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以马衡为中心的考察

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是近代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马衡对传统金石学的总结研究 ,以及对田野考古发掘的重视与参与 ,展现了他从一位金石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历程 ,说明传统金石学中孕育着近代考古学的因素。当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传入后 ,在罗振玉、王国维、马衡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完成了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 。

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

简帛的发现为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放马滩秦简记述死而复活的故事,当是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都接近于民间文学。敦煌马圈湾汉简里有韩朋夫妇故事的残简,体裁与赋有关,说明这一故事有着久远的渊源。

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后,新的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当时众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古史辨派。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偏于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

梁氏父子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

梁启超、梁思永父子对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梁启超在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总结传统金石学的成果方面具有开拓之功 ,并且关注田野发掘。梁思永则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有推进作用 ,尤其在龙山文化、安阳殷墟发掘报告的撰写上卓有建树。梁氏父子薪火相传 。

黄文弼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我国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 ,清代中后期达到极盛 ,二十世纪初年 ,利用敦煌、楼兰等地出土的文书、木简等新材料 ,又掀起了一股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黄文弼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并有所创新 ,他运用简牍新资料 ,结合文献记载 ,加上实地考察所得 ,对西北边疆史地中的一些问题 ,如高昌国历史、罗布泊位置、塔里木盆地南河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等作了详细考证 ,开创了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

抗战时期的中国考古学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最为艰难的阶段,不仅安阳殷墟田野发掘中断,而且研究工作也受到极大影响。尽管如此,中国考古学者除继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外,在研究上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其中尤以李济的殷墟陶器研究和董作宾所著《殷历谱》最为出色,成为困难时期学术界的典范之作。

陈梦家与汉简研究

陈梦家首次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汉简,即把简牍作为烽燧遗址的出土物,全面进行考察,《汉简缀述》是其代表作。此外,他对简牍形制学的探讨,不仅拓宽了简牍研究的内容,而且为简牍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

1 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文书档案记录了居延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劳利用丰富的汉简资料研究汉代的历史、地理等领域 ,不仅对居延汉简作了释文 ,而且在河西四郡设置年代、屯田、赋税及烽火制度研究 ,以及考察历来从文献资料上不得其详的边郡独特的制度 ,诸如烽燧、官制、戍卒等方面 ,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成为居延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

论范文澜先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第一编 )对先秦历史作了科学的分析 ,在殷周社会性质、民族关系的融和与发展、诸子百家思想的评价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 ,体现了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卓识。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 ,出土文物材料的增多 ,范文澜的某些结论不免有偏颇之处 ,如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及道家形成的时代等问题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兼谈与“二重证据法”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 ,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 ,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 ,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 ,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 ,博大精深 ,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 ,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 ,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 ,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 ,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2 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尤其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 ,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本文以郭沫若为考察中心,探讨了他利用考古新材料(甲骨文、青铜铭文),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所作的深入详细分析,其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我国甲骨文的古代社会研究领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开山之作,由此揭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考古学相结合的序幕。

丁文江与中国早期考古学

以 1 92 8年为界 ,中国考古学可分为科学与历史两个阶段。早期考古学带有明显的科学化色彩 ,这与丁文江领导的地质调查所密不可分。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 ,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坚实基础。同时 ,丁文江本人所具备的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知识 。

试论顾颉刚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运动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而作为领导者的顾颉刚也十分关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 ,尽管他的主要精力放在考辨古史、古书上 ,但对于推进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包括对考古学的重视、从事田野调查及鼓励发掘等 。

评《居延汉简通论》

简牍是中国古代书写甩的竹筒和木片,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甘肃以其重要的历史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自然环境成为我国发现和出土古代简牍的重要地区之一,已出土的简牍约占全国出土简牍的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其数量和价值在国内外学坛上均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秦代漕运初探

漕运是中国历史特有的一种现象 ,起源于先秦 ,消失于清末 ,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 ,都有重要的意义。秦代漕运主要是为军事征战服务的 ,特别是西北、西南地区的用兵 ,耗粮巨大 ,因此 ,秦政府重视道路的修建和粮仓的管理 ,以保证粮食充足而有效地运送。漕运的粮食来自关东和巴蜀两大产粮区 ,采用陆路和水运相结合的方式 ,所需劳动力则是征发民众 ,成了人民的沉重负担 ,也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

新考古学论纲

Neoarchaeology in America began in the 1950s, which challenged the traditional archaeology. Neoarehaeologists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on cultural ecology, used advanced scientific techniques such as computer and 14C dating, and applied new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study of archaeological data. This approach was a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