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中政府制度供给滞后问题探究——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转变与重构并不同步,制度体系建设和完善的速度往往落后于平台发展状况,其典型表现是政府制度供给滞后。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对这一问题的本质与现实原因进行探究。在本质上,政府制度供给滞后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调整优化的过程在现实经济层面的反映,是制度变迁的一个环节,是规制者和被规制者互动博弈过程中产生的“制度非均衡”状态。在现实原因上,平台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内生特性、政府对制度安排的综合考虑过程以及平台企业和其他利益攸关者的参与共同导致了政府制度供给滞后。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构建起以政府为主导,平台企业、消费者、劳动者等利益攸关者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综合运用好规制与监管手段,提升治理效能;第二,平台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承担相应的自我规制职能,形成政府规制与产业自我规制协调互动的规制与监管体系;第三,其他利益攸关者需要共同参与,形成社会监管合力。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生成发展的五重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实际,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是在理论、历史、文化、实践和情感五重逻辑共同作用下的原创性理论表达。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满足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依托青年时期的基层经历、一以贯之的人民情怀和扎实深厚的理论素养,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为指导,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我们党历届领导人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相关思想雏形,形成和发展了一系列共同富裕新论述。聚集生成理路展开系统考察和论析,能够有效提升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实践效能,对于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等,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蕴。

政府还是市场：后危机时代金融规制与监管体系的重构

要辩证看待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角色和作用,政府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扮演"无为之手"的角色;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要避免政府从"扶持之手"变成"掠夺之手"。作为转型经济体的中国,由于实践惯性、思维惯性以及利益惯性这三方面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要重构中国金融规制与监管体系,面对的不是西方国家不断强化政府规制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断放松规制的问题。

制度建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制度建设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制度建设应该涵盖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执行三个方面,三者缺一不可。产权是正式制度建设的核心。在对正规经济活动提供有效法律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通过不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遵守正规法律制度的成本,将大量非正规经济活动纳入正式制度保护的范围;道德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要敢于向旧习惯说不,向潜规则叫板;要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与法治宽容相结合。由于路径依赖、利益集团以及政府自身转型等因素的存在,决定了制度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机理分析

政府近十余年以来动用四万多亿社会公共资金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的国有性质及其寡头经营格局和巨额利差的存在,是国有商业银行履行应有社会责任的现实基础和前提。作为对改革成本支付者的一种利益补偿机制,国有商业银行应该承担起为社会公众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以及通过向政府上缴红利的方式让社会各阶层共享银行业改革成果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由于有问题银行的负外部性,国有商业银行还要切实承担起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职责。国有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将外生性道义责任压力转化为企业的内生性要求,转化为国有商业银行一种自觉、自愿和自律的责任行动。

管制、规制与监管：一个文献综述

对西方规制理论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初步界定了管制、规制与监管的区别，并探讨了其对我国建立完善政府规制体系的借鉴意义。

道路自信与中国模式话语权

目前,对于中国模式这一问题的探索,其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外国学者手中。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我们争夺中国模式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渐进转型过程中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或者借口中国发展模式还未定型为由而不敢轻言"中国模式";同样,在"树未大已招风"的条件下,"中国威胁论"、"中国国际责任论"也不可能因为不提"中国模式"而自动趋于消失。国内学者应该增强学术研究的自觉和自信,勇于争夺中国模式的国际话语权,这既是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职责。

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与资本市场规制

有效市场假说作为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基石,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基础上的。本文从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初步探讨了有效市场假说的局限性,由此引出政府通过强制性信息披露机制对资本市场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对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和完善的政策启示。

论中国股票市场规制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及其化解

在经历长达5年的低迷格局之后短暂繁荣不到2年的中国股票市场重又陷入困境。要挽救中国股市的困境,要防止美国式金融危机在中国的发生,政府不能再沿用传统的控制股票上市规模、降低印花税、推动更多资金入市等权宜之计来缓解中国股市目前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而应该在充分认识中国股票市场现行规制体系制度性缺陷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完善中国股票市场制度性基础设施来促进其规范和健康发展。

政府适度退出、投资者信心重构与中国股市困局化解

股市的持续低迷又一如既往地引来了一片救市的呼声,但作者的研究认为,在利好消息密集的情况下,中国股市之所以保持低迷困局,既非源于宏观经济的不景气,也非源于投资者的非理性,而是源于政府对股市高度集权的过度规制所致。这不仅会弱化券商和交易所的自我规制功能,造成政府角色的错位与越位以及政府利好刺激政策的边际效用递减,更会导致寻租现象盛行,从而大大侵蚀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实现政府的适度退出,重塑投资者信心,是化解当前中国股市困局的不二选择。

大学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思政课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供给主体的教师,必须考虑当代大学生的现实需要,从真正意义上使思想政治教育"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能高高在上、悬浮在空中,只有落地生根,学生才会愿意去接受和亲近。以学生为中心,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

论转轨时期中国规制型政府的构建

本文系统探讨了西方规制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所经历的从“看不见的手”、“扶持之手”到“掠夺之手”的三个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股票市场规制为例探讨了这些理论对于转轨时期中国规制型政府构建的有益启示。

我国股票市场的自我规制、政府规制及其特殊性

在西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的政府规制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然而，在系统研究西方学者关于股票市场规制及其发展轨迹后发现，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股票市场规制的演化路径不能因循西方发达国家强化规制的趋势，而应通过改革不断放松规制，将政府手中过于集中的规制资源坚定不移地下放给市场和交易所等自我规制组织，建立起我国股票市场政府规制和自我规制的良性互动局面，共同推动我国股票市场的规范和发展。

知识经济离中国到底还有多远?——兼论中国的选择

本文从中国人均ＧＤＰ水平、产业结构现状及人力资源状况三方面客观分析了知识经济对中国提出的严峻挑战。

转型期我国股票市场规制目标的选择

"为国有企业筹资、推动国民经济增长"这一政府股票市场规制的目标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监管当局应该将"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作为股票市场规制的核心目标,以进一步推进中国股票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保护投资者利益是股票市场政府规制目标的核心。造成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保护机制缺失的制度性基础在于政府一身兼三职的制度安排,即政府既是国有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的实际或者变相的终极所有者,又是投资者利益的守护神,同时也是证券市场的规制与监管者。

命运共同体与证券交易所的产业自我规制

随着交易所组织形式从会员制向公司制的转变及其跨国并购浪潮,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人们对于西方建立在交易所自我规制基础之上的规制和监管体系的质疑越来越多。缺乏对产业自我规制的应有关注是这场有关金融服务业规制改革大辩论的一大重要疏忽。在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对于"命运共同体"以及政府规制与监管的必要性有了深刻感知,这使得交易所自我规制面临的卡特尔问题、执行问题有所弱化,而对于在所难免的利益冲突问题,则可通过政府对自我规制组织的严格监管和加强国际合作予以解决。证券交易所的自我规制依然是一国金融市场规制和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正确看待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面对中国持续 2 0多年的高速增长 ,国际国内的学者们展开了一场针峰相对的辩论 ,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观点 ,国人应冷静判断我国所处的位置 ,既不要自我膨胀 ,也不要妄自菲薄。

论我国的资本抽逃及其政策选择

持续近两年之久的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未能在中国肆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对国际收支中的资本项目实行了严格的外汇管制,在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金融防火墙”。然而,与此同时我国还存在着资本抽逃的严峻现实。这一现实从反面证实了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资本抽逃的情况到底如何?政府应作何种政策选择?这些问题无不受到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和广大投资者普遍关注。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汇率并轨与国民经济发展

汇率并轨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前途，本文分析了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至今，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国内物价、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等国民经济主要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