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国时期太湖县清明会会产及其功能——以朱氏所藏契约文书为主要资料

清至民国时期,安庆地区民间契约有一些涉及清明会的文献,颇具研究价值。在安庆市太湖县天华镇大山村所发现的契约文书中,有清明会账簿、清明会抄契及该家族的族谱,涉及清明会的渊源、会产类型、会产来源及功能等内容。清明会会产主要可分为会田、会山,来源渠道主要是资金购买、族人捐赠、经营流转等方式。会产的筹措和经营,使清明会得以稳定发挥其祭祀功能、教化功能及社会治理功能。

民国时期香菇栽培“沃泔法”新探

关于历史上“沃泔法”在香菇栽培中的运用,学术界的看法不一致。相关史料揭示,民国时期(1912—1949年)多地香菇栽培仍采用了沃泔法,这是对此前沃泔法栽培香菇技术的传承。结合“泔水”在其他作物种植中具有提供养分的作用,可以认为,“沃泔法”是能够促进香菇生长的实践技术经验积累,民国时期香菇栽培过程中不存在米泔浇淋步骤的观点不完全符合事实。

清代皖南平原圩田发展考略

Dike paddy field was the main mod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in in the south of Anhui province.Because of the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south shore region of Yangtze river,the dike paddy field in the south of Anhui province developed greatly,testified by the expanding of the new dike paddy field,improvement of the old dike paddy field and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 the dike paddy field management.

明代皖南平原的圩田与农业生产

洪武时期,旧有圩田得到迅速恢复;建文至正德期间,圩田有较明显的发展,扩大了耕地面积,富豪围垦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圩田发展与蓄水防洪的矛盾已经凸显;嘉靖以后,水灾呈现加剧的趋势,除固有的自然因素的原因外,过度围垦、民人渔利、修防低效等社会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圩田的治理有新的进展。圩田在皖南平原农业生产上具有重要作用。

皖江地区水利文化遗产及其开发

水利文化遗产是皖江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成分。为了充分认识和发掘皖江地区水利文化遗产资源,探索其开发和保护方法,对皖江地区圩田景观、水利遗址、水利技术、水利民俗展开了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皖江地区水利文化遗产开发的相关建议:与文化资源保护相结合,与生态旅游发展相结合,与弘扬地方文化相结合。

明清时期徽州水灾与徽州社会

徽州地处山区,易遭水旱灾害。水灾以明后期至清代为严重,清代中期大规模山地开垦造成植被破坏,导致水灾的破坏力更大,从而对徽州社会产生多方面影响。水灾冲毁农民房屋和田地,威胁农民的生存,并损毁大量公共设施。徽州山洪频发,致使泥沙俱下,受冲击田亩被泥沙覆盖,对当地农业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针对"砂积田亩"问题,地方社会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探讨水灾对明清徽州社会的影响,可以深化对徽州地方社会某些问题的认识。

契约与民生: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之反思

明代以来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棚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制约下,此类经济活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徽州农村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地方和国家的利益。虽然清代徽州民间和官方采取了不同措施以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但棚民开发在清代却长期存在。文章从契约和民生的角度分析认为,政府对契约法律效率的承认,百姓的生存以及谋利的需要,是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难以驱禁的两大重要原因。

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和虎害多有记载。面对虎患,人们采取了即时性捕杀措施;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官方采取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伦理性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等的重视和推崇,但从史料中也可看出唐宋以后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与虎类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有关。

清代徽州玉米经济新探——以文书资料为中心

现有关于徽州棚民的研究大多注意到棚民垦殖玉米对当地生态的破坏以及地方社会的禁止性措施,但难见对清代徽州玉米经济实态的系统考察,对文书资料利用也很少。资料显示,在清代徽州农村社会,玉米种植并没有做到令行禁止,玉米实物租大量出现,反映出民众对玉米这一粮食种类的认可。清代徽州玉米垦殖收益的分配方式颇为多样,一些山主通过出租山场可获得大量玉米实物收益。此外,清代徽州地区玉米种植虽然对山地生态有所破坏,但也有促进林木种植的一面,这在以往研究中未受到关注。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灌溉水利的发展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并且,该地区河流易盈易涸,塘堰易于冲击、淤塞。面对这不利的自然条件,徽州地区的灌溉水利有明显的发展,体现在塘堰灌溉工程数量的增多、塘额的大幅度扩大、对旧有塘堰工程的修治、对水资源利用的扩大与改进等方面。

风水观念与基层秩序——对明清皖南禁矿事件的考察

明清时期皖南采矿行为导致了诸多影响,比如对地方传统风水文化信仰的挑战,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地方性冲突事件等。在明清时期的皖南地区,风水信仰深入人心,采矿行动对当地龙脉及风水造成了严重破坏,地方乡绅对此难以容忍,但他们在寻求政府对禁矿事宜的支持时,还着重强调采矿会威胁地方社会治安及赋税征收。在风水受到破坏及基层秩序受到威胁的理由面前,政府往往对地方乡绅的禁矿建议予以支持。对皖南禁矿事件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乡绅在维持地方性传统风水观念中的重要作用,也显示出地方政府在治理乡民过程中对乡绅力量的高度重视。

民国时期徽州交通网络的多元格局及评价

为了改变徽州地区交通闭塞的局面,民国时期徽州地区积极发展公路建设,但公路运输并不占主导地位。公路建成后,徽州与区内外的水路运输仍然很重要,徽州境内的传统石板路状况及承担的功能依然如故。这种多元格局的交通网络的状况,使得徽州对外输出商品的运费高昂的状况基本上没有变化。并且,部分囿于徽州山地陡峻的自然特点,徽州地区所修建公路自身也存在质量不佳、易受山水冲击等弱点。此外,徽州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抵御日军进攻,政府多次下令拆毁公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徽州公路建设对徽州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宜高估。至于徽州公路建设对徽州本地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对徽州习尚的改变及人员联系加强等方面。伴随着公路的建成,江浙等繁华都市来黄山旅游或经商的人日益增加,也把江浙的习尚带到了徽州地区。

明清时期徽州的水碓业

此前,学界对于传统时期水碓业的研究相当有限。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广泛收集包括民间文书在内的各类文献,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水碓业加以探讨。重点分析水碓的作用、交易以及管理等诸侧面的问题,从中可见,水碓在徽州当地农产品加工以及农民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水碓的出卖、典当,还起到了缓解农民经济困窘状况的作用。不过,水碓业的蓬勃发展,有时也与水运航道、农业灌溉存在着一定的冲突。

清代皖南圩田的发展及地方官吏的作用

圩田是清代皖南平原土地开发的主要模式。随着江南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对粮食需求的扩大,清代皖南地区圩田开发有明显发展,突出表现为新圩的扩展,旧圩的修缮和圩田治理技术的进步。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官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局限性。

近代皖江地区农业的变迁

面对近代市场竞争环境,皖江地区农业变迁存在积极因素。文章论述了近代皖江地区农业变迁情况,这些包括:商品化的发展,传统精耕细作技术的成熟,水稻亩产量的提高,圩田的扩展,农业的面向市场。

清代皖南平原水稻亩产量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明清时期皖南平原的水稻亩产量呈现上升的趋势,根据对多种资料的综合分析,本文对明清时期的水稻单产进行了初步的估算。皖南平原的水稻亩产量估算结果是:明代3.2市石/市亩左右,清代3.6市石/市亩左右。清代皖南平原水稻亩产量的上升可以从生产技术的改进、劳动力使用的增加、肥料投入的增加等三方面得到体现,但资本投入的匮乏是水稻单产提高的重要制约。它给我们的现实启发是,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对粮食单产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申报》中近代徽州商人负面形象及解读

学界对明清徽商的研究很深入,但对近代关注不多。《申报》对近代徽商的形象多有报道,学界利用很少。文章对《申报》中关于徽商的报道作仔细检阅,指出《申报》对徽商负面形象的报道主要包括徽商诚信之缺失,徽商娶妾、烟赌问题的严重等。徽商负面形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文本载体特点、经营艰难、唯利是图风气、热衷奢侈性消费及徽州本地陋俗等因素。

明清徽州林木盗砍事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考察

现有关于徽州林木的研究大多注意到徽州山林经营、林木保护及地方社会应对等问题,但难见对明清徽州林木盗砍现象及原因的系统考察,对文书资料利用也很少。系统梳理了契约文书资料后,揭示了徽州文书对林木盗砍现象及原因研究的独特价值。资料显示,在明清徽州的农村社会,林木盗砍对农家经济、生态环境有深远影响,其原因值得深思。明清徽州林木盗砍既有人口激增的背景,也与人口流动趋于频繁有关,并且,在明清时期徽州逐利民俗的大背景下,徽州人的贪图小利以及棍徒横行等因素也加重了徽州林木盗砍现象。这些问题在以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关注。

明清以来皖南圩田发展分析

明清时期皖南圩田在数量上呈现增加的趋势,近代圩田有明显扩展趋势。明清近代圩田治理中财政支持的乏力是其突出问题。与之对比,建国以来,政府在圩田发展及治理中的投入很大,有力地保障了粮食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