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运行机理与价值拓展——基于浙江省小古城村“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调查分析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实践属性鲜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态的重要特征,但已有研究对其缺乏实证分析。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众人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探索党建统领基层民主协商,采用“四议六步”协商工作法,持续推进村民增收致富、美丽乡村建设、乡风文明营造工作,完整地呈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结构要素和“以民主促民生”的运行机理。该实践将发展民主政治与改善民生目标统一起来,以民主的制度、程序、方法、手段和力量来解决民生难题,以民生问题的解决来巩固、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为中国特色民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现实案例和理论支持。

建构数字包容体系:实现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策略选择

随着网络技术的升级和数字乡村的发展,如何在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保障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成为学术界不可回避的研究议题。本研究旨在引入数字包容理论,通过分析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被社会排斥的具体领域,从而总结因此带来的权利侵害,并试图设计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包容体系。研究发现,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包容实践包括技术接入与使用、公平参与社会活动、重点关注弱势群体、积极破除社会壁垒和主动消减数字鸿沟,其运作机理体现为培育知识素养是前提基础,提升治理能力是关键要点,激发参与机制是核心环节,营造和谐环境是重要保障。因此,未来需要从构建包容性政策框架、重视包容性技术应用、保证数字包容权利、提高包容普惠效益等方面进行优化,最终实现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能力贫困的内生原因与解决对策——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探讨

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能力贫困是数字时代不可规避的现实问题,也是阻碍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引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尝试深入剖析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能力贫困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当前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能力贫困体现为教育知识能力的偏差、获取信息能力的缺乏、风险应对能力的脆弱和自主发展能力的低下,并呈现整体连片性、代际传递性、能力脆弱性、贫困多维性、问题持续性的特点。上述问题受个体异质、家庭关系、社会氛围、制度政策等多要素影响,实则反映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不足、经济条件受限、社会机会缺乏、透明性保证不高、防护性保障不足的根本原因。为提升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未来需拓展社会参与渠道、强化资源共享配置、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促进信息公开透明、维护底层民众权益,最终实现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数字乡村标准化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标准化治理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当前在国家标准化治理指引下,各地区数字乡村标准化治理遵循着强化统筹规划、统一运营管理、应用同质技术、聚焦试点项目、产生数字鸿沟的运作逻辑,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与此同时,由于标准化治理过于强调统一的发展模式、同质性的发展手段,数字乡村标准化治理也面临着供给与需求错配、数量与质量不协调、开发与运营相脱节、治理与服务不匹配、发展与提升难持续等诸多问题。对此,数字乡村标准化治理及乡村高质量发展应结合不同乡村类型的发展需求,选择与当地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的建设模式。故而,未来数字乡村标准化治理应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通过增强制度建设系统性、聚焦个性化场景开发、营造适配性文化氛围、倡导因地制宜型规划来实现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摆脱数字乡村标准化治理面临的困境,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乡村弱势群体的数字服务权益保障

保障乡村弱势群体公平享受数字服务权益是值得研究的重点议题。研究以数字服务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对象、主体、内容、方式、保障五个维度出发,构建数字服务保障乡村弱势群体权益的发展路径。当前数字服务遵循服务弱势群体、政社企协同参与、个性化多元化服务、保障服务质量、发展性制度建设的实践逻辑,反映了数字服务提升数字素养、赋能技术交互、设计应用场景、协同多元主体、完善政策配套的内在机理。然而数字服务保障乡村弱势群体权益也存在对象定位不明确、主体结构不合理、内容应用不丰富、方式创新不健全、保障机制不充分的现实困境。为此,未来应通过明确对象定位、达成主体结构、完善内容应用、促进方式创新、健全保障机制等手段保障乡村弱势群体的权益,从而真正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民主与效能的平衡: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乡村治理的创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调研“三农”工作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工作时,就提出了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服务好“三农”等重要指导性要求,并嘱托“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十几年来,杭州市余杭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

主体自觉培育:推动数字弱势群体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在数字乡村战略持续推进的过程中,部分村民受技术不均衡传导、社会分化作用、主体性缺失的影响,遭到了数字服务的排斥并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进而成为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这迫切需要学术界进行重点关注。引入主体自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提出乡村数字弱势群体主体自觉培育的实践做法包括理念自觉、认同自觉、合作自觉和责任自觉,其反映了集体精神塑造、合作机制构建、组织协同支持和行动规则引导的机理逻辑。尽管如此,当前乡村数字弱势群体主体自觉培育正面临着政策制度不完善、场域文化不清晰、资源整合不充分、组织结构不健全、主体导向不明确等现实困境,不利于数字乡村的绩效提升。基于此,未来需要通过健全政策制度、夯实文化基础、增强关键要素、完善组织结构、达成行动目标等方式助推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主体自觉培育,最终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样态与优化策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战略,在各项国家政策的引导支持下,地方政府为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在实践中将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重点落实。中心工作导向下的数字乡村建设在取得乡村振兴绩效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需要予以纠正的治理样态,呈现出重设施建设、轻运维管理,重技术应用、轻文化内涵,重试点项目、轻特色品牌,重速度推进、轻社会保障的治理问题。为促进中心工作导向下数字乡村建设绩效持续提升,需要重塑科学发展理念,重视社会资本参与,因地制宜地开展分类治理,建立健全科学监管机制。

数字鸿沟视角下的乡村弱势群体:多元需求与权利保障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如何保障乡村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将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现实绩效。从数字鸿沟的理论视角出发,乡村弱势群体议题研究可以聚焦于多元需求和权利保障两个方面。一方面,当前乡村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数字生活需求、数字生产需求、数字交往需求以及数字治理需求等方面,这是乡村弱势群体从内而外诉求的体现,旨在提升其满足感;另一方面,权利保障是通过政府赋能从外至内地维护乡村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权、政治参与权、文化教育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等。为弥合数字鸿沟,未来应不断消除数字歧视制度,构建多元支持体系;完善政府赋权机制,提升数字参与能力;增强村民数字素养,促进社会融入水平;倡导数字包容发展,助推社会质量提升。由此保障乡村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最终促进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乡村简约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简约治理成为应对乡村数字治理形式主义问题的关键路径。研究发现,数字乡村简约治理体现为实施科学管理、促进多元参与、建构内生秩序、提升治理能力和完善制度保障的实践逻辑,具有简洁高效、克制权力、包容发展与适度有效的价值优势。然而,当前数字乡村简约治理也面临着简约治理与正式治理的张力、简约治理与复杂治理的平衡、简约治理与科学治理的矛盾、简约治理与适度治理的冲突等现实困境。其原因在于简单化思维蔓延、主观能动性不充分、资源依赖现象严重、制度化支撑不足、形式主义问题凸显。因此,未来数字乡村简约治理应秉承科学管理思维、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建构内生发展秩序、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和健全政策制度规范,从而促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数字乡村战略实施的传播逻辑与优化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这为乡村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数字乡村战略作为特殊的传播本体,在下沉至各层级、地域、人群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效能。但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数字乡村战略的传播逻辑尚未得到较为完整的揭示。基于此,从传播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传播视角为衡量数字乡村发展质量提供了全新的尺度。通过从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四个角度分析数字乡村战略实施的传播内容与特征,从受众对象、重点方向、运作模式解释数字乡村战略实施的传播逻辑与机理,最终提出优化数字乡村战略实施的传播路径。

培育数字素养:保障乡村“数字弱势群体”权利的策略选择

数字乡村战略的全面推进客观上对公民的数字素养提出更高要求,而缺乏数字素养会使部分成员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成为“数字弱势群体”。因此,如何培育数字素养,对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加以保障,已成为数字时代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数字素养理论,当前乡村“数字弱势群体”培育数字素养遵循着营造空间载体、提供要素支撑、表达能力诉求、促进传播交流的运作逻辑。然而,培育数字素养并不能一蹴而就,仍面临着获取信息方式单一、开展数字互动交流短缺、数字内容呈现不够丰富、数字安全的思维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究其原因,是由于数字鸿沟持续扩大、数字信息的安全风险、社会刻板印象的存在和基础能力长期限制的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因此,未来需通过制定数字框架、吸纳社会资本、加强数字教育、研发技术设备、营造包容环境等策略培育乡村“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素养,从而保障乡村“数字弱势群体”在数字时代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技术赋能民主实践:数字政务平台价值实现的路径研究——以杭州1+X民意互动平台为例

数字技术为民主实践活动提供多种实现路径。数字政务平台通过搭建民主活动的新空间,开拓了民主实践新场域;赋予民主活动参与者新身份,建构民主实践新关系;重塑民主活动的新流程,生成了民主实践新理念。数字政务平台充分发挥技术优势,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可视化的民情搜集、可互动的主体协商、数据支撑公共决策、数媒联动多元监督,是技术赋能民主实践的有益探索。由于平台建设质量参差不齐、信息协调机制不畅、用户与议题范围有限、数字服务与创新能力不高等原因,数字政务平台民主应用潜能有待挖掘、民主实践效能仍需提升,要通过扩大民主实践主体、丰富民主实践形式、拓展民主实践范围、提高民主实践质量、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等手段,促进民主实践绩效的优化升级。

压力型体制下基层减负政策执行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珠三角M镇的调研分析

在中央提出“为基层减负”的背景下,不同地方政府显现出差异化的政策执行样态:既有一些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指示,着力解决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顽疾,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消极应对上级考核要求,以致中央减负政策执行难以达到预期。基于珠三角M镇调研发现:在压力型体制下,中央减负政策执行陷入任务分解与责任摊派的路径依赖困境,非但难以降低基层部门工作负担,反而致使其陷入遵照执行减负抑或主动加码的两难选择困境,甚至在完成减负指标之后,出现工作量超负荷弥补与报复性反弹迹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在减负前,需要破除科层制路径依赖,扎实推进减负政策;减负中,需要赋予基层自主裁量权,提升工作自主性;减负后,需要加强减负政策配套,形成减负长效机制,使中央减负政策落实到位,切实为基层减负。

数智治理视角下行政复议变革的实践逻辑与优化建议——以“浙里复议”数智应用为例

“浙里复议”数智应用是数智治理背景下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实践创新,通过双向赋能治理端和服务端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助于发挥行政复议便民为民、高效便捷的制度优势,以及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当前,“浙里复议”数智应用在遵循基础支撑体系、数据支撑体系、应用支撑体系、业务支撑体系和数智平台门户的实践做法基础上,反映了架构设计一体化、要素解码数字化、处置机制闭环化、业务流程智能化的逻辑机理。尽管如此,“浙里复议”数智应用依然存在顶层设计前瞻性不足、外部协同作用难以发挥、智能辅助应用缺乏、技术风险预案不足等困境。未来需要通过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强化数据共享对接、优化数字应用功能、强化安全风险管理等方面推进行政复议变革,最终提升“浙里复议”数智系统绩效,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是我国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五位一体重大战略的突出矛盾,也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研究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法,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失灵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认为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造成了目前农村环境污染的现实困境。分析发现:正是政府层面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监管职责;企业层面重视经济利润,轻视社会责任;农民层面重视生计诉求、轻视安全需求;城市层面突破政府管制,转嫁污染成本;环保组织力量资源有限,难以提供环保功能以及科研院校重视环保技术研发,轻视科技推广,才导致了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因此,只有明确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好各自的环保功能,真正构建起农村环境的共同治理体系,才能克服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博弈状态,进而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目标。研究结论表明:农村环境善治的内涵体现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参与、共同治理乡村环境问题.其主要特征为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其实质是在乡村环境治理中,构建起强国家和强社会的"双强"模式。通过构建这种"双强"模式使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达成利益均衡共识,彼此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环境的善治之道,以此彻底改变现在的乡村污染面貌,最终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生态良好农村战略构想。

精英培育、秩序重构与乡村复兴

无论是从历史视角下的士绅治理传统,还是现实视角下的村庄精英角色,抑或是理论视角下的"造村",实质是培育村庄精英,都表明村庄精英应成为我国乡村复兴的实践主体。村庄精英参与乡村复兴的方式尽管呈现出多元化、多渠道、客观性的特点,但其主要围绕积极竞选、示范引导、组织动员和资源整合四方面开展行动,并且取得了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培育乡村社会资本和保护乡村传统文化的治理绩效。当前,建立常态化的精英吸纳机制、提高村庄精英的生活待遇、努力做好精英回流工作、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现行教育体制是培育村庄精英、重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乡村复兴的主要路径。

合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善治的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治理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关键。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源于缺乏整体性的合作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体表现为:政府层面的角色错位和配套措施滞后、社会层面的力量薄弱和资源有限以及市场层面的企业自利性侵害环境公益性。提高生态环境的治理效果,可以尝试应用合作治理理论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的合作治理模式,以追求主体共存、生态共享、利益共荣为价值目标,最终取得生态环境善治的最佳绩效。

浙江省美丽乡村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美丽乡村建设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在论述了"美丽乡村"的概念和意义基础上,从治理之美、发展之美、和谐之美、生态之美和文化之美5个层面,选取24个代表性的指标构建了浙江省"美丽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方法对浙江省近7年(2008-2014年)的"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种成效在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等方面均有所表现。

村庄重建的实践逻辑与运作模式——以湖州市荻港村为例

在经历了长时间以乡村衰败为代价的激进城镇化进程后,近年来,有关村庄重建与农村发展的议题开始进入到政界、学界和新闻媒体界的视野。基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发展的背景,文章尝试提出了"村庄重建"的概念框架,并通过对湖州市荻港村田野调查所取得的资料为文本,对村庄重建的实践逻辑与运作模式进行了重点阐释。研究表明,荻港村重建的实践逻辑为资金缺乏与项目产业支持、组织涣散与换届选举、精神空虚与文化复兴、纠纷频发与治安维稳、环境污染与村庄整治;其重建的运作模式为经营乡村是基础,政府支持是关键,市场介入是催化剂。当前,荻港村重建的绩效已充分显现,具体包括农民权益的保障、政府合法性的提升、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以及美丽乡村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