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软法与民间法的耦合与界分

软法位于民间法与硬法的分界面,而对法的应然、实然和必然的范畴切分构成硬法、软法和民间法的基本语境与逻辑基础。软法与民间法的耦合与界分主要以是否经过国家认可为分水岭。促进民间法向软法的转化是法治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现代法律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基本途径。

法制伦理学论纲

法制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中国现实存在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模式,其基本任务是在对传统道德扬弃的基础上改造人们对道德的片面认识与依赖,建立合乎法制理性的新型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模式,其基本研究方法是以西方法理学方法批判和剖析伦理道德,探讨道德改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为我国新时期的立法活动和执法活动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法理渊源和基础性法律原则。

论我国刑事法庭的布局改革——基于场域理论的视角

刑事法庭布局作为建筑内空间布局的一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是法治文化的物质形态。作为纠问式诉讼的展示场所,我国刑事法庭布局是一种囊括了审判者与被审判者关系、权威压制关系、烦琐程序规则的抽象场域,这一场域的布局无法容纳诉讼各方的平等博弈关系,并且与诉讼法学界流行的当事人主义或抗辩式诉讼的基本理念相冲突,更为严重的是隔离了社会良知、降解了社会公众对刑事审判的理解与信任。在场域理论视角下,我国刑事法庭布局应该借鉴英美法系法庭布局的经验,朝着体现抗辩式诉讼理念、细化刑事审判过程中的社会分工、引进社会良知、有利于陪审员独立表达建议的方向发展,从封闭空间走向开敞空间,最终实现诉讼各方的平等博弈、法官中立,从而形成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的理想格局。

论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默契——对一起“不予行政许可案”的法社会学“凝视”

政府对门头牌匾的行政许可以民间协议为前置条件,这是国家制定法与民间私人协议默契合作的一个新范例。作为一个创新的行政指导模型,其主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具有作为公民参与下之“善法”的优良品质;通过在国家意志和公民意志之间建立双向互动、共同决定的价值整合平台促进社会和谐;促进并提高了公民对其权利实现的实际操作能力;同时也可以有效减少行政管理成本、帮助政府减少抗法事件的产生。这种制度设计成功地克服了经济学中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该模型对其他类似行政许可事项有全国性参照和指导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的软法之治

法治政府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目前的中国正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承受着经济转型、分配不公、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管理创新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今日的中国,社会变革日新月异,转型犹未完成,各种矛盾叠加变织,社会建设和管理任务之重,挑战之大,难度之高,史无前例。但遗憾的是,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法治政府建设还有许多空白点无人涉及,社会管理创新尚处于起步阶段。为此,本刊汇集了相关文章成此专题,从五个全新视角,论述了法治政府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诸多内涵,以期抛砖引玉。

论废除供述证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的采信和认定不仅对于查清案件事实、案件的判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关乎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目前我国的证据制度中存在些许问题亟待解决,面对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现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这一证据种类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值得认真反思。文章从经济学维度、国际法维度、国内法维度、实践经验维度、个案实证维度和沉默权维度六个方面阐述了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不予认定,从立法层面上排除供述证据,更多地通过认定其他客观存在的证据进行案件事实的判断。以此,从源头上切断刑讯逼供的根源需求,从而实现减少乃至防止刑讯逼供的出现频率,为刑事案件的公正审判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对1675年布尔尼事件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公元1675年,清王朝外藩蒙古察哈尔旗的布尔尼亲王作为蒙古大汗后裔,不甘屈从于清朝的统治,起兵反清失败,导致了北元政权及其余部的彻底覆灭和清王朝中央政权的扩张与巩固。通过平叛,年轻的康熙皇帝不仅获得了对漠南和漠北两大蒙古区域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也为日后实施“以夷制夷”政策,借助蒙古部落强大的作战能力征服西域和西藏奠定了基础。

试论财产形态单证化

本文对传统民法理论中的财产概念进行了新的认识和界定 ,提出了将财产划分为事实上的财产和法律上的财产两大形态的全新观点 ,并设想建立“在实际领域运行事实财产 ,在法律领域运行法律财产”的二元化财产运行模型。

论法学教育新模式——校园庭审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校园庭审作为一种新型法学教育模式,与传统意义上"模拟法庭"教育的主要区别是从拟态教育模式转向"拟态+现实"教育模式。这一模式使得法律的教育对象从法律的效力对象扩展到法律的非效力对象,实现了法学职业教育从拟态环境教育到现实环境教育的转化,型构出一种新型的法学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教育模式的表达式是:S教师(职业教师+职业法官)—O教材(教科书+法典+现实审判)—R学生(课堂听讲者+职业模拟者+庭审旁听者),这一新型教育模式的型构对法学高等教育提出了"重点培养学生法律再发现能力"的客观要求。同时,这种新型法学教育模式促进了司法制度与法学教育制度的深度契合。

重构法的价值基准

将"人的权利"作为学界公认的法律价值基准,其本身存在着法的目的与其二元论哲学基础的背反。在权利本位学说主导下,传统法的价值基准决定了法律的伦理基础是利己主义的,而以人类自私为正当性的法律价值基准实际上是人类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21世纪构建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秩序的要求必然导致法律价值基准从"人权本位"向"生命本位"的转移与重构。在新的法律价值基准中,人的权利不再是对其他生命权利的排斥,而是对其他生命权利的包容和支持,人将构成其他生命在法律权利方面的代言人。

为什么说“高空抛物连坐”是恶法

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再次恢复连坐制度，使我们对“族刑连坐”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现象有了一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认识。

安乐死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安乐死若干法律问题思考梁剑兵安乐死不仅是一个医学和伦理学问题，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也是一个法律问题。目前在这个重大课题上的种种争论，以及理性与情感、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历史传统与现代精神、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意向与行动、人造与非人道、作为与不作为等等...

试论传宗接代

严格地说,传宗接代并非科学概念,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对于这种社会现象,现在往往有两种认识:或认为传宗接代为封建宗法制度之遗迹或产物,是一种陈旧而腐朽的、应予清除的观念;或认为它只是属于一个姓氏或家族范围内的私务,关乎一家一族的兴衰承继,与国家社会无甚关系,自应顺其自然为好。其实这两种认识都是对传宗接代的误解,因为传宗接代乃是一种带有历史性的社会存在,自有其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过程,它不因人的意志规定而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生死观念评判

中国传统文化生死观念评判梁剑兵死是唯一可与生并论的主题，它充满了生命的张力与表现力，是丰富而又生动的，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提示。没有它，生命就不完善了，也显不出人生的悲喜。本文试图从文化与观念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衍生与发展过程中的生死...

城乡二元中国的法治背景和前景 评朱苏力新作《道路通向城市》

用意识流式样的文学语言恣意叙述关于法治和法律的学术，似乎是朱苏力教授的一个爱好和习惯。这一点，在他最新出版的作品《道路通向城市》里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我不得不相信他在考入北大法学院的时候原本就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文学青年了。

对转型时期中国法学的提问——兼评苏力《也许正在发生》

在“法学的科学性”研究中,法学的自给自足问题和语境问题应该成为转型时期中国法学研究的基本学术问题,对此问题的求解将促进法学独立品格的形成和现实主义转向。中国的法学研究应当是自给自足的,同时中国法学研究的产品必须在符合现实语境的条件下传播才是正当的和有效的。对转型时期中国法学进行提问代表着法律学术的自我审判和自我重建精神。

论司法大众化、司法民主化与人民陪审团——与周永坤教授商榷

民主司法本来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环境下以民主机制对抗和克服人治社会中"法官独裁"与罪刑擅断的有力武器。大力推动司法民主化进程是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举措。从基本的逻辑思维角度出发,司法大众化是司法民主化的必然表现,而司法民主化则是司法大众化的必然内涵和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