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学实践风格的理论诠释——兼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孕育

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

中国成文法的起源

中国成文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罪名与刑名二项合一,二是具有法典或准法典的特征,这两个特点是习惯法与成文法的分水岭。至于说“公布”,它只能说明法律实施时的方式和程序,而不能决定成文法的实质内容。我们应以中国成文法的确切概念作为判断成文法起源的标准。根据现存中国古代法其中的有关记载,作者通过分析认为,中国的成文法诞生于战国而起源于春秋。

中国的法治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新时代,我们要注意避免法治建设中的"西化"思想倾向,同时要慎重而合理地对待法治发展中的道德合理性;要树立法治类型学的思维,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中国法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一种"构造主义"的发展模式,它对中国法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推动型法治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忽略了中国自身的传统元素,遮蔽了民间社会的法治功能,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实践性法治发展观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要求,它有着多方面的理论支撑,实现了法治思维方式的变革。

寻找最初的“法”──对古“法”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

“”字是古人对“法”这一社会现象的真实记录。古“法”字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水”原于远古禁忌和流放；“”即蚩尤皋陶，是世代执掌军事和司法之职的部族的图腾；“去”是原子争讼的证据制度，由“弓”和“矢”二字构成。“去”与“夷”字字义正相反，“夷”是弓、矢相符，“去”是弓、矢相背。甲骨文中有“”字，至西周金文而产生古“法”字。商末箕子发明了“明夷”即证据制度，这是“法”字含有“去”字的原因。由此可证，古“法”字当在箕子之后、西周初期形成。古“法”字的结构和本义，为我们今天探讨“法”的起源及其特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变革、继承与法的演进：对“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法文化考察

上世纪40年代,瞿同祖先生系统提出"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70年代后,由于秦简、汉简等新史料的出现,学术界对该命题的某些具体观点提出不同见解。伦理主义和混合法是中华法系的两大基本特征并且始终一以贯之。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是对古代法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战国秦代的法家集团,在清算宗法贵族制度推行"集权法治"的同时,完成了局部的"纳礼入律"。西汉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巩固特别是儒学被奉为正宗学术,古代法律开始儒家化进程,这一进程是全方位的。在学术思想上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的儒法一统化;在司法职业训练上表现为儒学律学化或律学经学化;在刑事立法上表现为宗法礼制的逐渐成文法化;在法律样式上表现为儒家提倡的混合法理论逐渐社会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成因

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方式是古代中华民族的主要社会实践活动方式,具有稳定、内向和封闭的特点。宗法家族式的社会组织成为基本细胞,并形成一整套以“礼”为形式的宗法家族制度。政治模式是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宗法伦理观念经过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居于支配地位。自然经济、宗法社会、专制王权和伦理道德这四个方面从总体上制约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使其以维护君权和族权为特征、具有成文法与判例制度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从而独具伦理主义精神。

移植与枯萎——个人本位法律观在中国的命运

一、古老的盐碱地:没有“个人”的人群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是集体本位。它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家本位(西周、春秋)。其基本精神是“礼治”,即以宗法等级观念作为治国的根本和法律规范的直接渊源。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私有制发展不充分,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无力啄破氏族的血缘外壳。当国家形成时,宗法血缘纽带不仅没有被清除,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膨胀起来,获得更高的政治价值——划分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标准和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权利再分配的尺度。即使是在西周,与其说是按地域来划分居民,勿宁说是按血缘来确定阶级。这就决定了国家政权形式——宗法贵族政体。在这个政体下。

中国“混合法”引论

"混合法"是中国法律文化的内在传统,它作为一种内在的传统深刻地影响并塑造着中国古代社会乃至现代社会的法律实践活动。中国的"混合法"根植于古典社会的生活实践活动,表现在古文字系统、思想价值、法律规范和人法并重的治理方略之中。它不仅是一种实际的历史存在,而且延续至今依然表现着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当代世界法律文化日益走向融合之际,"混合法"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显得更为突出。

“混合法”——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近代历程,是从1902年沈家本主持修律活动为起点的。以沈家本为代表的一代法律家,出于收回“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民族义气,出于对先进法律文化成果的景仰,面对守旧势力的围攻阻碍,勇敢地拉开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幕布,开启了向欧洲大陆法系一边倒的风气。在三权分立、立法至尊的理论指引下。

寻找最初的礼——对礼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

礼起源于对战胜之神玉琮的崇拜,礼生成于战斗之舞旄舞的仪式规则,礼奠基于两性与婚姻生活的禁忌,礼最终完善于宗法贵族式的政权模式。

法家的师承：出乎儒而返乎儒

探讨法家师承关系应当从宏观的法律文化视野入手。法家的产生、发展与儒家具有不解之缘。其脉络即由孔子、子思、子夏,乃至李悝、慎到、吴起、商鞅,再由荀子、韩非、李斯及至吴公、贾谊、董仲舒。此间,《春秋》学起着重要作用。这个师承链条,既是法家思想的沿革史,又是儒家思想的演化史。及至荀子、董仲舒,先秦儒家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涅槃,法家思想则被融入新儒家思想体系当中,儒法两家共同缔造了古代正宗学术。法家精神始终未退出历史舞台,以法治国的精神,守法尽职的职业法家群体,始终在古代法律实践活动中宣示着自己的存在。

“仁”的起源、本质特征及其对中华法系的影响

"仁"是先秦最重要的哲学观念。从人从二的"仁"字,最早见于甲骨文。但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甲骨文无"仁"字。其中,最具关键性的意见是认为"仁"字形右侧之"二"实为"卜兆次数"。但根据卜辞序数刻写的规律和习惯,此说是值得商榷的。金文中的"仁"字,见于西周晚期的《夷伯夷簋器铭》、春秋早期的《鲁伯俞父簋铭》、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铜器铭文,其结构形态可谓一脉相传。"仁"源于东夷风俗。"仁"的本质特征是"相人耦"(人相偶)即人与人相互对应匹配。周人在殷人"相人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德"的观念。孔子则将"人相偶"提升为"人己和"的新道德。自此"仁"升华为君子必备的优秀品质和美好社会的理想。"仁"在血缘群体中体现为"孝悌",在超血缘群体中体现为"忠恕"。"仁"所具有的对偶式思维模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实践活动施以巨大影响,成为推动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的精神杠杆。

从“箕子明夷”到“听其有矢”——对《周易》“明夷”的法文化解读

"明"即辨别、验证,"夷"即弓矢的合文,表示弓、矢上面的符号一致。"明夷"即"验证弓矢"。弓矢是东夷民族发明的工具和武器。弓矢是论功行赏论罪行罚和确认战利品归属的重要凭据,也是确定猎获物所有权和损害赔偿责任的重要依据。古"灋"字中的"去"由弓矢二字构成,表示弓、矢上面的符号不一致。"明夷"与《洪范》九畴之"明用稽疑"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明夷"或即"明疑。"这种方法由于曾经被殷末箕子所提倡或坚持而与其名字联在一起。西周金文"灋"字的产生与"明夷"制度有关。"灋"字标志着古代法律由神判法(独角兽廌)向人判法(重视证据)的过渡。

中国古代的法学、律学、吏学和谳学

开场白:从《四库全书·子部·法家类》说起在传统的重礼轻法、重德轻刑观念的影响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编辑《史部·政书类·法令》、《职官类·官箴》、《子部·法家类》时,是极为“吝啬”的。主编纪昀在《政书类·法令之属》按语中说:“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概而已,不求备也。”故仅录《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二部。而《子部·法家类》也仅录23种。这种指导方针对于中国古代法史文献的保存和研究无疑是不利的。但是《子部·法家类》对法史文献的选择,又是颇具匠心的。大体上录有四类:一是私人学术著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遗产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遗产武树臣具有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经过生生不已、艰苦卓绝的奋斗，为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也包括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国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具有“不得不然”的历史“合理性...

中华法律文化精神中的六个重要传统

法律文化是地域性、民族性的知识和经验组成的体系。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应当从古代法律传统中汲取营养。中华法律文化成果中有六个传统和精神值得总结和借鉴:一是国家政体上的共和传统,二是国家管理上的贤哲传统,三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吏治传统,四是司法上忠于法律的"劲士"传统,五是注重法律实践经验总结和研究的法学传统,六是法律样式上的"混合法"传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评判

法律文化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礼治·判例法”、“法治·成文法”、“礼法合治·混合法”三个主要阶段,其糟粕是“亲亲”、“尊尊”的差异性精神和“重狱轻讼”的专制主义色彩,但也包括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神论精神,“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以及日臻纯熟的法律艺术等精华部分。为促进我国当今的法律文化建设,应当在努力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科学地借鉴“混合法”样式。这样,有助于开创我国新时期法律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地域文化与先秦法律思想的主旋律

先秦(春秋战国)法律思想的主旋律是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对立与融合。这一过程可以从鲁国文化、晋国文化、齐国文化的文化传统及其外部联系来描述。春秋战国时期,鲁、晋文化曾经发生整体对立,但亦存在局部重叠。战国末期,荀子在吸收融合鲁、晋文化的基础上提出齐学体系,从理论上完成了儒法合流、礼法统一。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框架就是在齐学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

“直文化”与“隐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

“隐文化”和“直文化”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是父系家族和部落联盟的一对产物。西周、春秋时代是“隐文化”的鼎盛期,与此同时,“直文化”也逐渐发展起来,两者在战国时发生冲突。在此后的封建时代两者逐渐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隐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父权为核心的宗法家族秩序;“直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王权为核心的集权式社会秩序,它们的观念表现分别是礼治和法治。两者殊途同归,共同为中国古代法律从野蛮走向文明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