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同东盟国家关系的开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盟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中国同东盟国家建交过程中,周恩来从战略的制定到政策的执行,自始至终准确地掌握着历史的微妙变化,以"微笑外交"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发展。其中的体育外交和石油外交更是耐人寻味。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英建交谈判中的中方决策因素

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对于中英建交问题,中方决策层在“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前提下,采取了“不急于建交”的方针,并决定“先谈判后建交”。中英建交谈判是新中国第一次与西方大国进行有关两国关系方面的谈判。与此同时,中苏之间还在进行着缔结新约的谈判。在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中方决策层将中苏谈判放在了首要位置。对于新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争取更坚定的盟友还是获得更广泛的承认,毛泽东等人选择了前者。

任弼时与《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高级干部范围内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由任弼时同志主持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于1944年5月开始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4年10月26日，任弼时同志在讨论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座谈会上发言，

需要有这样一部周恩来研究史

旨在填补"学术空白"的学术专著《周恩来研究概论》将周恩来研究成果作了多阶段、多门类、多层次的综合分析,梳理出"周恩来现象""故事""精神""影响"等富有时代感的学术思想。资料的丰富性,评论的鲜明性,多侧面、多角度、多种手段的运用,是该著的特点。三大核心问题论述及成果之间关系揭示不充分、逻辑结构不够严谨、概念用语次准确统一等,是该著的不足之处。

试论毛泽东对“中间势力危险论”的突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经历了三次“左”倾错误影响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这一过程中,突破“中间势力危险论”的束缚,为实现党内全面深入批判“左”倾关门主义、完善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对建国初期新中国外交方针变化的计量分析——以《人民日报》为样本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外交方针。本文试图通过对一段时期《人民日报》中有关词汇使用频率的变化进行计量分析,从一个侧面分析建国初期中国外交方针的确立与调整。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台政策探析

约翰逊政府时期 ,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开始有意疏远台湾 ,美台之间结束了“蜜月期”。美国不顾台湾的反对 ,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支持研究委员会决议 ;同时停止了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 ,并大幅度削减了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此外 ,约翰逊政府最终搁置了台湾反攻大陆的计划。美国对台湾政策的一系列调整预示着美中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探析

肯尼迪政府时期 ,面对日益复杂化的国际、国内形势 ,美国政府对出口管制政策进行了调整 ,一方面使出口管制政策更加制度化、法律化 ;另一方面努力协调了与西方盟国的关系 ,以提高出口管制的有效性 ;同时对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区别对待 ,以期实现其拉拢、分化的目的。这一政策的实行 ,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关系 ,利用了中苏分歧 ,离间了苏东国家的关系 。

国民党民主派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贡献

西安事变成为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抗日时局转换的关键,它促成了国民党改变政策,停止内战,容纳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以宋庆龄、冯玉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捐弃前嫌,积极要求和平解决。他们联络各方,稳定了局面。同时,国民党民主派还反对主战派武力讨伐西安,支持宋美龄等飞赴西安,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对西方政策探源——以对美英政策为例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西方国家采取了"不急于建交"的政策。在"一边倒",的前提下,新中国决心"另起炉灶",而美国则坚持要求新中国继续"履行其国际义务"。中英关系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但是,英国"门内留一只脚"的政策使其与新中国存在着发展关系的可能性。由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新中国既定的外交方针,中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实现建交具有必然性。

邓小平“港人治港”思想与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

“港人治港”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在解决香港问题上提出的重要设想 ,它包括特殊的制度、高度自治、香港的稳定与发展、治港港人的人选、中央政府与香港地方政府的关系等五个方面。这一思想在统一战线的任务、性质、对象、范围和结构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

就《周恩来研究概论》“笔谈”给编者的信

编辑同志：贵刊2015年第3期关于《周恩来研究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的＂笔谈＂很有意义,特别是石仲泉这样的大家关于《概论》是＂力作＂和三个＂贵在＂的推介,知名专家司云胜、韩同友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使《概论》的成就、意义、和特点得以进一步全面而充分的展示。我的文章和上述三篇评论,其共同的主旨都在于充分肯定《概论》是一部填补空白的成功力作。只是我的文章,可能表达得不够清楚,再者也可能是编者的误解,

任弼时:做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生勤勤恳恳、埋头苦干,被叶剑英称为“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他重视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注意总结工作规律,面对革命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提出过许多重要建议与解决方案,参与了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恩来是怎样做老区扶贫工作的

扶贫工作是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的工作。周恩来担任总理27年,始终心系百姓,关心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的脱贫工作。1951年,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战斗英雄代表和老根据地代表联欢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的观点。他还强调,“如果忘了,就是忘本”。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这个观点,并连用六个“杰出楷模”高度评价周恩来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范。

周恩来是如何进行水利调研的

中国是一个多水的国家,中国人历来重视水利,有仁者好山、智者乐水之说。周恩来从小生活在江淮平原,对水有着特殊的记忆。他一生重视水利建设,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亲自领导了淮河、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和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等水利工程的建设,提出“使水患成为水利”“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的思想。正确的决策来源正确的调研,周恩来关于水利的一切思想、立场、方法和举措,跟他广泛进行水利调研和实践有着密切关系。

向周恩来学协商

协商,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无处不在,它是一种方法、一种技巧、一种本领,小到家庭琐事、大到国际关系都须臾不能离开。在政治领域、社会治理体系中,协商则是民主的实践,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催生民主、推进民主,也彰显民主,因此我们常习惯称之为民主协商。通过民主协商,可以凝聚共识、增进团结,可以聚同化异、弥合分歧,可以汇集智慧、整合力量,可以助推协商民主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刘少奇与新中国外交的几个第一次

刘少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他为创建新中国、推动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人们也许不了解,作为当年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也曾身体力行为开拓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重要贡献。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到最后的阶段。1月下旬,败局已定的国民党政府正式照会各国驻南京的大使馆,宣布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一直坚持“扶蒋反共”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没有去广州,而被传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的苏联大使罗申却去了广州。一时间,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变得扑朔迷离。

任弼时是怎样成为调查研究行家里手的

1948年春，转战陕北整整一年的中共中央决定离开陕北，经晋绥奔赴晋察冀。行军路上，因五台山积雪难行，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被阻于山西省繁峙县伯强村。利用第二天休息的间隙，任弼时特意找来伯强村贫农团主席耿香民拉起了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