,开辟智能教育新赛道;三是降低教育强国建设征途中的羁绊,打通掣肘点。

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校长领导行为比较

我国重点学校制度的一个重要假设是重点学校可以把自身的高质量办学行为作为给其他普通学校的示范,但重点学校在办学上是否真的优于普通学校,学界和公众一直存在争论,并且已有争论大多没有证据支持。本研究运用全国5个城市60所学校校长问卷所获得的数据,对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校长领导行为进行分析。本研究获得的一个主要发现就是尽管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在所有的背景变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的校长领导行为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重点学校有更好的办学质量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验证。本研究结果也提示,需要进一步关注为什么背景迥异的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在校长领导行为上出现"同态化"趋势。

国际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发展概述

近十年,课程研究领域呈现出理论视角和新概念纷繁复杂、课程公平问题关注集中、课程开发研究有勃兴之势以及概念辨析性文章依然占据重要比例等方面的特征。教学研究领域则存在跨学科色彩浓厚、研究方法规范、注重技术和工具开发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国内外发展差距以及下一步如何提升国内本学科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分析。

对叙事和叙事研究的另一种叙述

叙事在本质上说就是对信息进行选择与组合以产生一个有意义的陈述。人类是通过叙事来理解与表达意义的,研究者必须通过研究特定的叙事来理解人类行为与现象,这是叙事之所以如此重要的根本原因。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它首先要符合特定的研究规范,所以我们不能把叙事研究理解成"通过叙事来研究",叙事研究应该是"对叙事进行研究"。根据海登·怀特对叙事结构的分析,在对叙事进行分析时研究者至少有四方面内容可以探究。

高考改革需要更加重视科学学科

在之前的高考制度体系中,物理、化学等科学学科事实上有着很高的学科地位。但在这次新高考改革之后,科学学科的地位大幅削弱。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大问题,我们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不重视科学学科的时候。报考科学学科的人数比例明显下滑,主要的原因不是实施了选考制度,而是因为不科学的计分制度导致报考科学学科的学生遭受不公平。为解决这个问题,各方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本文对各备择方案的主要利弊进行分析,并提出在当前高考制度中,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抓住的三个关键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教材制度改革的成就与挑战

纵观40年中小学教材改革,有一条主线是清晰的,那就是让教材更具适应性,改革国定制为审定制,实行"一纲(标)多本"促进教材多样化。从教材管理制度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大致存在三个发展阶段。最近,国家开始恢复义务教育三科教材的统编制度,这是教材制度改革的重大改变。审定制与统编制并存的制度环境下,下一步教材改革亟须回答和处理继承与创新、课程标准与教材、教材与教辅材料三方面的关系问题。

学校变革困难的新制度主义解释

学校在巨大的变革压力面前表现出了很强的稳定性。新制度主义认为,学校作为组织是生活在组织域中的,因此就受制于制度逻辑的约束。而学校变革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必然试图突破制度逻辑对它的限制,但制度逻辑是高度稳定的。首先,制度逻辑的形成是“集体行为”,单方面的改变很难成功。其次,制度逻辑可以自我“神化”,从而免于理性的质疑和冲击。最后,个体往往无法意识到制度逻辑对自己的影响,因此制度逻辑很难被有意识地纠正。这是造成学校变革困难的深层次原因。

论应试教育与学生创造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虽然很多人理所应当地认为,应试教育阻碍了中国学生创造力的发展,但目前没有基本的证据能证明中国学生总体创造力水平低于其他国家,因而不能简单断言应试教育制约了中国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试教育与学生创造力水平无关。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是:应试教育对不同类别学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对“抬升底部”卓有成效,但会比较明显地阻碍拔尖学生创造力的发展。这有直接和间接的多方面的事实证据支撑。应试教育对拔尖学生的创造力水平有着明显的负面作用,并不意味着其他群体的学生不受其影响,而是说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拔尖学生受影响和制约的程度更加突出。借用“创造力成分理论”提供的分析框架,这种负面影响可能通过3个机制发生作用:即降低拔尖学生的知识掌握宽度和深度,降低冒险质疑精神以及对不确定的容忍态度,弱化学习的内在动机。虽然拔尖学生数量占比不多,但这不是小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竞争力以及教育系统完善的大问题。

教育科学知识的积累进步——兼谈美国教育实证研究战略

相比其他学科,教育科学知识的进步慢,积累少。要让教育学知识明显高于常识,成为一门可进行快速知识积累和进步的学科,就必须大力加强科学的实证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在这方面率先做出了战略规划,发起了一场教育实证研究运动,对现有教育学研究范式进行大规模改造、升级,且已产生初步成效。很多教育学者对这场由外部势力主导的改革战略提出了若干质疑和反抗,认为这样做没必要、不应该也做不到。但这些质疑并没有对教育实证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提出实质性挑战。

规范性制度对新课程政策实施的影响及其政策意义

在新课程政策实施过程中,至少有三套规范性制度对学校教师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教师觉得他们应该履行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冲突的三方面社会责任。被教师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实施新课程政策,新课程政策并未成功完成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新课程,就需要政策推动者高度重视并善于对社会规范和价值观进行有创造力的构架。

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协商秩序

以研究性学习课程政策在C市的实施为例,发现中国教育政策实施过程是一个多方参与者根据自己利益、认知和所拥有的资源,彼此斗争、妥协,最终达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应该怎么做"的共识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协商秩序的确立过程。这一方面证明了英语研究文献中的若干观点和理论,具有跨文化的稳定性和适用性,很多观点也都适合中国国情。另外一方面,也拓展和更新了教育政策实施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说就是,不能如现有大多政策践行研究那样,只关注学校层级的复杂性,没有把学校与其他相关利益关系方的互动纳入分析范畴。而是必须把学校与同属一个组织域的其他处于不同位置、拥有不同权力/知识的政策参与方之间的斗争、讨价还价和协商的过程纳入到分析视野中。

高考选考科目计分方式分析

选考制度是本次新高考的一个重大制度创新,但在有选考的情况下采用什么样的计分方式比较科学、公平,争议很大,研究不足。当前采用的是等级分计分方式,但它隐含的风险非常大,而且实践结果证明,各方满意度比较低。标准分和位次分与等级分原理差不多,也同样不能解决问题。原始分虽然很多人认为不适合选考,但其在很多方面其实是具有优势的。但在目前制度框架下,也不可能回去采用原始分。借鉴香港地区的经验,如何对等级分进行校准,使各科的等级划分比例能够根据考生群体的整体能力水平做调整,是当前制度框架下比较可行的问题解决思路。

高考改革,要让综合素质评价更有用

录取时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是目前进行的新高考改革的亮点,同时也是难点。目前,综合素质评价开始发挥作用,但总的来说,主要是局限在部分大学综合评价或自主招生层面,还没有在面上大范围使用。如果长期无法在面上使用,这项政策就无法可持续。因此,这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社会舆论条件评估:以A省为例

社会舆论既是高考改革的因变量,也是高考改革的自变量。公众对高考综合改革的认识和支持度,也是高考改革是否具备启动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启动高考改革的社会舆论基础评估,方法上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研究基于前几批试点省市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尝试对高考改革社会舆论基础评估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是构建了五大指标的评估框架,并以A省为例,呈现了这五大指标的真实调查结果。通过观察和分析A省的样例,文章在最后部分讨论了对是否符合启动条件的定性判断、“不知情同意”现象,以及社会舆论数据解读方法等三个问题。

学上海什么以及上海学什么——访《超越上海: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主编马克·塔克

2010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了2009年PISA测评结果,上海排名全球第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刊发文章,对上海教育进行解读。《超越上海: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一书由美国的全国教育与经济研究中心主席马克·塔克(Marc S.Tucker)主编,对上海、芬兰、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五个被认为教育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做了详细的分析与解读,旨在从美国教育研究者的角度回答如何在世界上现存的教育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优的教育系统的问题。2014年3月,马克·塔克先生到访华东师范大学,该校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教授柯政先生与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访谈中,塔克介绍了《超越上海: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的创作背景,以及上海在基础教育方面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

走班制课程设计的三个基本问题

新高考之后,走班制教学成为很多学校的新常态.走班制作为一种课程管理制度,必然会涉及三个基本问题：什么知识对学生最有价值,怎么分配这些知识,以及怎么编排这些知识.只要抓住这三个问题,设计什么样的走班制或者怎么设计走班制,就会有一个基本的框架,也就有了灵魂和理念.

综合素质评价的难与易

一 鉴于教育界有用新概念表达旧东西的习惯，面对新概念，我总是问自己：“现在说的这东话，以前我们有吗？”那么，综合素质评价，我们之前有没有呢？在我看来，我们一直都是有的。比如绝大多数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会对学生的诸如道德水平、合作能力、探究精神等素质进行考察评价，并通过评语、编排座位（比如会避免把几个道德水平相对差的学生放在一起，或者故意放在一起）、分组（比如会有意把具有不同素质特长的人搀杂在一起）等方式体现出来。

对校本教研的认识和理解：兼议嵊州逸夫小学校本教研机制的设计思路

校本教研是一个老话题。自新中国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几乎所有学校都有各种各样的校本教研制度和活动。追溯近些年的文献可以发现，有关校本教研的文章可谓举不胜举。很多好的、新奇的做法和理念，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但实事求是地说，能够踏踏实实把校本教研做好的还不是很多。本文则是试图从一个全程参与浙江省嵊州逸夫小学校本教研机制的设计和实施的校外人员的视角，来阐述我们对校本教研的理解和认识。

对教育功能的不同想象——综合素质评价政策争论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分析

大家关注教育公平，担心农村学生因为综合素质评价而在升学上处于不利地位，其实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那就是认为教育的最重要功能在于筛选，而综合素质评价政策是希望通过评价来引导学校、教师和家长更多地关注学生在非学术能力方面的能力素质发展。这是两种不同的教育功能观。不同群体在一些基本教育问题上所持有的社会情绪和认知不同，是许多综合素质评价政策争论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