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凉山彝族传统婚姻长期延续的原因

彝族先民进入阶级社会后,在婚姻形态上形成了等级内婚、民族内婚、家支外婚、姑舅表婚以及转房婚等特点;在明清彝族社会的急剧变革中,改流相对彻底并有大量汉族移民进入的滇黔地区逐渐打破其原来的婚姻传统,而凉山彝族地区却由于家支制度、宗教力量、习惯法等传统势力以及商品经济不发达、彝汉矛盾尖锐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或制约,其传统婚姻的特点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民主改革后才逐渐淡化。

瑞丽傣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与民族认同

正确的民族认同能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的自我认同和凝聚力,也是民族个体拥有健康心理和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前提。作为瑞丽傣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机构及职能部门,需要加强对当地傣族青少年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指导,唤起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并肩负起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任。同时培养他们熟练掌握自然科学知识,正确看待各民族文化,增强跨文化和跨民族交际能力,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这些措施对于加强地处边疆的瑞丽傣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向心力,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和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苗疆开辟与苗疆社会的重建——以雍乾时期黔东南土司设置为视野

康熙末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袭占拉萨、危害川滇,西南边疆局势岌岌可危。为巩固边防,维系湖广经黔入滇道的畅达,清廷采取了开辟黔东南苗疆"生界"之策。但在开辟过程中,由于经营未得善策,引发了黔东南苗民大起义,危害了清廷在西南的统治。面对如此之局面,清廷直接任用当地征苗有功者、或土人为土司,以代理朝廷实施间接统治,这一经营策略,由于能兼容苗疆实情与清朝的治边理念,为西南边疆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试论瑞丽傣族的多元发展

瑞丽傣族位于云南西部边陲,与缅甸掸族虽属不同的国籍,但共同的族源、文化习俗、地缘并没有因政治身份的改变而中断彼此之间的联系,在某种场景下甚至会加强。情感的趋同与利益和实惠的理性选择,使他们在族源认同和国家认同上存在张力。因此,通过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扩大教育投入、完善利益诉求机制、坚持宗教独立自办原则等方式,培养瑞丽傣族的民族认同,不仅能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能激发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和认同,从而培育健全的政治身份意识和国家意识。

明清时期土司国家认同——以滇西陇川宣抚司为视角

陇川宣抚司置于明朝正统九年,为滇西众土司之一,自首任宣抚使恭项始,至多永安结束,历时500余年。其间该土司认真履行朝贡义务,臣属王朝国家的统治并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地位;担负着守土戍边的职责,为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疆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缴纳税收以及维护国家颁发的印信号纸,遵从国家的至高权威;积极学习和吸纳王朝国家的主流文化,体现出较强的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这种不以国家投入力度大小而改变国家认同的例子,对今天的边疆治理和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红河县旅游开发与哈尼族族文化保护

红河县是云南省南部一个哈尼族占绝对多数的边疆县,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哈尼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旅游业大力发展的今天,红河县以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但作为其旅游开发主体的政府和人民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该保护民族文化,尤其是妥善处理好旅游开发与哈尼族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清代至民国云南豆类规模种植及其原因探析——兼及本土知识的价值

地处云贵高原西段的云南省在清代至民国年间,除了北回归线以南的滇南地区外,其余地方均种植豆类作物,尤其是滇中和滇西地区,是为豆类的主要产地,构成当地的大宗农产品之一,远销外省乃至东南亚诸国。究其原因,除了作为粮食和蔬菜作物的重要补充以及供给牲畜饲料外,与政府的积极鼓励、通商口岸促成的经济刺激,以及各族居民在豆类种植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知识密切相关。故深入其探讨,对丰富农业经济史和农业科技史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论禄余、撒加伯领导的反元斗争

元至顺元年至三年,乌撒土官禄余和罗罗斯土官撒加伯领导的反元斗争,是继蛇节反元之后又一次由彝族上层领导的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的反元斗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元朝中期以后,统治阶级极端腐朽,社会黑暗,各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断掀起反抗的浪潮。另一方面,则是彝族封建领主制扩展势力与中央王朝地主制扩大统治区域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致使双方兵戎相见。

吐蕃与南诏的和战及影响

吐蕃和南诏是唐朝初期建立于王朝西部和西南部的两个地方民族政权,他们根据自身的利益,通过接触、结盟和对抗等和与战的方式发展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经济上促进了双方经贸和贡赐的发展,政治上加强了南诏对吐蕃政治制度的吸收和借鉴,文化上增进了彼此间的交流,民族关系上推动了滇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多元发展。

清初吴三桂云贵改流再探

由于吴三桂叛明降清、镇压农民起义、追剿南明永历帝、后又举兵反清而备受谴责,致使学界对其清初在云贵地区改土归流的评价,多持否定态度。然而检索这一时期的相关史料发现,吴三桂此次改流不仅打击了利用土司力量反清的南明永历政权,解除了西南地区的肘腋之患,而且还从战略高度遏制了蒙古势力试图南下联合土司重建王朝统治的意图,从而有效地巩固了清朝的西南边防,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一部专著与一个专门学科——读《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

首次接触中国“土司学”及其理论创建者成臻铭先生,是他在土司研究领域的论文。在研究中,我荣幸拜读成先生近作《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一书(以下简称《研究》)。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全书近七十万字,不仅体量庞大而且卷帙浩繁。这是成先生提出“土司学”概念及其理论建构以来,锁定历史时期西南边疆土司制度运行的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属于中国土司学界又一重大学术事件,堪称中国“土司学”殿堂里的扛鼎之作。

关于滇川黔相邻地区彝族婚姻研究的文献综述

婚姻是社会演进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映了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明代以来,位于滇川黔相邻地区的彝族群体,由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其婚姻在保持传统特点的同时又向前发展,不仅对西南政局、本民族内部还是当地其他民族的关系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而研究这一时期彝族的婚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小乘佛教在傣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向我国边境地区的推进,地处东盟前沿的云南省德宏、西双版纳等地也由原来的政治军事前沿一跃而为对外开放的门户。然而当人们享受着物质文化带来的欢愉时,作为其民族符号标志的佛教文化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使傣族佛教文化获得合法性与认同感,并致力将其中的优秀成分转化成具有意义的文化价值,找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环境。

明代至民国时期彝族上层联姻对彝族自身的影响

自明代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对彝族地区统治的深入和改土归流的不断推进,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地区的人口结构、阶级结构和经济结构,进而使当地彝族的日常生活行为、风俗习惯等方面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改流相对彻底地区的彝族上层逐渐出现跨等级通婚及民族之间相互通婚现象,打破了传统的婚姻制度,而在改流不彻底的边远山区和川滇凉山地区却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婚姻特点,即等级内婚、民族内婚、氏族外婚和转房婚,这种传统与变易的并存对彝族自身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云南编年史之力作——评述《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

袁嘉谷先生的《云南大事记》即《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是云南历史上最系统、最全面、最完整的编年史大作。它不仅推进了云南地方史的研究,还体现了袁先生求真求实、治学严谨的治学方法。本文以编写地方编年史的角度,从内容与体例、资料及其处理、治学方法、主线、爱乡之情等方面对该书作一简要评述。

明清时期社会变迁背景下滇西地方治理——以邓川州傣族阿氏土司为中心

明清数百年间,滇西地区因国家制度和地方基层治理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位于洱海北部的邓川州极具代表性。明初,威远州傣族土酋阿氏因立功而授邓川土知府职,作为非本地人,阿氏首先通过扩大联姻网络,不仅得到故地土司的援助,还获得了周边各族土司和当地豪强的支持,稳固了在邓川的政治统治基础。此外,滇西地区开发较早,加之明朝大量汉族的进入,以儒学为基础塑造文化身份变得异常活跃,阿氏通过建构历史记忆,实现了文化身份的转变,加强了在当地的文化统治基础。邓川州境农业发达,又形成了以土司为总理,各阶层和各民族相互协作的高效运作体系,强化了土司在当地的经济核心地位。这种治理方式既有西南民族地区的共性,也形成了滇西地方治理的特色。

明清时期彝族土司凤(那)氏联姻关系研究

彝族土司凤氏与那氏一脉相承,在明清时期云南社会的急剧变革中,其联姻特点在保持传统的民族内婚和等级内婚的同时,逐渐跨出原来的界限,出现族际联姻和跨等级联姻,这种传统与变异的矛盾发展,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起点的若干思考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人数最多、遍布范围最广泛的汉族,整个华夏领域还分布着55个少数民族。华夏不仅孕育着56个民族的形成,同时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与汉族这个"多数民族"相较,55个少数民族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增色不少,本文将具体探析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问题。

元代入湖广道的开通对云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元朝时期的云南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由于通往内地交通的设置和开通,不仅使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而且还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增进了云南地方民族的向心力,结束了500多年的分裂局面,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