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基于央企审计的经验证据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本文基于审计署央企审计的经验证据表明,我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并且政府审计能够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只有在较好的法律制度环境下,政府审计才能发挥对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调节作用,而在较差的法律制度环境下,政府审计不能提升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应积极发挥政府审计对于企业治理的潜在威慑力,建立政府审计结果运用的长效机制,并大力提升地区法律制度环境。

政府审计能使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更好吗?——来自审计署央企审计的经验证据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使用2010—2017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有的审计署央企审计事件,就政府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审计工作有效促进了国有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并且在法制环境好、流通股比重高、企业所得税税负轻的条件下,其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因此,我国应积极推广各级审计部门对国有企业的审计工作,及时公开政府审计结果,提高各地区法律制度环境,提高国有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重,并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体系。

媒体关注能否督促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

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媒体关注提高了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总体投入水平,尤其提高了地方政府对于废气污染治理的投入水平,但对废水污染治理和固体废弃物治理的投入水平并无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废气污染物具有流动性,本地区排放的废气污染物会随着空气流动扩散到其他地区,因此不论是社会公众还是新闻媒体,都更多地将关注点集中于地方政府废气污染的治理投入,但对废水污染治理和固体废弃物治理投入的关注相对较少。进一步研究表明:从时间动态效应来看,媒体关注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从空间动态效应来看,媒体关注对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督促作用仅限于本省份。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国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的促进作用,做到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活动信息的充分公开,有效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中国地方政府间的企业所得税竞争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空间滞后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但仍然可以通过企业所得税优惠开展中国式税收竞争。本文在构建省级企业所得税优惠衡量指标的基础上,使用面板数据空间滞后模型分析表明,中国地方政府间存在无序的策略互补式税收竞争,并且在企业所得税名义税收优惠上的竞争比实际税收优惠更为激烈。中央政府有必要从企业所得税名义税收优惠入手,采取措施规范地方政府间的企业所得税竞争行为,但同时也应该保持税收优惠政策本身及其实施效果的连续性。

中国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的效率分析

地方政府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主体,其环境保护支出效率对于提高生态环境水平有着重要意义。尽管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文献对我国政府环境保护支出效率进行测算,但几乎没有文献对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效率差异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使用DEA方法测算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的效率,发现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五个省份的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的综合技术效率最高,且不同省市在环境保护支出效率上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效率测算数据本身"截取"的特性,使用最大似然估计的Tobit模型对影响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支出效率偏低,财政分权度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效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建议地方政府注重提高环境保护支出效率,坚持并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努力发挥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对地方政府行为存在的引导作用。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优惠的科技创新激励效应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使用我国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优惠政策的科技创新激励效应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当前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名义税率优惠政策,在激励企业科技创新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能促进上市公司的开发支出和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提高0.263%和0.399%。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内生性问题,将导致高估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因此,我国政府在税收优惠政策执行过程中,应强化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的绩效导向,将税收优惠作为税式支出纳入预算管理,并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体系。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相互传递吗?——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应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微观层面上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的空间互动效应,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可以相互传递。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总体上存在正向空间互动效应,模范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带动周围企业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并且该空间互动效应,只有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才能有效发挥。因此,我国应加大对社会责任模范企业的宣传力度,加强地区法制环境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企业纳税意识,并进一步提升企业公益活动的政策支持力度。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1992年—200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重点考察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人均GDP、第二产业比重与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成正比,而且是否存在激励相容的制度因素也可能对环境污染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新企业所得税法与企业税费负担——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

使用2004—2011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就中国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税费负担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的结果都显示,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有所降低,但各项税费比重和营业税金及附加比重却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并且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税费负担的影响在不同行业有较大差异。此外,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不同税费负担企业的税费负担水平也有着不同的影响。

从基尼系数变化看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保持着上升趋势,在当前收入分配政策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构建ARMA模型可以发现,我国基尼系数将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并在2020年达到0.568的水平。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进而降低基尼系数的有效政策工具,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征管效率和收入规模的现状制约着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基于基尼系数的变化,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取向应该是:实现向综合所得税制转变、适当考虑负所得税、加强税收征管、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并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退休年龄、退休余命与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支付成本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支付成本指的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与个人账户养老保险金收入的差额在不同条件下,退休年龄、退休余命等因素变化对个人账户支付成本的影响有着较大差异。基于个人账户支付成本视角,可以通过合理调整计发月数、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改变个人账户可继承比例、实现养老保险体系动态管理等措施,促进我国养老保险的可持续运行。

政府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存在门槛吗?——基于融资结构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从融资结构视角分析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激励效应,但该激励效应存在融资结构门槛,其中债权融资率和股权融资率的门槛值分别为40.08%和21.80%。只有当企业的债权融资率低于门槛值、股权融资率高于门槛值时,政府研发补贴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因此,我国政府制定研发补贴政策时应考虑融资结构门槛,优化研发补贴的资源配置效果。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

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成本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后,研究发现只有在数字化转型初期,高管股权激励和高新技术企业才会对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产生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初期的劳动力成本提升效应,主要通过引进高技能劳动力的路径来实现,并且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成本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倾向得分匹配法、外生事件冲击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的政策启示包括:我国企业应制定前瞻性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扎实推进企业技术和生产管理模式的全面数字化,避免在转型初期面对转型阵痛而产生短视倾向;劳动者应努力提高自身劳动素质,适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就业环境和劳动力需求变革;各级政府应重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教育和数字技术培训,助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中的矛盾及其化解

我国有必要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它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财政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各省经济发展不平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同步、转移支付均等化效果有限、地方税制建设落后等问题与我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存在矛盾。我国政府在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同时,必须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来化解相关矛盾,以促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费成本的影响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打造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上市公司微观视角,使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费成本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显著降低企业税费成本,且主要是降低企业所得税成本和其他税费成本,但对增值税成本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股权性质为国有企业、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内外部条件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费成本的降低效应更强。本研究为企业如何控制税费成本、优化成本结构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数字经济中的税收征管工作提供了启示。

上市公司收购中的商誉减值风险与应对措施——基于二六三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案例分析

收购重组是现代公司拓展业务规模的有效措施,但各种不良后果也可能在收购后接踵而至,其中商誉减值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文章以上市公司二六三(002467)于2016年计提巨额商誉减值为例,在分析公司上市以来的收购过程和商誉变化过程的基础上,从公司股价波动风险和业绩变脸风险的角度,分析上市公司高额溢价收购后的商誉减值风险,并从制度、公司和政府三个层面提出应对措施。

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

本文以名义税收优惠和实际税收优惠作为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水平的衡量指标,利用我国2008~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对政府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名义税收优惠与企业内部投资规模成正比,而与企业外部投资规模不相关;实际税收优惠与企业内部投资规模和外部投资规模均成正比;同时,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投资规模企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高管的税收征管经历与企业避税——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高管的税收征管经历对企业避税决策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税收征管经历能抑制企业避税,且该抑制效应主要发生在税收征管力度大、金融市场化程度高、法制环境好的子样本条件下。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的税收征管经历能够抑制企业避税,而高级管理人员的税收征管经历对于企业避税的抑制效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提高税收立法层次,打造多元化的企业高管团队,大力完善外部市场环境。

《管子》的收入分配思想及启示

《管子》中包含了丰富的收入分配思想,其中对收入分配的原则、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原因、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危害和解决途径都有一定的论述。本文对散见于《管子》各篇章的关于收入分配的思想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结合中国当前收入分配的现实状况分析了《管子》的收入分配思想对现实的启示。

中国税收优惠水平的演变趋势: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现有文献中,企业税收优惠水平主要有四种衡量方法,且各自都有缺点。文章构建了更为合理的名义税收优惠水平和实际税收优惠水平指标,用以衡量微观企业的税收优惠水平,并以我国2008—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区域和行业的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名义税收优惠水平整体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实际税收优惠水平则整体呈现下降→稳定的变化趋势;企业的名义税收优惠水平低于实际税收优惠水平;各地区的名义税收优惠水平与实际税收优惠水平并不一致,各行业的税收优惠水平基本上与我国产业政策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