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汽车编程者的刑事责任——以“困难境况”刑事正当化为中心的分析

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与普及,相关的刑法课题应运而生,其中最棘手的问题当属“困难境况”下编程者行为能否刑事正当化。当编程者在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和路上第三者的生命法益之间进行选择时,存在成立故意杀人的可能性。当前,我国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规范还不完善,被允许的危险理论无法全部适用,从我国刑法对于紧急避险的法律规定中也无法推导出编程者行为的阻却理由,由此排除了免责紧急避险的适用空间。由于编程者行为无法满足阻却违法紧急避险中的利益优越性条件,所以只能在生命危险的单纯转嫁情形中寻找解决路径。通过深入分析可知,既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空间,亦不具备防御性紧急避险的可能性,最终在义务冲突理论中得以成立违法性阻却事由。

我国气象犯罪立法的应然性研究

气象犯罪是环境犯罪的一个分支,但是气象犯罪具有一般犯罪的典型特征,同时也具备典型的行业性特征。我国对气象犯罪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完整、明确的界定,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必须从应然性角度出发,对其涉及的法益性质进行阶层性分析,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适当的开拓。同时,从可行性的角度提出"大气污染罪"设立的刑事立法建议,完善我国气象犯罪立法体系。

刑法中“个人信息”含义的目的限制

大数据应用技术对信息经济、科学发展与商业利益带来极大贡献,然而信息主体经常于不知情时被他人搜集其各种信息资料,滋生隐私侵害疑虑,甚至危害个人信息受保护的权利。2017年6月1日颁布、出台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解释,对"个人信息"作出定义,但并非所有与个人有关的信息皆属值得保护的范畴,本文采目的解释就个人信息的具体范畴展开探讨,将"识别化"作为认定个人信息的核心特征,并附之以"数据最小收集原则"和"去识别后再识别方法"。大数据时代,如何有效地去识别化将显得尤为重要。

浅析后劳教时代中国轻罪制度的建构

经过多年司法实践证明,劳动教养制度不仅造成违法犯罪行为制裁体系结构的不合理,而且也无法实现保护人权的机能。从运作现状来看,我国原本违法犯罪制裁体系——"三级制裁"所依据的基础理论和法律规定之间有所冲突和重叠。因此,在劳教制度废除后,将劳动教养时代所规范的对象纳入刑法体系中,建立与发展轻罪制度已成为司法制度改革之必须。

正当防卫中主客观价值的差异与博弈

学界关于正当防卫一直存在价值理念上的博弈,其中主客观价值的差异也将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但从自身体系逻辑的自洽性和解释结论的合理性来看,不仅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而且要将行为无价值二元论作为其重要理论支撑,选取正当防卫应否具备防卫意思之理论,分析其对传统犯罪构成三要素之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以探讨犯罪构成对刑法上正当防卫意思之有无影响。

企业合规背景下单位犯罪与企业文化研究

企业合规作为预防、发现和制止企业内部违法犯罪行为的内控机制,是企业治理模式的司法探索。当前,我国正处于企业合规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时期,经历两轮地方试点后,出现了企业合规理论与传统单位犯罪理论水土不服的问题。通过借鉴域外单位犯罪理论和企业合规理论,在厘清合规制度是“违法阻却事由”还是“责任阻却事由”的基础上,提出应重视企业文化在合规制度中的应用,重构单位犯罪理论,在兼顾刑法责任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实现单位犯罪理论向组织责任理论的转变。

从个人保护原则重构正当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

正当防卫限度问题主要有两方面: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及成立限度。文章从正当防卫正当化根据出发,重构正当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通过对个人保护原则的理论溯源,根据个人保护原则作为正当防卫根据的优越性提出解决路径——部分法益悬置说,为正当防卫提供正当化事由,也为其后具体判断限度提供学理参考。反思现有限度认定错误问题,避免正当防卫规定沦为"僵尸条款",但也应注意切勿过分扩张正当防卫的认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审视与完善

认罪认罚制度是在司法有限主义的指引下设置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认罪认罚制度应当在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理念之下,进行基本条件与附随条件的设置,在尊重认罪认罚制度中的"合意"理念,通过司法风险排除程序与司法评价程序的设置来实现认罪认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期对我国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产生积极的影响。

半自动驾驶车辆交通事故的刑事责任

进入自动驾驶车辆的时代,刑法规范势必会受到重大挑战。但在此之前,已经投入市场的半自动驾驶车辆所衍生的刑事归责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找出半自动驾驶车辆与全自动驾驶车辆的差异,界定出半自动驾驶汽车运行中人机合作的注意义务分配界限,以论证其中各主体应承担的风险比例。通过分析,发现半自动驾驶技术在犯罪主体地位、刑事责任分配模式等方面对传统刑法带来了明显冲击。同时,从全球化视角厘清作为半自动驾驶责任主体的驾驶人、制造商的行为承担的刑事责任为何。结合注意义务、结果预见可能性、因果关系及被容许的风险等要素讨论过失犯罪的成立标准。因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制造涉及的企业与人员众多,无法将产品研发制造的瑕疵归责于特定人的过失,因此在面对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涉及的因果关系证明难题时,除了赋予自动驾驶汽车研发制造者特定行为义务外,亦一并提出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论点,以及讨论承认过失共同责任的可行性。