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康有为、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为考察中心

在促成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近代今文经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斥古文经为伪经,提出孔子作"六经"说,不但动摇了传统经学的根基,而且对史学的近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崔适不但扩大了古文伪经的范围,促使经书权威进一步动摇,而且采取由经及史的研究方法,直接开启了由经学而史学的转向;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梁启超和夏曾佑,则是真正受今文学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开创近代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氏《新史学》初步构建起了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而夏氏《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新式通史。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其中魏与西晋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朝的民族关系则是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夷夏之辨上,魏与西晋汉族思想家的夷夏观明显偏激、落后,以蔑视少数民族、鼓吹"戎晋不杂"论的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而南北朝时期则是南北方政权都以正统自居,斥对方为僭伪;而在这种相互争正统的政治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

汉代的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

汉代的民族交往,主要是指汉政权与边地各少数民族政权间的交往,也包括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与四邻各少数民族的民间往来;而民族交往的结果,则是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其中汉匈和战,导致了匈奴的衰落和分裂,促进了南匈奴的内附和逐渐汉化;汉通西域,将西域从此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西域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汉与西羌的交往,促进了西羌的内迁和民族融合;汉与东北各族的交往,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和东北各族的汉化;汉"和集百越"与设郡统治,促进了百越地区的社会进步和越人汉化;汉开发西南夷与设郡统治,则促进了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西南夷因仰慕汉德而内附和归化的愿望。毫无疑问,汉朝的民族交往,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形成了中国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基础,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

汉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汉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对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推进作用。其中,体现在史学家历史撰述与经学家历史理论中的政治统绪认同意识,与汉政权合法性的论证紧密相连;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以神化君权、强化纲纪为思想内容的社会等级制度之汉代国家制度认同意识,蕴含于汉代维护封建制度理论的构建之中;继承并且发展了先秦儒家以礼义文化分辨夷夏的汉代夷夏之辨,表现出了浓厚的礼义文化认同意识,体现了汉代民族关系与民族观念的发展。

“三统”说与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

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个体大思精的历史交易学说体系，它内蕴了“三统”、“三道”、“四法”、“三等”等诸多学说。从表述形式而言，“三统”说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而从内蕴实质而言，“三统”说则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它突出表述的思想是“继乱世者其道变”，并以此说明汉承周、秦之弊而需更化的必要性。

五德终始说与汉代史学的正统观念

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说,包括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两个系统。作为一种解释王朝更替和历史变易的学说,五德终始说对于秦汉时期的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五德终始说提出的古史系统和内蕴的经世意识与正统观念,则对于以司马迁和班固为代表的汉代史学的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代史学构建的古史系统所蕴含的正统观念,以及以《汉书》为代表的中国正统史学的出现,与五德终始历史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求真”理念

从客观的历史,到书写的历史,历史编纂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中国史学的发达,举世无俦,而历史编纂学的发达,则是中国史学发达最集中的体现。因此,在史学理论高度发展,人们对历史认识之特点的理论探讨不断深入的今天,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收相关的理论成果,在世界历史编纂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之发生、发展及嬗变的历史进行动态的系统的梳理,对其所蕴涵编纂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的发掘与整理,无论是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认识的深入,还是对我们今天的史学建设,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本期刊发的这组专题论文,首先就历史编纂与求真的问题,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价值,期望能对发掘、继承中国历史编纂学传统有所贡献。

两汉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两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正史的创立时期。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这两部正史的民族史撰述,明显体现了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代特点。从历史编纂而言,两书都重视将民族史撰述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整体来加以把握,肯定少数民族对维护大一统政治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大一统视野;从民族观念而言,两书的民族认同思想不尽相同,《史记》不斤斤于夷夏之别,肯定华夷各族同源共祖的思想尤为进步,而《汉书》的"异内外"和"德化四夷"的思想则较为正统,却都有助于人们对汉代民族关系的认识和加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朱熹的历史观及其易学思维特征

朱熹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其易学见解紧密相连。他从“《易》穷则变”演绎出自己的历史变易理论;他从气运“一盛一衰又一盛”的阴阳循环变易规律,导出人类社会“一治一乱又一治”的历史循环理论;他从形而上去看待阴阳变易,不承认阴阳之理本身能变易,从而推衍出三纲五常亘古亘今万世“定位不易”论。

刘向灾异论旨趣探微——兼论刘向、刘歆灾异论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

灾异论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之重要表述形式之一 ,这一理论内蕴的基本旨趣则是反对外戚势力 ,捍卫刘氏正统。刘向之子、经学家刘歆也好言灾异 ,但他的灾异论不反外戚 ,正统观念淡薄 ,言灾异而鲜与政治历史相结合 ,与其父的灾异论旨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论“通经致用”的经学传统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通经致用"一直是作为一种中心观念和核心价值被加以标榜和提倡的。"通经致用"有"内圣"与"外王"两条路径,前者主要是指个人的儒家道德修养,后者则是指用经术经世干政。自汉朝经学兴起至清末经学式微,随着时代政治的不断变化,经学的"通经致用"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汪高鑫一注重史论，是朱熹史学的一大特色。在《朱子语类》中，集中专论历代和当代史实的就有１０多卷，还有大量的史论散见于各卷之中，他和他的学生赵师渊共同成就俏《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其实也是一部以议论为主的史书，其中的“目”就是对“纲”...

刘歆五德终始说与班固史学

刘歆创立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用以解说王朝更替与新朝的合法性。其五德相生说以木德伏羲作为＂百王先＂,由此构建了一套帝王系统;以伏羲为＂百王祖＂,大力宣扬了古文经学＂圣王同祖＂的思想;以火德汉朝上继木德周朝,视秦朝为闰朝,由此开启了以＂五德＂言正闰的先河。刘歆的五德终始说对于班固史学有重要影响,《汉书》的《律历志》、《郊祀志》、《高帝纪》、《叙传》等篇详细载录了刘歆的五德相生说;《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构建的自伏羲至刘汉的帝王系统,并且具体贯彻到志、表等的写作当中;《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宣扬的＂汉为尧后＂的思想,为刘邦建汉提供了合法依据;《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以＂五德＂言正统的思想,由此确定了历代正史以＂五德＂言正闰的做法,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