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

魏晋南北朝盛行的禅代模式有其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思想背景,其模式虽称革命而实质禅让,故可名为"禅让革命"。这一模式上承先秦、秦汉关于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传统的讨论,修正和组合了其所寓义涵,将之外化为一套高度程式化的禅代仪节,以此确认了公天下让贤原理在家天下时期的适用性,肯定了顺天而应人的革命大义为禅代辩护的价值,统一了其间关系和王朝易代的合法性理据。这就在圣王不再、纲常已立的时代,明确了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行途径,尽其所能地解决了对王朝体制发展来说至为关键的易代合法性的论证难题,应当视为古代政治文明的历史性进步。由于其具体论证过程仍面临着民意难定而天心莫测的困境,此期又不断倾向于以合乎古圣王治道的政教更张举措,来一体证成其易代上应天命而下合民意,因而使得整个模式的演化,呈现了从偏于禅让因循向较重革命改制过渡的态势。

唐仕途结构述要

本文以汉以来有关变化的背景，讨论了吏道和科举在唐代所具有的新的地位和性质，以及其它各种仕途的相应分化和调整。这些事态体现了自汉至唐文官选拔制度的转折及其长远的影响。本文旨在更切实际地揭示我国古代诸仕途的结构关系。

“法律儒家化”与魏晋以来的“制定法运动”

自汉魏之际到盛唐这四百余年的法制史上,出现了一个连绵不绝和逐浪高涨地强调制定法(法典)作用和地位,而后又迅速消退衰落的历史运动。本文以此为背景,围绕着"为什么制定法运动开启于魏晋时期"的问题,集中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对于当时《律》、《令》形态进化、法典在司法过程中作用和地位强化的影响。重新审视了"法律儒家化"命题的内涵和背景;分析了魏晋时期把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准则及相关理念贯穿于《律》、《令》,由此推动其体例较之秦汉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史实;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所据古文经学的形态,及其甚有利于制定法理念和实践不断展开的性质;明确了当时修撰礼典与制订《律》、《令》相互关联,遂使制定法运动与法律儒家化进程得以相伴扩展的趋势。

“官吏之别”及“官吏关系”的若干历史问题

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官"、"吏"区别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面貌,讨论了在将此视为当今基层公务人员履职和生存状态的某种渊源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文中指出:魏晋以来官、吏关系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一个过渡区间的两次重要变迁";从中可见历代"官"、"吏"界线具有较大幅宽和弹性,又为区别化管理划出了必要边界。其总趋势则是两者从身份鸿沟深刻走向界线松弛,并通过以往吏职成批上升为官职和确保吏员上升为官之途,不断加强了其间的相通性。这就使明清吏员的生态,仍在朝廷统官而官员统吏的框架下呈现了可控性,具有区别、限制和上升、流动相互衔接、协调的一系列特点。总之古、今基层公务人员之况既有可比之处,又因时代和体制有别,使相似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症结和解决途径。

汉—唐诸卿沿革发微

研讨自汉至唐中央政治体制的发展过程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角度:着眼于新制的长出,这是三省次第出现和发展,终于形成以三省六部为骨架的体制的过程;而着眼于旧制的退化,这也是秦汉的公卿体制逐步衰落衍变的过程。本文即大体从《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列诸卿的演变着眼,掇其职司性质之沿革,从而发汉唐间新旧体制交替之幽微。至若该时期官制的梗概,凡前人论述已多者则一并从简;另涉该时期政制深化的社会原因之类,

伯2819号残卷所载公式令对于研究唐代政制的价值

伯2819号文书所载为唐代有关公文程式的法律,故其尽管残缺,却既为我们提供了当时部分公文格式的规范,又是唐代有关制度的仅存的原始记录。,在全部关于公文格式的敦煌汉文卷子中,伯2819号文书是最为权威而典型的一份。因此,如果我们不限于一般化的征引,而是充分考虑到其法律的性质,由此来抉发它对唐代政制研究的价值,那么,这项工作必将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伯2819号残卷所存唐代公文程式共六式,有字94行。内关、牒、符和制授告身四式首尾俱全,其余移式缺前文,奏授告身式缺后文。

证圣元年敕与南北朝至唐代的旌表孝义之制——兼论S.1344号敦煌残卷的定名问题

旌表孝义是体现古代中国基本伦理和核心价值的政治举措,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影响。现今已愈显稀罕、甚至需要售票游览的一座座古孝义牌坊,其中蕴含的历史内涵正在迅速流失之中,残存的也要比这些木石架构更加破落潦倒。不过在一种秩序走向衰微,而另一种秩序又总是一潮一潮翻卷而来的世变之中,维系以往秩序的各种机制,特别是礼制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其不断法律化和社会化的进程,及其曾对无论高贵还是卑贱者生活和行为的共同约束或升华,大抵都会被朝野上下重新挖掘、重新澄清、重新强调;与之相伴的,则必是各种堪称伪滥的复古举措、复古兴造、复古讲礼行径,令人在似乎看见道德和信仰的曙光时,又不免倍感沮丧而喟然长叹世风之日下。

北魏天兴“律令”的性质和形态

北魏开国建制之际所定天兴"律令",是北魏一代律令体制发展演变的起点。无论是从当时立法的中心任务、现实基础,还是从历史传统及其遗痕流绪等方面来看,天兴"律令"的性质和形态均深受汉代"律令"体制和"律令"观的影响,而相当不同于魏晋以来定型的《律》、《令》。天兴《律》、《令》很可能均为科条诏令集,并不具有制定法形态,其《律》当是取汉"旁章"之体以为"正律",《令》则补充《律》文和规范各项制度。天兴以来"律"、"令"的发展演变,是一个逐渐向魏晋以来定型的《律》、《令》体制靠拢的过程。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立法研究——以《贞观式》有无之悬疑为中心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立法,所颁行的是《律》、《令》、《格》,但并不包括《贞观式》和《留司格》,以《旧唐书·刑法志》为典型的一组史料之所以发生贞观已有"《留司格》一卷"和"《式》三十三篇"的错误,是因为它们依据的是一个夹注混为正文的《国史》文本。两《唐书·刑法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册府元龟·刑法部》等处关于贞观十一年与《律》、《令》、《格》一起颁行了《式》的记载,都存在着因其所据文本有误而倒错了开元与贞观时代的问题,是断然无法成立的。正由于此,《唐会要》述当时只施行了《律》、《令》、《格》而不及于《式》,《唐六典》关于"皇朝"之《格》始于贞观而《式》则始于永徽的记叙,就更显其准确而值得采信了。贞观十一年确未制行过《式》,但以"式"来指称某些规范的习惯和对各种诏令的审定编纂,则出现了新的趋向,《永徽式》的制定和《律》、《令》、《格》、《式》并行体系的诞生,即是承此发展的结果。

六朝浙东人文与“浙东唐诗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是在六朝浙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尤其是与此期浙东的一系列人文积累分不开的。会稽侨、旧士族名士的活动、浙东地志及山水记咏之作、道教、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及其与儒学、玄学的交流,即代表了这种发展和积累的一些重要方面。正是由于这些方面诸多事态的相互关联和综合作用,奠定了唐以前浙东地区特有的若干人文特点和优势,渲染并放大了浙东山水及诸多名胜的举国声誉,从而吸引了深受六朝文化影响的唐代诗人纷纷前来探幽览胜。这就为"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合理的解释。

古代东北亚民族关系的若干问题

中国古代的东北地区以大兴安岭为视角点,其东部为肃慎族系,西部为东胡族系,中间为难以交通和垦殖的松嫩平原,故两大族系多向南发展,对南部的秽貊族系造成压力,此为小型的倒品字结构;另外,东北以西则是强盛的草原各族,它与东北各族系以及南部的华夏-汉人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倒品字结构,正是在这种结构中,各方势力互相作用,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古代历史的面貌。

中古史研究

主持人语:曾几何时,有关王朝正统地位或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已成中古史界的重要话题。从最为基本的层面来看,这里面既包含了对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高度关注,也包含了对古今中外委任统治权问题的观照和思考。考虑到百年以来政治史研究屡经改弦更张,以及近四十年来制度史逐渐成为政治史中心的态势,这是一个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我倾向于认此为政治史回归至其应有位置,也是对之研究真正开始实事求是的积极进展。

关于学术继承与发展——“魏晋史研究·学术与人生”栏目建设高层论坛开幕辞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魏晋史研究·学术与人生＂栏目建设高层论坛此刻开幕了。值此新朋老友共同聚首许昌学院,一起纪念前辈学者,总结相关学术心得之际,我谨代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全体同仁,向前来共预此盛的各位先生和同仁,表示热烈欢迎!

魏晋至唐道教师徒与道观的教学功能

魏晋至唐道教师徒和道观在教学过程中,既承载宗教职业学校的教学功能,注重经义、经典和科戒仪规等宗教知识的传承、修行和信仰培养,又担负俗间官私学校的教学功能,留意大量世俗知识和处世技能的研修和传承。在此期知识阶层的各种养成渠道中,就培养规模、传授知识门类和提高全社会文化水平的作用而言,道观都堪称是不亚于俗间官私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至隋唐的寺院之学及其教学活动

魏晋至隋唐佛教寺院的教育活动包括寺院启蒙教育、讲经、高僧聚徒授学,以及译场中与佛经翻译相连的知识习得和研讨活动,呈现了宗教与世俗知识创造、传播和服务功能密切结合的状态,故可将寺院之学视为此期一种新兴的特殊形态的学校。此期佛教寺院学既具有鲜明的宗教功能和特点,又具有独特而重要的社会功能,并与世俗社会中的各种教育活动存在着共性。其教育方式深受世俗学校的影响,尤其是与民间职业学校和师徒见习活动存在着相似之处;在教育内容上则包括了多种世俗知识和技能,覆盖了从启蒙初阶到进修深造的各个阶段;在教育对象上,除寺院僧徒外,更有大量俗间信众获益于寺院讲经和高僧的聚徒授学。在此认识基础上,考虑到魏晋以来寺院数量迅速增加,由寺院学培养的僧众数量和受其影响的俗间信众数量益趋庞大,又由于寺院学所具宗教功能,尤其是佛教中国化过程对"众生平等"等理念的传播,无论是对寺院学在此期整个知识传承体系中的地位,还是对其在门阀制度逐渐瓦解和民族融合不断推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均有必要进一步对之加以重视和研究。

六朝建康城研究的新阶段

经过深入有序的筹备,＂六朝建康城,东方大都会＂国际高层论坛,今日已顺利开幕。我谨代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向主办这次会议的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向会议的承办方六朝博物馆、南京六朝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局,及会议协办方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编辑部表示热烈的祝贺!

江东的文化自信——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六朝研究”专栏

江东的文化自信，确凿说来，当树立于东晋。其间理致，一一可寻。而追溯其源，吴灭之后，陆机、陆云兄弟入洛，与上国人士交接往还，才润绝伦足与颉抗，尤于沦及故国兴亡、南北优劣之际，在在而露其维护江东文化之自觉，足与后来亡国入北之颜、庾渚人言论相征。可见孙吴时期，实为江东文化自信趋于树立之枢纽。即就学术而言，虞翻之《易》学、韦曜之史学、二陆之文学，非惟独步一地，且足擅胜天下。

北魏常爽学馆性质考

北魏常爽学馆历来多被视为私家学馆,其馆规模甚大,招收众多贵游子弟,且教学严厉。本文认为作为亡国之余的常爽,生计颇为艰难,在当时严令禁立私学的情势下,难以开办这样一家私人学馆。常爽学馆是在中书学已获得长足发展后,太武帝提振城东太学学业的产物,学馆所处位置也与太学相合,具有太学性质。西晋以降太学体制发生变动,南朝太学更是出现了诸馆并置的格局,馆主在教学和管理上有较大自主性,常爽学馆很有可能是北魏当时的太学亦已数馆并置的体现。对常爽学馆性质的辨析,不仅可见北魏前期国学的演变过程,而且可以帮助理解有魏一代文教与政治特殊紧密的关联。

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国古代史研究也经历了学科的重建、论域的扩展、方法的更新、议题的转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日渐扩大的社会影响。近四十年来的古代史研究以断代史的形式展开,几乎在每一个知识点上都获得了新的认识,但这些进展似乎又未形成新的整体性认识,甚至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如何评估近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总成绩,成为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协同相关单位于2018年底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亲历古代史研究四十年发展的代表性学者,对这一段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与展望,以期助力古史研究的“再出发”。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是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