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讲好中国乡村故事的资源禀赋与可行路径

随着国际传播的下沉,乡村正以其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乡村历史文化,守望相助、与人为善的乡土社会关系,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和餐饮民宿,以及体验农业与沉浸式游戏等乡村新兴产业等资源禀赋,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和中国国际传播的研究高地。当前我国乡村对外传播面临渠道搭建、技能素养培育与体制机制建设迟滞、文化创新与交流互鉴意识缺失等问题,亟需以非语言文化意象、物质性媒介和数字化技术支撑的品牌传播内容,在文化接近性市场发力,浸润世界人民日常生活。讲好中国乡村故事,应以乡村为方法,以中国为田野,以全球为视角,为解决全球发展性难题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发现青年:回应当代乡村的现代化焦虑——以农村题材电影为分析对象

乡村与现代的缠绕是百年中国的内在焦虑。在“与古为新”的分析视角下,聚焦当代农村题材电影,发现虽然这种焦虑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征,但发现青年是农村题材电影一以贯之的选择,青年是弥合乡村与现代这一世纪难题的主体性力量。从革命青年到底层青年,再到返乡入乡青年,青年被各种话语和叙事所争夺。纵观百年,若青年、乡村与现代同频同轨、三维一体,则社会团结、百业待兴;若三者之间相互断裂、张力扩大,则城乡二元、“三农”问题愈演愈烈。在乡村振兴时代,党建、青年与群众会建立新的联结,最终实现“我们在一起”。

艺术乡建网络微视听内容的乡村形象建构研究

新媒体端的微视听内容是艺术乡建建构乡村形象的重要载体。对艺术乡建网络微视听内容进行积极话语分析发现,其多模态表达凸显乡村的自然、传统和发展机遇,以微观个体的品格转喻乡村的正面形象,在带给观众丰富的感官体验同时激发情感认同,同时在社会实践层面刻画了话语协商的过程和关系构建之愿景,折射出乡村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面貌。

“另类力量”的张力与收缩: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粉丝行动

“饭圈”是近年来饱受争议的青年文化现象,各类粉丝组织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力、行动力甚至战斗力,各种反转行为在网络中被不断发酵和热议。本文聚焦于饭圈行动如何由娱乐议题引发公共探讨,以及在行动过程中其组织性力量的变化及与主流文化的互动方式。研究发现,粉丝在维护偶像的行动中不断介入公共领域,甚至借助公权力来实现行动目的,与主流文化的传统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粉丝行动已突破了娱乐文化表达的领域,具备了形成自组织的能力,有潜力形成一种社会动员的民间机制。行动过程中一方面突破娱乐话语权,以正义为名介入公共领域,建构公共意义;另一方面,其行为动因和手段并不足以支撑其名义的公共性,又导致行动过程中公共性的消解与自我反噬。

乡村振兴中的网络视听力量

近年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入推进和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为乡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提供了强大支撑。在此背景下,网络视听成为推动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随着短视频、直播等内容形式广泛扩散至乡村,网络视听以文化内容、生产工具、基础设施的多维度属性深度参与到乡村的文化生产、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过程中,以文化振兴促进人才回流、产业创新、组织活跃和生态价值传递,赋能乡村“五位一体”全面振兴。与此同时,在网络视听传播逐渐走向系统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趋势下,资本、技术、文化、用户消费偏好等因素造成的乡村真实面貌被“遮蔽”、乡村群众媒介素养亟待提高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主体-空间-时间-实践”: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与方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文化尤为重要。当前媒体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讨论较多地聚焦于具体的文化形态,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与方向。本文提出乡村文化振兴在中观层面需要把握的四个原则,分别是:以农民为主体,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重新勾连历史与当代,超越职业化的文化实践;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出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空间-时间-实践”的四维框架,从而保证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主义方向。

人民性与组织化:20世纪下半叶民间戏曲兴衰的启示

20世纪末民间戏曲的衰微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现代媒介和社会转型。通过对华县皮影戏历时性民族志的考察可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中民间戏曲呈现出三次高潮,分别是1956年前后、1963年前后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可以把握和梳理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化发展的脉络。人民性与组织化是两条重要的线索,将艺人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组织、制度和机构等方面的保障,确保民间戏曲活动的繁荣,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求。人民性,即一切文艺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在人民性的要求下,历史与时代有了更好的融合共振,文艺工作者和农民一起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共和国未来文化的方向。

重建基层:县级融媒体中心实践的平台化和组织化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本文将之置于基层社会重建和媒介化政治的框架之下,提出"平台化"与"组织化"两个特点。所谓平台化,即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提供一个具有公共对话功能的平台,作为中介连接党和人民、政府和群众,统一于实践;所谓组织化,即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定位可以从宣传过渡到组织,致力于把民众组织起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在基层重建政府和人民的沟通机制,以及把民众组织起来是当代基层社会重建的两个重要的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其中,并可贡献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实践本身也是一种超越现行媒体逻辑和思维的新试探,可以为基层媒体运行打开新的路径。

新媒介与乡村:从科技兴农、媒介赋权到公共性重建

通过回顾和概括20世纪末以来乡村传播领域中的三种主流分析框架:科技兴农、媒介赋权与公共性重建,研究发现:ICT技术的创新扩散和科技兴农并不能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只有为农民赋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才能带动村庄的发展,然而遗憾的是,在数字鸿沟、城市话语霸权和技术/平台资本主义等多重压力之下,代表赋权希望的新媒介很难突破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格局。但是在媒介赋权还是减权的辩论中,却浮现出了新的线索,即公共性重建,村民们通过新媒体平台关注和参与村庄的政治生活,展开关于村庄公共事务和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这不仅彰显了农民的主体性和乡村的内生动力,体现了在巨大社会转型变迁面前,乡村社会的一种“压力-回应”能力,更是一种社会的重建与释放,当社会关系和结构变得破碎而脆弱的时候,需要以公共性为中介实现社会重新联结。

乡村传播的范式、内容与方向

乡村传播正日益成为显学。乡村传播主要有传播发展和社会人类学两种范式,前者主要表现为发展传播学、参与式传播、传播赋权、传播行动主义等,后者主要表现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媒介人类学,其中民族志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碰撞和融合成为新的方向。乡村传播的内容主要包括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传播活动、与群众文化相关的传播活动和与当代流行文化相关的传播活动。在重构中国传播学之声高涨的时代,乡村传播应当参与其中,借助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以及乡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为重构中国传播学的排头兵、突击队。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

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至今,默多克(Murdock)、席勒(Schiller)、赵月枝等学者将之推到高峰。如何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如何超越宏大叙述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及情感发生联系,成为今天面临的问题。本文探索传播政治经济学转型的一种可能性,即转向乡村;并分析这一命题是基于何种理论与实践背景提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又将如何参与乡村研究。

传播学底层研究的范式更迭与当代探索

底层是20世纪以来无法绕开的主题,但是20世纪末以来,底层作为问题重新进入国人视野。如何解决底层的问题?传播学参与其中,先后经历了"关注底层"范式和"底层发声"范式,前者通过大众媒介号召社会各界关注底层,并致力于底层的发展与现代化;后者通过媒介赋权,让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主体性诉求。文章提出"我们范式",即知识分子与底层群体,或者更为本质的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在新时期重新建立一种联结,联结即传播。

审时度势谋发展 媒体融合纵深行——县级媒体融合发展与加强基层主流舆论阵地建设论坛会议综述

8月18日,中国县级媒体融合发展与加强基层主流舆论阵地建设论坛在玉门市召开。中国记协、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领导,人民网、北京大学、暨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国内融媒体建设领域专家教授,以及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宣传、网信、广电、报社和国内率先发展融媒体的市县相关领导、嘉宾,共计100余人应邀参加论坛活动。本文根据与会嘉宾的主题演讲、对话交流,围绕县级媒体融合与基层主流舆论阵地建设、全国性媒体融合与县级媒体融合的关系、中国县级媒体融合的经验与模式、中国县级媒体融合的问题与出路、县级媒体融合与智慧城市、县级媒体融合与城市形象传播展开了学术研讨。

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建构与乡村实践

近年来,中国特色新闻学成为显学,理论体系日益完善,但乡村作为其重要的实践基础,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乡村新闻传播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传统和中国国情、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现代性意义上"再造中国"的伟大社会探索,理应被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视阈,进而形成一整套从乡村实践中提炼出的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内容、思路和方法。以新闻传播实践倒逼新闻理论,有助于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同时还能以新闻传播实践研究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流动、传播与社会——以集体化时期华县皮影艺人的传播实践为例

传播学者杜威认为传播建构了社会。本文回到历史语境之中,提出如何解读手艺人群体集体化时期的传播实践。他们通过介绍信和工分制的结合获得了流动的合法性,打开了集体化体制的一个缺口,对后来乡村的经济和社会阶层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从理论层面,本文分析了流动对于乡村的深刻意味,认为传播学应该具有参与社会建构的胸襟和关怀,而人的流动是其重要方式和手段。

社会主义与乡村: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点

近年来,站在中国新闻学百年和中国传播学四十年的新起点,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成为学界共识,那么,如何重构?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研究者们在学理层面的推断,还是20世纪的历史经验,都指向了社会主义与乡村,以之为起点,可以打开中国新闻传播学新的学术想象。

制度遗产与农村广场舞兴衰——基于江苏省R县的田野观察

学者们较多关注广场舞何以赢得那么多追随者,却很少关注农村广场舞队为什么频频解散。而解散之原因涉及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及其与历史遗产之勾连等一系列重要命题。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不平等的城乡关系中,农村广场舞及其舞者处境艰难。区别于普通农村社区,农场社区的广场舞队却发展独好,究其原因,农场的制度遗产为广场舞者提供了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稳定感,她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投身广场舞活动,不仅享受文化娱乐,更在积极寻求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价值实现感。因此,正视社会主义初期的制度遗产对当代农村文艺实践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可以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打开新的想象。

集体性与业余性:1949年以来浙江省缙云县婺剧实践的理论启示

沿着群众文化的线索,重新扎根历史,1949年以来浙江省缙云县农村婺剧发展的案例,体现出农村文艺实践中集体性和业余性的原则,其中还包含着社会主义想象,以及一种超越工资关系的生产关系和组织关系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实践中,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当下,仍处于进行时态,这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又具有了新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乡村人际关系和文化秩序的再生产——基于陕西关中庙会微信群的民族志考察

通过传统民族志和虚拟民族志两种研究方法及其多重互动,以陕西关中乡村庙会为研究对象,关注乡民在庙会组织中的精神建构和行动逻辑。乡民利用微信群生成新的社交和生活方式。庙会微信群有效阻拒了社交的幻化和自我迷失,将虚拟社交指向情感真切的现实交往,从而建构和改善了乡村的人际关系,传承创新着乡村文化符号体系,再生产了乡村文化秩序。乡民在庙会与微信群所织构的交往中还深刻体现出主体间性,这为乡民谋求自我全面发展开掘了渠道和方式,不断完成着现代人精神面貌和思想塑造,显示出乡村传统文化对社会变迁的推动力。

乡村文化变迁:阶段、维度与意义——以华县皮影为例探索民艺传承的内在困境

本文关注"非遗繁荣的困境",即一方面大繁荣大发展,另一方面开发一处、破坏一处。同时本文亦使用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华县皮影为例,回归历史,分三个阶段,从社会、政治和市场三个维度,讨论乡村文化意义的建构、传播和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